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醫經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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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用運氣學說指導臨床實踐運氣學說是古代勞動人民通過長期對天文、地理、曆法以及宇宙萬物生化的直接觀察和體驗而形成的。

強調自然界天時氣候變化和人體息息相關的對立統一關係，並以陰陽五行為核心，以六氣、三陰三陽等理論為基礎，運用天干地支為符號，執簡馭繁，闡述人體生理、病理、診斷、治療等方面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以達到防治疾病的目的，充分反映出中醫「天人相應」的特點。

五運六氣研究自然氣候變化對人體的影響，是在整體觀的思想指導下，以陰陽五行理論來闡述人與天地相參的學說，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的氣象醫學理論。

運氣學說以天干與地支為基礎，預測和推算每年及各季節的地理氣象正常和異常的情況，以作為診斷和治療的參考。

歷代醫家對運氣學說雖見解不同，評價不一，但對四時氣候變化與疾病發生的密切關係，有較為一致的認識。

雖然運氣學說繁瑣奧秘，也滲入唯心主義的成分，但是只要通過實踐，去粗存精，是會給祖國醫學寶庫增添異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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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學的發展，自然界許多事物的變化規律逐漸被人類所認識。

《內經》運氣學說以朴素辯證法思想為指導，認為宇宙萬物無時不在運動變化，人處在天地氣交之中，氣候必然會對人體的一切產生影響。

這些觀點已引起不少科學家的興趣。

我國著名科學家竺可楨指出：「物候現象的週期性波動與太陽黑子變動多少有關，即太陽黑子最多年為物候特遲年。

（《物候學》）東漢王充《論衡?變動篇》指出：「醫家有五運六氣之術，大則候天地之變，寒暑風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

小則人之眾疾，亦隨氣運盛衰。

隨著「醫學氣候學」的發展，生物鐘學說已越來越為醫學家所重視，產生了愈來愈大的影響。

１９７８年美國佛羅里達州召開了一次國際性的生物學節律與藥物學、藥理學、治療學關係的討論會，引起各方面的普遍關注和重視。

此外如死亡與時辰節氣及季節的關係的研究，又有新的發展。

誠然，全盤否定運氣學說是片面的，但是如陳無擇的《三因方》，根據六十年運氣主病，分別處以方藥；

元人劉完素、程德齋的《傷寒鈴法》，以病人得病日期和出生年月，用五行、乾支推定疾病等，這種刻舟求劍、按圖索驥的方法，違背祖國醫學辨證論治的原則，也是不足為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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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療乙型腦炎認識運氣學說１９６０年，廈門市發現的乙型腦炎，其特點是發病急驟，病情變化較快，常出現深度昏迷，抽搐不止，兩目上竄，喘急痰鳴，面唇發紺等症狀。

從五運六氣學說來看，１９６０年是庚子年，乃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在泉。

《素問?氣交變大論》說：「歲金太過，燥氣流行。

所謂歲金，乃六庚之年。

天干的「庚」與地支的「子」均屬陽，故謂太過之年。

本年乙型腦炎發病最高峰是在處暑前後（農曆七月二日），主運在金，客氣在火，又庚運下，加上在泉的燥金，是天氣克運，又是天刑年，在一週六十年中只有一年，而主運和季節適值燥金（處暑後七日卯三刻起）。

本市位居閩南，又屬丙火，從六月上旬起，每旬平均溫度都超過２５℃，七月下旬已達到最高２９℃，一般溫度都保持在２８℃上下，尤其在六月上旬至八月下旬經常保持在２０℃左右的恆定氣溫，也是本病發生最高峰的時候。

從運氣方面來說，客主加臨，燥從火化。

《素問?至真要大論》說：「諸熱瞀，皆屬於火。

吳鞠通說：「暑溫者正夏之時，暑病之偏於熱者也。

又說：「溫者熱之漸，熱者溫之盛也」，「暑有兼風兼燥，而燥有寒化熱化」。

因此，從病因學說來看，本市本年乙型腦炎所發生乃燥金流行之年，為暑燥火三者合併而形成，所以不僅發病急驟，病情亦較嚴重。

從臨床所見，本年乙型腦炎患者絕大多數有角弓反張、肢體強直、兩目上竄或斜視等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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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病理機制，從五行來說，是由於運氣所造成的「金」和「火」的矛盾。

故《素問?氣交變大論》說：「歲金太過燥氣流行，肝木受邪。

《素問?至真要大論》指出：「清氣大來，燥之勝也，風木受邪，肝病生焉。

所以在治療方面，清燥金以白虎湯，平肝風以羚羊角、全蠍、蜈蚣、地龍等。

又考慮到暑熱過盛，火能克金，遂以西洋參之苦甘補土生金。

此外，危重症病例多見有喘急痰鳴，呼吸衰竭，這與《素問?氣交變大論》所說「歲金太過，燥氣流行，甚則喘咳逆氣」相吻合，故用珍珠、猴棗之鹹寒，牛黃之苦平，麝香之辛溫通竅，直達肺經，瀉熱清痰，通竅安神，以治其標。

根據本市十年來氣象臺的氣候記載調查，結合運氣學說作為辨證論治的指導思想，病情雖然嚴重，但卻收到良好的療效。

本組１３８例臨床所見症狀與往年不同，治療亦有差異。

根據溫病的一般治療法則，以下列方劑為主：（１）初起偏於熱者：石膏、知母、銀花、連翹、蓮子心、黃芩、黃連、竹葉心；

（２）抽搐甚者：羚羊角、全蠍、蜈蚣、僵蠶、地龍、雙鉤藤；

（３）喘急痰鳴者：竹瀝、天竺黃、川貝、猴棗、珍珠、牛黃；

（４）高熱昏迷者：犀角、川菖蒲、清心牛黃丸、紫雪丹、安宮牛黃丸、牛黃抱龍丸；

（５）高熱呼吸困難者：西洋參、麥門冬、五味子、玉竹、麝香；

（６）煩躁驚厥者：局方至寶丹、酸棗仁、夜交藤、石決明、龍齒、茯神；

（７）陰液虧損者：高麗參、石斛、生地、麥冬、元參、龜板、鱉甲、牡蠣、澤瀉、山茱萸、沙參；

（８）症狀危重陰陽俱虛者：以白虎湯加西洋參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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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結果：（１）１３８例中治癒１２２例，治癒率８８．４％；

一例因故轉院；

死亡十五例，病死率為１０．８７％，其中四例住院後２４小時死亡，故修正病死率為８．２％。

死亡的１５例均屬於重型及凶型，其餘無一例死亡。

死亡的主要原因以中樞性呼吸衰竭為最多見，計１１例；

迴圈衰竭２例；

過高熱１例；

持續性抽搐１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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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治癒患者中退熱時間及神志清醒時間的觀察：１２２例痊癒患者中，平均退熱日數為３．５天，７５例重型及凶型而有昏迷患者，平均神志轉清日數為３．２天，重型平均２．４天，而凶型則需５．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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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１）本年腦炎較之往年兇猛，盛氏認為其發病原因是暑燥火相合所致。

由於運用了運氣學說作為臨床辨證論治的思想指導，病情雖然嚴重，卻收到良好的療效，從而說明了運氣學說的科學內容和實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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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部分危重病例，在表現陰液虧損陽氣不足徵象時，採用白虎湯佐以西洋參，獲得滿意療效。

據臨床所見，未用西洋參以前，在７０例重型及凶型中死亡１４例，而在使用西洋參的同型１５例中，僅死亡１例，相差懸殊，可見西洋參對痰涎壅盛，呼吸衰竭，有著一定的作用。

據初步體會，當發現高熱而深度昏迷或高熱而呼吸迫促，脈象即呈細數或散大，或體溫突然下降，四肢厥冷，險狀叢生的時候，必配合獨參湯或參麥飲，否則往往在幾小時之內突然死亡。

由於本組病例係由暑傷人，火克金，燥從火化，如單純養陰，則生機滅絕；

單純固陽，則燥熱更熾。

所以用白虎湯清熱，以西洋參補氣固陽而生津液，必要時還必須配合珍珠、牛黃、麝香等，以芳香化濁，清痰利竅，這是陰陽兼顧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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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療肝病認識運氣學說從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１年，我們共收治肝病患者５３８例（包括急慢性肝炎），其中以１９５８年為最多，占三年中總病例的３４．８％。

而在１９５８年中，又以秋季為最多，占全年的４１．２％。

《素問?至真要大論》說：「太陽司天，寒淫所勝……胸腹滿……胸肋胃脘不安，面赤目黃。

而１９５８年（戊戌年）為太陽寒水司天，太陰濕土在泉，其太過之火氣與本病的發生有一定的關係。

其所以秋季發病率為最高，因本年之客氣為厥陰風木，主氣為土，客勝主，濕土受風木之制，使陽明及燥。

從氣象方面來說，全年溫度秋季為攝氏２６．１℃，而夏季平均溫度為２５．９℃，夏秋對比，則秋季平均溫度高於０．２℃。

從最高溫度來說，夏季是３２．８℃，秋季則為３４．１℃，夏秋對比，則秋季溫度高１．３℃。

從濕度來看，夏為８０，秋為７３。

從氣壓來看，夏為１００５３，秋為１００８４，亦有一定距離。

這與秋季發病率最高，亦有一定關係。

１９５９年（己亥年）為厥陰風木司天，少陰相火在泉。

據住院４３例分析，發病率以冬天為最多，占３０％。

從運氣學說來看，己亥年為相火在泉，民得無病，發病較少，似與此有關。

但因病例尚少，只能作初步的分析，不能作為發病的統計。

從氣象來看，本年春冬兩季溫度之比，冬季較之春季高０．２℃亦有一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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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年為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在泉。

《素問?氣交變大論》說：「歲金太過，燥氣流行，肝木受邪。

就發病率來看，本年有１９２例，僅次於１９５８年，占三年中總病例３４．４％。

從全年發病季節來看，以秋冬兩季為最多。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說：「四之氣，民病寒熱、嗌乾，黃癉。

此因為客主氣皆濕土，又承君相火之後，故發濕熱之病特多。

《素問?至真要大論》說：「少陰司天，熱淫所勝。

又說：「少陰司天，客勝則衄……頭痛，少氣，發熱，甚則腫。

在１９２例中，發現有輕度浮腫１６例，占８．３％，這與氣候並非無關。

從氣象方面來說，全年溫度秋季年均為２６３℃，夏季為２５．６℃，秋季高於夏季０．７℃。

夏季濕度為８３，秋季為７４，相差９度。

在秋季中，有３３天下雨，為往年所未見，這與四時之氣，太陰濕土用事，大雨時行，寒熱互至，民病黃疸、衄血，亦有一定關係。

１９６１年（辛醜年）為太陰濕土司天，太陽寒水在泉。

《素問?氣交變大論》說：「歲水不及，濕乃大行……民病腹滿身重濡泄……民病寒疾於下，甚則腹部滿浮腫。

在當年上半年收治的１２９例中，從春夏兩季來看，以春季為最多。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說：「太陰司天之政……民病寒濕、腹滿、身月真月賁、月付腫、痞逆。

此因「陰凝於上，寒積於下」，故所病背寒濕也。

《素問?至真要大論》說：「太陰之勝……胃滿……少腹滿……頭重，足脛月付腫，飲發於中，月付腫於上。

據當年臨床所見有浮腫之症，與寒濕合病非無關係。

５３８例患者中，男性３７０例，多於女性，年齡以２１歲至３０歲為最多。

臨床主要症狀與體徵除肝腫痛，食欲不振等外，而無黃疸占多數。

發病季節，１９５８年以秋季為多，１９５９年以冬季為多，１９６０年以秋冬兩季為最多，１９６１年以春季為最多。

因此，從發病季節和臨床症狀的不同特點來看，可說明自然界氣候變化對人體的影響。

茲舉臨床病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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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武某某，男，５０歲，已婚。

１９６１年４月６日，以肝腫大４年為主訴而入院。

患者肝區陣發性疼痛，上腹部悶脹，常於下午全身瘙癢，睡眠夢多，心跳甚劇，頭暈，全身疲乏無力，偶有乾咳無痰，口苦而乾。

最近上下肢及顏面有輕度浮腫，食欲較差，大便不正常，時秘時瀉，偶感煩躁，腹內煩熱，眼珠有紅絲，舌苔老黃厚膩而乾燥，脈弦數。

體溫正常，營養中等，面色紅潤而略帶黃色，肝腫大於右肋下２．５ｃｍ，有叩擊痛。

肝功能檢查：總蛋白７．４６，白蛋白５．１０，球蛋白２．５４，麝濁３單位，鋅濁５單位。

經過反復治療，住院三次，療效未見鞏固。

在住院時，曾用中藥疏肝養肝如逍遙散加減及補脾健胃如參苓白朮散之類，以及平胃消食健脾之劑，配和西藥肝精、維生素Ｂ１２、王漿維生素、人參精等，治療效果不甚明顯。

腹部脹痛，打呃，全身困倦，頭暈，口乾，小便短，大便瀉等症狀反復出現。

後乃考慮當年為上土下水，寒濕內蘊。

《素問?本病論》說：「是故醜未之年，少陽升天，主窒天蓬，勝之不前。

又或遇太陰未遷正者，即少陰未升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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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運以至者，升天不前，即寒務反布，凜冽如冬……暄暖乍作，冷復布之，寒暄不時。

民病伏陽在內，煩熱生中。

因醜未之歲，陰專其令，陽氣退避，民病腹脹跗腫適相符和。

乃以李東垣清暑益氣湯，辛甘化陽，酸甘化陰，亦即《素問?至真要大論》所說：「太陰司天，濕淫所勝，平以苦熱，佐以甘辛。

李東垣說：「以黃耆、人參、甘草補中益氣為君；

陳皮、當歸甘辛微溫，養脾氣和血脈為臣；

蒼朮、白朮、澤瀉滲利除濕，升麻、葛根苦甘平，善解肌熱；

又以濕勝則食不消而作痞滿，故用神麯之甘辛，青皮之甘溫，消食快氣；

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故以黃柏之苦寒，借甘味瀉熱補水，虛者滋其化源；

五味子、麥冬酸甘微寒，以生津養肺。

服至四劑，頭暈、腹脹減，食欲增進，舌苔轉薄白，再經此調理匝月而愈。

總之，五運六氣是古代研究自然氣候變化對疾病影響的一種學說。

它雖以生克制化，運氣盛衰的關係為基本規律，但不等於機械的推斷，必須因地制宜，通權達變，靈活掌握，去粗存精，取其合理應用於臨床，才是繼承和發揚祖國醫學的正確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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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氣化及臨床應用氣，這一概念的產生，是我國古代人們通過長期觀察和體驗得出來的。

最初，是指天空中的氣，地上的風氣，呼吸可以感知的自然大氣。

《說文》說：「氣，云氣也，象形。

說明原始的氣的概念的形成，是緣於自然形象。

引申之，凡與云氣相類似的現象都可歸為氣。

古代朴素唯物主義者認為，宇宙間一切有形之物都來源於無形之氣。

早在春秋時名醫醫和就提出固定形體的萬物是由氣生成的，認為：「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其中六氣是指變化無形的現象，因此說：寓無形化生有形之義。

戰國中期的莊周使這一思想更加明確，提出「氣變而有形」的思想。

他在《莊子?至樂》中云：「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

認為無形之氣先於有形之物，有形之物是無形之氣變化產生的。

在《知北遊》中，莊子還指出：「人之生，氣之聚也。

聚則為生，散則為死。

……故曰：通天下一氣耳。

這不僅把生命過程歸之為氣的聚散，而且在「通天下一氣耳」的表述中蘊含著氣一元論這一東方傳統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自然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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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氏認為：古代哲學中，「氣」是表示物質的普遍概念，而在中醫學中，就形成了許多名詞術語。

這些名詞術語既有區別，又有聯繫，大多是在不同層次上體現了物質這一概念。

它可分為廣義與狹義兩類。

如「氣聚而有形」的氣，就是廣義之「氣」，誠如《素問?天元正紀大論》所說：「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同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成章。

《素問?氣交變大論》：「善言氣者，必彰於物。

狹義的氣，如「血氣」、「精氣」、「穀氣」等概念，都有特定所指，表示的是對人體有不同作用的一些物質。

這些不同的物質之間有時是可以相互轉化的。

據分析統計，《內經》１６２篇中，用氣作篇名的有１９篇，全書僅有１２篇中未見一個「氣」字，其他１５０篇中皆有多少不一的氣名。

《內經》中各種氣名共２９９７個，氣名分類有２７１種，如細緻地將這些「氣」再作分類，其中物質內氣１０７種：如真氣、穀氣、精氣、營衛、陰陽、神、五臟、六腑、經、脈、氣穴等；

功能性內氣７９種：如氣化、脫氣等；

物質性外氣６８種：如天氣、地氣、大氣、六氣、毒氣、殺氣、金、木、水、火、土、雨、云等；

功能性外氣９種：如氣交、氣迫等；

此外，尚有指內外氣４種：如「邪氣」、「其氣」等有時指內氣，有時指外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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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經》中有關的氣學說，實為中醫理論。

如攝生，陰陽五行，天人相應，五運六氣，臟象經絡，病因病機和辨證施治等的科學核心，由於「氣」的貫穿和滲透其間，乃形成了祖國醫學獨特的理論體系。

《內經》中闡述有關「攝生」的原文不下１７篇，主要內容著重說明人之可以延年益壽，防病抗老，須注意三個環節：一要使體內的陰陽二氣在運動中保持平衡協調；

二須注意體外環境的變化；

三要盡可能做到內氣與外氣平調的養生法則，這都是關乎「氣」的。

《內經》中有關「陰陽五行」的原文更多，過去一般均認為陰陽五行學說是中醫理論的核心。

盛氏認為，五行的生克乘侮和歸類離不開陰陽的氣化作用，而陰陽雖看似兩物，實則一氣也，故可以說明陰陽五行是氣學說的衍生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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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經》中闡述有關「天人相應」的整體觀，究其實質，乃在於人體內氣與外氣的交相呼應，相互協調，用於說明內外環境的統一性和人與四時五方的相關性。

《內經》所闡述的「五運六氣」的基本觀點，不外乎說明：六氣為天氣，五運為地氣，天氣降，地氣升，相互為用，是萬物（包括人體）正常生化的機理。

盛氏認為：運氣學說和陰陽五行學說一樣，作為氣學說的分支理論，相輔相成地用以表明，陰陽五行是萬物的綱紀，年歲的四時，人的生長衰老等生理和病理變化，都離不開這個基本規律。

《內經》闡述的有關「臟象經絡」，不論是指形臟、神臟或經絡俞穴，更多地重視其氣和氣化作用，故作出了「凡有皆象，凡象皆氣」的概括，並明確指出「人之精氣津液血脈，分則為六，合則一氣耳。

盛氏認為：人之經絡為「氣」之經隧。

經氣、脈氣可衍為營氣、衛氣而內外交通；

臟腑的功能也無非是通過陰陽、營衛等氣機而完成生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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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經》中在闡述有關「病因病機」時，明確提出「審察病機，無失氣宜」的認識。

盛氏認為：中醫病因學不外乎說明病氣（即外感六淫之氣，內傷七情之氣，內外邪氣併合）或傷經、傷絡、傷臟、傷腑，或在表、或在裏，然皆由於氣機失宜。

所以《內經》中明確提出「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正氣存內，邪不可干」。

還認為：中醫病機亦不過是陰陽二氣的偏勝偏衰，五行之氣的乘侮，臟腑之氣的盛衰和逆亂等四端所引起的不同病證。

《內經》中記載的有關「辨證診斷」，不論在診則、四診合參，或是預測疾病之轉歸等方面，關鍵在於辨別陰陽氣之偏盛，五行氣之乘侮，六經氣之消長，臟腑氣之虛實，天人氣之相應等方面。

盛氏認為《內經》中所闡述的這種整體觀的診法，為現代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提供了雛形。

至於《內經》中所闡述的有關「方藥論治」，其宗旨亦在於調氣，其中所涉及的治則、方藥和針灸、氣功等，都不外乎在於調理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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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經》的基礎上，歷代醫家對氣學理論多有所發展。

如金元時劉完素提出氣的「亢害承制論」，從而使中醫的「元氣論」更為深化；

李東垣的「內傷學說」也以論氣為中心，深刻地揭示了氣的升已而降，降已而升，如環無端，這一對生命活動起著重要作用的理論；

明清時喻嘉言著「大氣論」，明確指出，人的生命「其所以統攝營衛臟腑經絡，而令充固無間，環流不息，通體節節皆靈者，全賴胸中大氣，為之主持」，其大氣一衰，便「出入廢，升降息，神機化滅，氣立孤危」；

此外如徐大椿宣導「命門元氣論」；

林佩琴論治「諸氣」；

唐容川論「氣血」以及近賢張錫純論「大氣下陷」，及許壽仁談「調氣」等，都從不同的側面闡述了氣學理論。

明代吳有性總結創建了「戾氣」、「雜氣」病因學說，對溫病學派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分析《內經》及歷代醫家有關氣學說研究的發展，盛氏指出：氣不僅是人體生命的基礎物質，有其相應的功能活動，而且對人體也起著重要的調節作用，從而成為祖國醫學整體觀的重要核心。

盛氏認為人體是氣所生的，人體的生理是氣化的協調，病理是氣化的障礙。

因此，一旦氣有虛實盛衰，氣之運化失調，臨床上便會產生諸多氣病證候，這誠如《丹溪心法?六鬱》所云：「氣血衝和，百病不生。

一有怫鬱，諸病生焉。

故人身諸病，多生於鬱……戴云：鬱者，結聚而不得發越也，當升者不得升，當降者不得降，當變化者不得變化也；

此為傳化失常，六鬱之病見矣。

張景岳所說「凡病之為虛為實，為寒為熱，至其病變莫可言狀，欲求其本，則止一氣足以盡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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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氣有不調之處，謂病本所在之處也。

盛氏認為，這是對疾病病機的根本性認識，證之於臨床，信不可誣也。

盛氏治療氣病證候，總離不開直接或間接地調理氣之偏勝，氣化之紊亂，使其恢復正常的功能和運轉，則諸氣病可迎刃而解。

在《調氣論》一書中，提出了方藥調氣、針刺得氣、氣功調息和太極拳運氣等四種調理氣機的方法。

這裏重點對方藥調氣一法進行探討。

如氣不足而致的氣虛之證，當採用補氣益氣；

氣虛下陷者則當補而升之，氣脫不固者則又當斂氣固脫。

氣有餘而致的氣實證，又當視其證候，分別採用宣氣、鎮氣、降氣、行氣或破氣等不同治法。

如氣鬱氣滯者，當予行氣解鬱；

氣結者則當宣氣散滯，甚或破氣散結；

氣逆者則又當鎮氣降氣。

為了刪繁就簡，從博返約，臨床上可將調氣諸法，概括為：補氣、疏氣、升氣、降氣等四類：氣虛則補之，氣滯則疏之，氣陷則升之，氣逆則降之。

在補氣類中，有補益中氣，補氣升提，補養肺氣，益氣固表，溫補腎氣等法；

在疏氣類中有疏肝理氣，和胃理氣等法；

在升氣類中有升提中氣，升降氣機等法則；

在降氣類中有降氣寬胸，降氣止嘔，肅降肺氣，平降衝氣諸法。

茲將盛氏在臨床上常用的調治氣病的法則方劑概要總結如下：健脾益氣———四君子湯、參苓白朮散；

健脾理氣———香砂六君子湯、異功散；

益氣固表———玉屏風散；

益氣生津———生脈飲；

益氣清肺———人參蛤蚧散、補肺湯；

溫補腎氣———腎氣丸；

補腎納氣———參蛤散、人參胡桃湯；

回陽益氣———參附湯、保元湯；

益氣補血———歸脾丸；

補氣溫中———理中丸；

補氣活血———補陽還五湯；

清暑益氣———清暑益氣湯；

和解益氣———小柴胡湯；

行氣解鬱———越鞠丸、半夏厚朴湯；

疏肝理脾———四逆散；

疏肝理氣———逍遙散；

理氣和中———二陳湯；

溫中行氣———厚朴溫中湯；

清氣化痰———清氣化痰丸；

行氣導滯———木香檳榔丸、木香導滯丸；

行氣散寒———良附丸、暖肝煎；

行氣活血———血府逐瘀湯、金鈴子散、丹參飲；

理氣養陰———啟膈散；

行氣止痛———加味烏藥散、七厘散；

化氣行水———實脾飲、五苓散；

補中益氣———補中益氣湯；

補中升陷———舉元煎、升陷湯；

補中降氣———大半夏湯、四磨湯；

和胃降氣———半夏瀉心湯、丁香柿蒂湯、橘皮竹茹湯；

溫肺降逆———射干麻黃湯；

降氣化痰———旋覆代赭湯；

降氣平喘———蘇子降氣湯、定喘湯。

盛氏對於一些常見病、多發病乃至疑難雜症的治療，常以氣及氣化理論指導立法處方用藥，屢起沉屙痼疾，療效卓著。

略舉數則以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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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一）通腑氣調和中氣治胃痛胃脘痛是臨床最常見的多發病之一，其病因錯綜復雜，如治不得法，常致病情加劇，病變蜂起。

胃居中土，為多氣多血之經，乃人身升降之樞紐，名倉廩之官，主納食消穀。

蓋胃稟衝和之氣，稍有偏勝，每易成疾。

古人有「六腑以通為用」之說，治療胃脘痛則以「通則不痛」而立論。

盛氏曰：「通之之法，迥然各異，虛者補之，寒者溫之，氣陷者升之，氣鬱者舒之，火熱者清之，濕阻者化之，食滯者導之，痰凝者開之，血瘀者行之，氣逆者降之，皆通之之義也，倘若拘於泄下為通，則差矣。

治療胃脘痛必須善於調和中氣，正確掌握行氣疏通之法，即使屬於脾胃虛弱之胃脘痛，也須「補中寓疏」或「疏中寓補」。

臨證處方喜用花類藥物以行氣解鬱，花類藥物別具芳香之味，輕靈之性，和胃悅脾，常辨證選用川朴花、扁豆花、玫瑰花、旋覆花、紅花、萼梅花、葛花等諸花以治療胃脘痛，常收卓效。

對於某些頑固性胃脘痛則根據「久痛入絡」，選用蟲類諸藥如全蠍、蜈蚣、九香蟲、地龍乾等品以通絡止痛，搜風解痙。

茲將臨證常用的調氣法，治療胃脘痛經驗歸納為如下十法：１健脾補氣法：適用於脾氣虛弱，運化失健。

症見胃脘隱隱作痛，得食或揉按則舒，納食少，面色萎黃，形瘦口淡，大便溏薄，舌質淡，脈細弱。

常用藥物有「黨參、黃耆、白朮、蓮子、扁豆、淮山、砂仁、白豆蔻等以補益脾胃、調理中氣。

其中盛氏尤喜用砂仁，因砂仁不僅溫肝醒脾，且於大隊補脾胃藥中，具有調中和氣之力，有補而不滯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