【名老中醫經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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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六經歸類】

本論原就是按六經歸類，但有的條理尚嫌不清，他將三陽病分經證、腑證，少陰病分寒化、熱化，在前人基礎上，進行較全面的調整，使條理更為明晰。

①根據六經病的性質、病位，並歸納了它們的主證、主方，把六經提綱（定義）作了明確規定。

如少陽病提綱原條文為「口苦、咽乾、目眩」，增加了「往來寒熱，胸脅苦滿，心煩喜嘔」；

少陰病提綱原條文為「脈微細，但欲寐」，增加了無熱惡寒，下利，手足逆冷。

太陽、陽明、太陰等亦皆如此。

②確定了六經提綱之後，將六經病篇次作了調整，如根據六經病位元及病勢發展規律，把少陽篇次於太陽篇之後；

綜合分析了瀉心湯類證和梔子豉湯類證的病性、病機、病位，把它們分別列入少陽病篇和陽明病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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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湯方歸類】

這是學習徐大椿《傷寒類方》的研究方法，但更注意各湯方的主證、副證和鑒別證，在徐著的基礎上有較大發展。

並製成圖表以示之，可謂匠心獨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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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證候歸類】

這種研究方法前人也已做過，但按現代醫學生理學系統分類歸納，進行辨證施治，尚無先例。

還有診法、治法等的歸類研究，都能一目了然、明白曉暢。

在歸納的基礎上，他進一步通過聯繫、對比、判斷，尋找規律，得到較為正確的結論。

如對某些條文不清或有疑義處，就綜合有代表性的注家意見，歸納出幾個觀點，再參考仲景其他著作和其他有關名著進行分析研究。

由於是在尊重原著的基礎上按證、方匯要分析，使上下條文聯繫對比，便於學習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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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強調學習診治大法】

《傷寒論》三百九十七法之說沿襲數百年，前輩醫家除少數存疑者外，大多持默認態度，而後學者則大半不求甚解，人云亦云。

俞氏一向反對此說，認為三百九十七法概念不清，邏輯不合理，不利臨床應用。

提醒學者「不宜一傳再傳，貽誤後人」。

為此，他寫了「傷寒論三百九十七法質疑」，闡述他的觀點，並表明他反對三百九十七法，不是否認《傷寒論》，而是為了更加維護《傷寒論》的權威性。

那麼，本論是否有法？

他不但承認有法，而且曾經提出「傷寒論精華在於診治大法」的論點，並主張要把本論的診治大法滲透到中醫各科中去，這種觀點在中醫界產生了強烈的反響。

《傷寒論三百九十七法質疑》和《傷寒論精華在於診治大法》均見本文「醫論」部分，此處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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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理順傷寒與溫病的關係】

自溫病學理論體系形成以來，中醫界對傷寒論與溫病學的關係觀點不一，不少人持有「寒溫對立」的說法。

俞氏力排眾議，指出傷寒和溫病既有聯繫又有區別。

傷寒學說與溫病學說都是前人在觀察診治外感熱病的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的。

本論作者創證候歸納、分經辨證施治範例於前，溫病學派則繼承發揚、充實於後。

他們之間有著相輔相成的關係，不是對立的。

因此，學習《傷寒論》，不能排斥溫病學，而學習溫病學，同樣不能排斥傷寒學說。

他從三個方面進行論證：①傷寒以六經辨證，溫病以衛氣營血或三焦辨證，辨證綱領雖有不同，但臨床診治思維方法是一樣的，都是按陰陽、表裡、寒熱、虛實，把臨床出現的主要症狀和體徵歸納為若干證，然後依證立法，依法立方。

同時都承認傷寒和溫病都是感受外邪所致，表裡可以相傳，寒熱可以轉化，虛實可以變移。

所以，從認識論和方法論上說，傷寒論與溫病學是溝通的。

②傷寒傷於風寒，溫病傷於溫熱，初起發病不同，但寒熱能夠轉化。

當傷寒病邪入陽明時，與陽明溫病證候基本相同，治療大法並無原則上的差異。

《傷寒論》許多主方，如梔豉、柴胡、白虎、承氣、五苓、瀉心、溫中、四逆等，為溫病學家所繼承（從《溫病條辨》一書看得最為清楚）。

③溫病學家繼承《傷寒論》，在臨證實踐中，感到論中尚有不足，對許多主方進行加減化裁，如白虎湯、承氣湯，就分化出許多類方，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傷寒論》太陰病記述簡略，基本上只提到寒濕，後來溫病學家關於溫熱、濕溫的論述，彌補了太陰熱化診治的不足。

《傷寒論》厥陰病篇僅總結厥陰寒化的證治，對於厥陰熱化陰液虧竭引動內風，仲景限於歷史條件未能很好總結出治法，後世溫熱學家填補了這一空白。

因此，俞氏強調，傷寒學者必須兼通溫病學，臨證才能拓寬思路；

溫病學者必須兼通《傷寒論》，臨證才能游刃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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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潛心唯物辯證法的學習重視用哲理指導醫理長期以來】

俞氏堅持學習唯物辯證法，並運用於科研的臨床實踐之中，受到省內外中醫同道的好評。

已故著名中醫學家岳美中曾贈五言律詩一首：「瞻韓在廈門，快慰不勝言。

志向高峰立，醫從絕頂論；

擘經徵舊學，唯物印新痕。

吾輩前輩業，滄溟氣可吞。

給予極大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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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傷寒論》及其作者的評價】

《傷寒論》集秦漢以前醫學之大成，仲景創立六經辨證法則，不僅為外感發熱疾病製定了綱領性診治大法，而且為中醫臨床學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所以，本論被公認為承先啟後的經典著作。

張仲景也被推崇為醫中之聖。

但是，《傷寒論》並非完美無缺。

分述如下：１從《傷寒論》篇首開題（今人通稱張仲景原序）中可以看出，仲景撰著此書除總結自己臨床經驗外，還參考了大量古代文獻———勤求古訓，並廣為收集他人經驗和民間驗方———博采眾方。

其中，仲景臨床經驗（包括六經與他人經驗的重復驗證）是全書的精華。

但是，應當指出，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和個人實踐的局限性，《傷寒論》中也難免摻雜一些主觀或不成熟成分。

如把三百九十七條看作「條條皆真理」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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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傷寒論》中的「傷寒」、「六經」、「陰陽」、「營衛」、「氣血」等術語】

都是援引《內經》、《難經》。

《傷寒論》集「內」、「難」理論和仲景實踐經驗於一書。

因而書中許多觀點，有的遵循《內經》，有的則與《內經》不盡相同。

例如，「陰陽」、「六經」等名詞，仲景原意與《內經》就有差異。

《傷寒論》中三陽三陰病名均承《素問》，但所述病證卻與《素問》大有不同。

仲景總結傷寒診治規律，實際是按證候歸類，只是引用三陽三陰定立病名為綱而已。

由於各自概念未曾言明，容易使讀者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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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仲景在撰著《傷寒論》之前】

對外感熱病，包括當時所稱的傷寒、溫病、時氣、溫疫等曾進行過觀察、研究，原試圖對所有熱病作系統總結。

可是由於個人精力、時間以及所能收集、觀察到的病例都有限，加上歷史條件（如藥物品種較少、有病無藥）等多種原因，事實上無法做到。

因此，他既有大量成功的經驗，也有不夠成熟的經驗（如溫病方面的總結還不全面，對厥陰病的認識還不成熟），甚至還有失敗的教訓。

正如原序所說：「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

這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此外，文化工具的缺乏（晉唐以前無印刷術，全賴傳抄）、醫學思想的保守（秘本不肯公開），以致各本《傷寒論》就有不少互異之處，給後學留下了一定困難。

俞氏認為，《傷寒論》的可貴之處在於它是從臨床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又用以指導臨床實踐。

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難免存在一些不成熟甚至錯誤之處，必須應用唯物辯證法加以整理 並在實踐中進一步提高。

他在《試以唯物辯證觀點剖析〈傷寒論〉》一文中（見本文「醫論」部分）較全面地闡明了這一觀點。

此外，他在《〈傷寒論〉各家注釋校勘意見選評》（《福建中醫藥》１９６２年４～６期）和《試析〈傷寒論〉中的發熱》（見《中醫雜誌》１９８１年９期）等文中，也都是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為指導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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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中醫辨證論治的研究辨證論治】

是中醫臨床診察病情、採取治療措施的基本法則，是理、法、方、藥有機組合的診治體系。

這一診治體系是我們祖先在長期臨證過程中，由實踐到認識，在古代哲學思想影響下逐步形成的，具有朴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內容。

俞氏自５０年代後期就開始應用唯物辯證法研究中醫辨證論治，著有《中醫辨證論治與唯物辯證法》一書（由福建省中醫研究所印，１９６１年內部發行）。

同一時期，還先後發表《論中醫學術的整體觀》、《中醫辨證論治的精神實質》、《氣、陰陽、營衛、津液》、《我對疾病內外因關係的認識》等文，這些文章都是對《中醫辨證論治與唯物辯證法》的輔翼與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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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醫學術思想的唯物觀】

唯物主義首先承認物質（客觀、存在）是第一性。

祖國醫學在朴素的唯物主義思想指導下，認識到人體內外都是物質存在。

俞氏以大量的文獻資料和臨床事實，闡明了氣、陰陽、五行、營衛、精、神、津液、六淫、邪氣、痰、瘀等的物質概念。

認為由於它們的客觀存在，才建立了中醫學術體系。

如果僅把它們看作中醫「術語」，沒有物質基礎，中醫學就是唯心的了，那麼辨證論治也無非是人們的主觀虛構，沒有臨床指導價值了。

所以，研究辨證論治，首先要明確唯物觀這一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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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醫辨證論治的整體觀】

祖國醫學認為人體是完整統一的有機體。

這個完整統一性，一方面是機體內部的完整統一，另一方面是人與外界環境的完整統一。

整體觀是中醫辨證論治的核心，主要反映下列幾方面：———陰陽的對立統一。

調和陰陽，使之恢復相對平衡，是中醫診療的基本特點。

由於陰陽是對立統一的，它們之間有著相互資生、相互依存的關係，任何一方都不能脫離另一方而單獨存在。

因此，無論是採取抑陽救陰或抑陰救陽治法時，都要適當照顧到另一方。

———臟腑相關。

基於對臟腑整體觀的認識，在治療時就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根據經絡與器官組織的主司、傳導及表裡相聯等關係，採取整體療法，如肝腎同治、肺脾同治、金水相生、治肝之病必先實脾、肅肺而通大腸、瀉心火而利小便等。

———天人相應。

基於對「天人相應」的認識，治病時必須「合人形以法四時」，注意結合地理、氣候因時因地制宜。

———情志與疾病的關係。

生活條件與疾病的發生發展也有很大關係，因此臨床上必須全面考慮問題，從各方面尋找病因，針對病因採取適當的治療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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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中醫辨證論治若干辨證規律】

①內因與外因。

疾病的內外因概念，歷代醫家見解不一。

他認為內因指正氣虛，外因指六淫以及外在異常事物的刺激，可用「邪氣」兩字概括。

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依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祖國醫學也有「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的說法，表明內因在發病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而在治療上強調維護正氣，主要措施包括扶陽氣、保津液、護胃氣、調和營衛等。

當然，在外邪強烈的情況下，也注意祛邪以解除外在因素。

但有兩個前提，一是祛邪旨在扶正，二是邪盛正虛應顧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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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共性與個性】

疾病的發生發展、臨床表現以及治療方法，既有其共性，又有其個性。

知道共性，才能掌握其規律，才有診治理法可循；

瞭解個性，才不致被常法機械套住。

既知共性，又曉個性，認識疾病、處理疾病才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

比如傷寒病，由表入裡、由陽傳陰、由經至腑，這是一般規律；

但也有不自太陽始而直中太陰、少陰的，還有自陰出陽的，這又是特殊情況。

又如，發汗、利小便為治太陽病兩大法門。

但太陽病也有不宜發汗或利小便的；

清熱，瀉下為治陽明病兩大法門，但陽明病也有不宜下的，這些都是同中有異。

溫陽法中，又有溫陽固表、溫陽固澀等細法之別，也是同中有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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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現象與本質】

臨床上往往遇到疾病的表面現象並不完全與疾病本質相符，甚或症狀與疾病性質完全相反；

有時性質完全相反的疾病，卻會呈現出若干相似的表像來。

因此，他強調臨床上以唯物辯證法為指導，詳細診察，精心辨證，便能透過現象，抓住本質，辨識疾病的真假。

如判別邪之在表在裡、屬寒屬熱，以證為主；

判別虛實真假，以脈虛從脈、證虛從證；

形氣與脈象真假，以脈象為憑。

疾病在發展變化過程中，有的僅是量變，有的則是從量變到質變。

所以必須用發展的、變化的眼光去認識和處理疾病。

如從梔子豉湯證（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心中懊）到梔子厚朴湯證（心煩腹滿，臥起不安），即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由上焦到中焦）。

由於性質已變，方藥亦隨之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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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本與標】

中醫標本論含義廣泛，就邪正雙方而言，則正氣為本，邪氣為標；

就病因與症狀而言，則病因為本，見症為標；

就病變次第而言，則先病為本，後病為標；

就病所而言，則病在內為本，病在外為標。

分清標本，便能抓住主要矛盾予以解決。

臨證運用標本指導治療的先後，一般都按照「治病必求其本」的原則，治本為先。

但是，由於矛盾可以相互轉化，標本可以相移，在標病危急之時，又應以治標為要務。

俞氏運用唯物辯證法研究中醫辨證論治，提出四診為辨證手段，八綱為辨證綱領，治療原則的選擇為論治關鍵，方藥嚴謹組合為論治的具體措施。

臨證中以中醫基本理論為基礎，審證求因，審因論治。

從辨證到治療，理法方藥融為一體。

中醫學術理論具有唯物、辨證的成分，但不夠完善。

俞氏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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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醫對物質與範疇分別不清】

例如氣、陰陽、五行和營衛等，有時指物質，有時又作屬性、規律、動力、功能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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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中醫對臟腑的認識】

有的是器官，有的僅是對它們生理功能的一種假設。

同一臟腑有兩種以上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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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中醫應用五行學說】

來解釋人體內外各種事物的互相聯繫、制約的關係，在醫學史上起過進步作用。

但由於五行學說的局限性，隨著科學技術知識和方法的不斷發展，曾經是執簡禦繁的五行歸類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就表現出它的臆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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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中醫辨證論治從整體觀念出發】

運用邏輯推理方法，確有其鮮明特色。

但辨證的根據主要是病人主訴和醫者的直觀感覺，難免夾有一些主觀成分。

同一個病人，請幾個中醫會診，常得出幾種不同的結論。

有的病在無證可辨的情況下，往往憑經驗施治，等等。

基於以上看法，俞氏提出，要提高和發展中醫，必須以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導，除了具備堅實的中醫基本理論和實踐能力外，還要掌握有關的現代科技知識（包括現代醫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