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諸家著作之中】
劉氏對張仲景《傷寒論》及《金匱要略》的研究尤深。
他精讀原文,對《傷寒論》字斟句酌,探隱索微,既讀於有字之處,亦讀於無字之處,深刻領會其精神實質,細玩其理法方藥,窮其理致。
他認為,辨證論治是中醫的精髓,《傷寒論》方是中醫方劑之祖,故學中醫要在《傷寒論》的學習上下功夫。
古今醫家其成大器者,大都得力於《傷寒論》之學。
在原文學習以外,他廣泛參閱後世諸家注述,對成無己「傷寒三種」(《注解傷寒論》、《傷寒明理論》、《傷寒方論》)、柯韻伯《傷寒來蘇集》、錢天來《傷寒溯源集》、尤在涇《傷寒貫珠集》以及《醫宗金鑒?訂正仲景全書》都作了深入的研讀。
他將《傷寒論》與《金匱要略》的學習結合在一起,認為學《傷寒》不可不學《金匱》,否則只得半部仲景。
在《金匱要略》的學習上,他較多地參考了尤在涇的《金匱要略心典》。
總之,劉氏得力於仲景學說最多,在仲景學說研究方面造詣極深。
至晚年對《傷寒論》、《金匱要略》的原文包括方後注所言煎服法、禁忌、加減等內容的記憶仍然準確無誤。
他對仲景方的記憶採用了陳修園的《長沙方歌括》,如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芩連苦降籍薑開,濟以人參絕妙哉;
四物平行各三兩,諸凡拒格此方該。
小柴胡湯「柴胡八兩少陽憑,棗十二枚夏半升,三兩薑參芩與草,去渣重煎有奇能。
所以他對原方諸藥用量都有準確把握。
劉氏在臨床上長於運用仲景理法方藥,既能遵守仲景原則,又能變化於仲景之外,靈巧活潑,妙不可言。
劉氏治學《傷寒論》多用《內經》陰陽學說、臟腑經絡理論以及病因病機知識進行理解,他在諸多《傷寒論》注解中最看重金人成無己的《注解傷寒論》,認為成注長於以經解論、以論證經,將《傷寒論》與《內經》牢牢地結合在一起。
他認為,日本漢方家重《傷寒》而輕《內經》,其重《傷寒》可取,而輕《內經》則甚不可取。
此外尤需特別提出的是,劉氏對清吳謙等人所撰《醫宗金鑒》推崇備至。
他教導學生說,《醫宗金鑒》是由清政府組織編撰的,過去稱為「禦撰」《醫宗金鑒》,其書辨證精審,方藥精煉,療效可靠,前清時太醫院考試以該書為範本。
長期以來,相當多的北方醫生一直以該書為枕中寶典,以之名世者甚眾。
他對其中《雜病心法要訣》以及《婦科心法要訣》嫺熟於心,對其理法方藥皆能信手拈來,臨床運用頗多。
他對李東垣的脾胃學說、劉河間的寒涼瀉火思想,張子和的攻邪論、朱丹溪的養陰理論亦用心頗多。
嘗謂李、劉、張、朱,其所以能成為一代名家,而為後世效法,經受得起時間的檢驗,說明他們的理論有其科學道理。
四家學說雖然各有所重,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其理論意義和實用價值是不可否認的。
作為中醫臨床醫生,對四家學說應該認真學習,仔細琢磨,掌握其精髓,明白其原理。
他對葉天士的《臨證指南醫案》、吳鞠通的《溫病條辨》、薛生白的《濕熱條辨》和王孟英的《溫熱經緯》也下過很深的功夫,葉、薛、吳、王的學說對他的影響亦很深刻,其清熱之法、治濕之法和養陰之法為他臨床所常用。
他對清代名家醫案也常常研習。
總之,劉氏好學不倦,其學術淵源深遠廣博,知識儲備極其豐富。
昔賢徐大椿云「用藥如用兵」;
劉氏學驗俱豐,恰如胸中有雄兵百萬,故臨床制病之法極多,運用自如,功效卓著。
劉氏在治學方面有如下幾個突出的特點:1重視基礎理論,精研實用技術。
他從16歲起開始學醫,7年後懸壺治病,至今從未脫離臨床實踐。
他十分重視對臨床技能的學習,這與只對理論問題感興趣的學者不同,更與徒作紙上文章、「玩醫學」的人不同。
他認為,醫學是濟世救人的實用學科,救死扶傷是其最高目的,故學醫一定要重視實用技能的學習。
同時認為,基礎理論的學習同樣也非常重要,要真正成為一個高水準的臨床醫生,只有望、聞、問、切的實際技能,只有處方用藥的實踐經驗,而沒有理論的指導,沒有理論的解釋,即使取得了較好的療效,這種醫生也只算是「醫匠」,是「開方醫」,因為他們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如果一名醫生只記住了一大堆的對號入座的方藥應用模式,而沒有基礎理論作為指導,那他就不可能應付復雜多變的臨床病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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