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醫經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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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德文編】

博採眾長治病不拘一格的臨床家何炎燊 馬鳳彬整理 編者按：何炎燊，全國著名的中醫臨床學家，現任廣東省東莞市中醫院名譽院長、主任醫師，廣州中醫學院兼職教授。

因其刻苦鑽研，博採眾長，兼收並蓄，不拘一格，經５０年臨床實踐磨煉，終成一代中醫名家。

更由於在醫療、教學工作中的傑出貢獻，獲衛生部授予「全國衛生文明先進工作者」稱號，１９９１年獲批准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本文重點介紹何氏博采各家學說，集百家為一家，蓄眾長為己長，治病不拘一格；

治急病行霸道，重視下法在內科急症的應用；

主張傷寒溫病，既應合流，更應發展的學術觀點。

臨證擅長化裁古方，強調育陰潛陽，扶持胃氣的診治特色。

名案評析所收錄中風、急進性腎炎、習慣性流產、紅斑狼瘡、高血壓危象案等，更能反映他臨床辨證思路和用方巧妙。

醫論醫話中，「論古人著書校勘之疏忽大意」，可知何氏精心細讀前賢醫著，取其精華，為己所用；

指出謬誤，推陳出新，其治學之嚴謹，由此可知。

「請君一讀《郭玉傳》」更顯他「不分貧富貴賤，都一視同仁，細心診治」的崇高醫德。

所收錄的「二甲調肝湯」等四首經驗方，即何氏長期臨床實踐的結晶，今公諸於世，有心習者，定能受益。

總之，細讀全文，這位出身貧寒，歷經坎坷，自學而成才，在實踐中揚名的老中醫的治學方法和學術經驗，定會使後學之人受益匪淺。

鍥而不捨，金石可鏤。

———《荀子?勸學》 玉紮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

———韓愈《進學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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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炎燊】

廣東省東莞市人，生於１９２２年１０月，現任東莞市中醫院名譽院長、主任醫師，東莞市中醫學會理事長、東莞市科學技術協會名譽主席、廣州中醫學院兼職教授。

他又是廣東省政協第四、五、六屆委員，東莞市（縣）政協第一、二、三屆常委，第四、五屆副主席。

何氏自幼受業於宿儒李仲台先生，在名師的薰陶下，從小就有「不為良相，當為良醫」的抱負。

考入高中後第二年，日寇侵佔華南，莞城淪陷，父親在戰亂中病逝，家產蕩然無存。

他不因中途失學而灰心，在十分惡劣的生活環境裡，發憤自學中醫。

他開設私塾，白天教書，靠微薄的收入，以養母弟。

入夜，則在一盞黯淡的桐油燈下，刻苦攻讀醫書。

２１歲起即以術問世，迄今逾５０余載。

他從醫不久，即享盛名，四方求診者，日踵於門。

他為了儘量多診治一些病人，不論嚴寒酷暑，每天早出遲歸，５０年如一日。

他不但醫德高尚，醫風正派，極為群眾所稱道；

還致力於中醫教育事業，先後主辦了五屆中醫學徒班，兩屆西醫學習中醫班，培養中醫和中西醫結合人才２５０多人，為中醫事業後繼有人，付出了畢生精力。

１９７８年廣東省人民政府授予他「廣東省名老中醫」光榮稱號，１９８６年衛生部授予「全國衛生文明先進工作者」稱號，１９９１年７月，為了表彰他對我國中醫藥事業作出的突出貢獻，國務院批准他享受政府特殊津貼，並頒發了證書。

何氏精勤力學，至老不倦，除博覽中西醫籍外，還旁及經史古文詩詞，故學識淵博，深受同道尊敬。

他治學態度嚴謹，客觀求實，對古今各醫學流派，不存偏見，故能擷采眾長，為己所用。

臨證精思明審，運用古方以治今病，常有得心應手之妙。

何氏鑽研傷寒、溫病數十年，主張「寒溫合流」，對外感熱性病的理、法、方、藥都有所創新。

又專於雜病，對內、婦、兒疾病均有獨到的經驗，救治頑症痼疾，數不勝數。

他治療急、重病，擅用霸道，常說：「試看興王佐命臣，哪有一個和平老？

而治療慢性病，則主張「王道勿求近功，處處要扶持胃氣，顧護真陰」。

他勤於筆耕，著述甚豐，雖診務繁忙，社會活動多，但不忘抽暇撰述，已在省級以上公開醫刊發表論文５０多篇，已出版專著有《常用方歌闡釋》和《竹頭木屑集》。

何氏雖已屆高齡，仍老當益壯，為中醫事業，辛勞不懈；

以「有殘年而無閑年，我一息尚存，將繼續奮鬥」的高尚品德要求自己；

常以「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來抒發自己為中醫事業奮鬥終生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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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一、各家學說，俱收並蓄，治病不拘一格何氏少時從宿儒學習五年，熟讀經史、古文、詩詞，對古典文學造詣頗深，為他自學中醫打下牢固基礎。

他曾說：「沒有祖傳師授，光靠自學歷盡艱辛，花費的時間和精力比別人多，這本來是件壞事，但對我來說，卻是一件好事。

好就好在完全靠自己獨立思考，不會被一家之言，先入為主，印定耳目，以致臨床思維，偏向一邊。

他又說：「常見行道數十年的老中醫，必有幾套看家本領，或長於溫補，或擅用寒涼，或善治驚疳，或專醫崩漏；

甚至對一方一藥的運用，也有獨到之處，如『竹茹先生』、『平胃散大夫』等。

而自己則十分慚愧，可以說是一無所長。

如果一定要說出自己幾十年讀書臨證有哪一點成就，那麼，一言以蔽之曰：師古而不泥於古，能擷采眾長，為己所用；

而辨證細心，據理治病，不拘一格，如此而已。

何氏博覽群籍，對宋、金、元、明時期爭鳴的百家，用歷史唯物觀點，詳細分析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和當時人民生活狀況，對他們某一方面的成就，都給予肯定，不存任何偏見。

例如，寒涼派的劉河間，倡「六氣皆從火化」之說，立防風通聖散一方，治療外感熱性病。

何氏認為此方祛風解表、瀉火通腑、疏瀹氣血，是表裡上下同治之法，加減運用以救治不少中風陽閉危症，都能轉危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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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脾胃學說專家李東垣的補中益氣湯為世所重，而其清暑益氣湯卻被後世溫病家訾為「藥物駁雜，有清暑之名，無清暑之實」，王孟英竟另立一方代之，李氏名方遂被擱置。

何氏卻認為，此方最能體現東垣之學術思想。

方以補中氣，升清陽的補中益氣湯為基礎，合生脈散以保肺救津，又加蒼朮、神麯、青皮以燥中焦之濕，黃柏、澤瀉瀉下泉之火，用意十分周匝。

在今天，隨著人民生活和飲食結構的改變，勞逸失節傷氣，煩勞操持傷陰，酒醴冷飲生濕，甘肥炙生熱等病機，往往在一個患者身上同時出現，清暑益氣湯的加減應用，範圍更廣了。

何氏以擅治腎炎名聞海內外，他治急性腎炎，用氣味俱薄的葉氏枇杷葉煎，輕可去實，肅肺化氣以行水。

治急進性腎炎血尿如注，宗丹溪「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說，認為是陽陷陰絡，迫血妄行所致，不用涼血止血藥，而用大補陰丸得效。

治療慢性腎炎水腫反復不愈，則從張景岳的「水腫用溫補而愈者，愈出自然，用攻破而愈者，愈出勉強」之說，用大補元煎，屢收實效。

腎炎發展到尿毒癥，何氏則認為是：脾腎久虛，由虛到損，損久不復，則脾之健運失職，腎之分清泌濁功能喪失，於是濁陰凝聚，鬱而化火，是一個由虛變實的過程，即《內經》「重陰必陽」之理，此時應急則治標，用劉氏神芎導水湯大寒清泄之劑，救治了數十例，能降低血氮，改善症狀，延長病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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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小兒腹瀉，暴注下迫，發熱煩渴，用葛根芩連湯、白頭翁湯一般通治之法不愈的，何氏加入白虎湯則效。

有人說，白虎非止瀉之方，何氏認為，無形邪熱，流於陽明之經，迫津液外泄為大汗，仲景用白虎湯。

今無形邪熱下注陽明之府，卻不成裡結，而迫津液外泄為瀉，症雖異而理同，故亦用白虎治之屢效。

陽明為三陰之屏障，一旦藩籬盡撤，邪陷三陰，立即化為虛寒兇險之症，此「重陽必陰」之理。

何氏仿謝映廬《得心集》大回生湯之法，用大劑丁蔻附桂理中湯，加黃耆、五味、赤石脂、全蠍等，挽救不少危重患兒。

綜上所述，說明何氏能吸收古賢各種寒熱攻補之法，因人因證而施，治病不拘一格。

何氏對古今有成就的醫家，都十分尊敬，但不盲目崇拜。

他鑽研傷寒溫病數十年，尊崇仲景，卻沒有成為泥執仲景成法的「經方派」；

他佩服葉天士，卻沒有成為徒尚輕靈的「時方派」，也不同意葉氏的「柴胡劫肝陰，葛根竭胃汁」之說；

他讚賞王孟英，但惋惜王氏偏好寒涼，畏羌、獨、芎、防如虎，而他用活人敗毒散治癒１０００多例流感和登革熱，雄辯地說明，寒溫之間，本無界限，不能偏執。

凡是活人之術，不論古的、今的、中的、西的，以及針灸外治，民間草藥單方，何氏都俱收並蓄，不肯輕棄。

他用瀉曲池、補足三里的針法，治癒遍身風疹塊、高熱持續的少年；

用熱酒浸足的外治法，救治一鼻血不止的農婦，至今為人稱道。

早在４０年代，他認識一位元外科鈴醫，此人朴訥忠厚，可惜少不知書，不懂內科，只會用草藥治外症，但有好幾例腸傷寒，誤用溫補，出現嚴重血症，此醫用鮮崩大碗二斤，搗汁與服，皆轉危為安。

何氏吸收其經驗，經多年搜集崩大碗資料和臨床驗證，認識到崩大碗甘淡而寒，去濕清熱解毒力甚強，又不傷正氣，用治急慢性腎功能衰竭百餘例，降低血中非蛋白氮，確有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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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韓愈說：「玉紮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

這句話，何氏可說是當之無愧的。

二、治急病，行霸道，擴展下法在內科急症的應用《素問?至真要大論》「治有緩急，方有大小」，示人急重病必須急治。

何氏主持病房工作２０餘年，搶救不少危重病例，他主張：治急病，須行霸道，才能撥亂反正。

例如，用大劑「近效朮附湯加味」（白朮６０克、附子１８克、炙草９克、生薑１５克、大棗６枚、天麻１５克、半夏１５克）救治虛寒性高血壓危象的老年患者。

用吳茱萸湯治療寒邪上逆的頭目暴痛，都有立竿見影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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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治療出生才７０天的嬰兒極重型小兒腹瀉，連用丁蔻附桂理中湯１７劑，始轉危為安。

而運用下法治療內科急症，常有得心應手之妙，大大擴展了下法的臨床應用範圍。

下法是中醫治病八法之一，最早見於《內經》，而用諸臨床，實始於仲景。

仲景把下法與汗法看作祛邪外出的重要手段。

所謂邪，不單是指外感六淫之邪，還包括疾病發展過程中的某些病理產物（如瘀血、痰飲、燥矢等）和病人的某種宿疾（如論中所說的血家、飲家、喘家……等）。

因此，《傷寒》、《金匱》的下法包括了蕩滌實熱、瀉下瘀血和攻逐宿飲等多種方法，而且對急下、緩下、可下、不可下和誤下致變的辨析十分精細，可知，下法的運用，遠在１７００年前就不但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而且成為系統的理論了。

後世醫家，在仲景理法的指導下，通過臨床實踐，對下法不斷加以發展，並有所創新。

如劉河間立峻逐水邪的舟車丸和表裡雙解、氣血同治的防風通聖散，陶節庵為正虛失下而制的黃龍湯，都是明顯的例子。

吳又可更提出「注意逐邪，勿拘結糞」的論點，進一步擴展了下法在外感熱性病中的應用。

到了清代中葉以後，吳鞠通所創制的宣白承氣、導赤承氣、牛黃承氣、增液承氣等和何廉臣所博采的各種下法新方，有如百花齊放，大大地豐富了祖國醫學的內容。

何氏認為，某些疾病在其發展過程中的某個特定階段，應用下法治療，不僅僅是瀉熱通便，也並不局限排除機體有毒物質，而且更能對有病的機體起著整體調節的作用，這對疾病的治療和機體的康復有著不可忽視的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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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法治療乙型腦炎何氏治療乙型腦炎常用下法起主要作用。

但古今名家，都說暑病不需用下。

如葉天士引張風逵之言：「暑病首用辛涼，繼用甘寒，終用酸斂酸泄，不必用下。

余師愚治暑熱疫更反對下法，他說：「熱疫乃無形之毒，而當硝黃之猛裂，熱毒焉不乘虛而深入耶？

石家莊治療乙腦經驗，也有「邪陷心包時，徒攻陽明，並不能解決問題，且遺後患」的論點。

何氏的看法是：陽明乃五臟六腑之海，居中土而萬物所歸，傷寒溫熱之邪皆可傳胃腑，既然「夏暑發自陽明」（葉天士語），其熱性又較傷寒溫熱為甚，豈有始終流連在經而總不入腑之理，故以「六經實熱，總清陽明」立方以硝黃暢下之後，有如釜底抽薪，營熱肝風均隨之平息，且無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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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法治療麻疹後肺炎合併心衰小兒麻疹後肺炎合併心衰，是兒科重症，然西醫之「心衰」，並不等於中醫之「虛脫」，切忌對號入座，若一見心衰，即投薑附必致僨事。

即如此例，乃麻疹失治，熱毒蘊聚，內陷心肺，劫灼津液，呈臟腑氣機升降窒塞之候。

《幼幼集成》名之為「馬脾風」，論云：「胸膈積熱，心火淩肺，熱痰壅盛，忽然暴喘，不急治必死，用牛黃奪命散。

這是上病下取之法，因為肺失清肅，氣機有升無降，故喘促致危，肺與大腸互為表裡，往往急下之後，地道一通，天氣即舒，肅降之令得行，則諸惡候可迅速消減了。

何氏常師其意而不泥其方，用大黃通腑，安宮牛黃丸清心火以保肺金，兼滌熱痰，合竹葉石膏湯加味，甘寒清肅，以救欲絕之化源，較單用牽牛、大黃為勝。

而大黃搗浸灌服，給藥迅速，故不用西藥，亦能搶救垂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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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法治療腦血管意外何氏認為，此乃中風閉證之重者，即《素問?調經論》所說：「血之與氣並走於上，則為大厥。

《金匱》說：「寸脈沉大而滑，沉則為實，滑則為氣，實氣相搏，血氣入臟即死，入腑即愈，此為卒厥。

進一步闡述厥證之所以發病，是由陰陽失調，以致血氣運行不循常道而走於上，這時並走於上的血氣已非正常的血氣，而轉化為病邪了。

故《金匱》揭示出此屬實證。

王旭高治中風一案云：「痙盛神昏，風淫火熾極矣，夫內風多從火出，欲熄其風，必須清火，欲清其火，必須鎮逆。

他針對氣血並走於上的病機，提出「鎮逆」之法，是有真知灼見的。

他仿風引湯立方：「取石藥悍滑疾以平旋動之威」，是可取的，但方中既去大黃，又雜以生地、天冬等物則不妥。

此時冬、地育陰，介屬潛陽，已是緩不濟急，只有「泄可去閉」，重用硝黃急下，以折風火上騰之勢，才能達到「鎮逆」目的。

何氏每用河間防風通聖散加減，通腑瀉火之中，兼能疏風活血，又取風引湯之石藥大寒沉降，加上牛黃至寶之通竅蘇神，治療多例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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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法治療過敏性紫癜何氏認為過敏性紫癜有謂屬血證範疇，或稱肌衄，有人說是陽斑，總之不必拘泥。

用中醫審證求因之法分析，此例顯係濕熱之邪，內蘊腸胃，鬱而化火。

陽明為多氣多血之經，古人謂斑出於陽明，就是此理。

來診之時，已出現氣血兩燔，表裡俱實證候，雖未至危，而來勢頗凶，防風通聖散祛風透表，瀉火攻裡，兼有涼血解毒之功，施於此症，甚為合拍。

患者便溏不結，而仍用硝黃者，是遵循吳又可「注意逐邪，勿拘結糞」之說，他又指出：「況多溏便失下，但蒸作極臭，如敗醬，如藕泥，臨死不結者，但得穢惡一去，邪毒從此而消，脈證從此而退。

果然，峻下之後，病勢頓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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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下法治療腎功能衰竭腎功能衰竭出現尿毒癥病機極為復雜，且非一經為病，而是幾個臟腑同時受累，很難機械分型，只有精細辨證，「謹守病機，各司其屬，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因人因證，靈活施治，才能提高療效。

一般認為，腎炎水腫發展到腎衰階段時，無論是急性腎衰還是慢性腎衰，下法僅能治標而已。

更有人說攻下逐水，只圖快利一時，而遺無窮之後患，張景岳就是力主溫補而痛斥攻逐者。

證諸臨床，也不儘然。

１９６０年何氏首用神芎導水丸治一混合型慢腎重症，使之轉危為安，至今２０餘年未復發。

後來此方在本院內科推廣應用，治癒過不少重病，因知推陳確可致新，張子和強調「先論攻其邪，邪去而元氣自復也」，確是有一定道理的。

上述５個病種，從現代醫學來看，性質完全不同。

按中醫理論分析，屬外感者二，暑陷心營有別於風溫閉肺；

屬內傷雜病者三，亦有風（大厥）、血（發斑）、水（腫脹）之各異。

但每個病種在它發病過程中的某個特定階段，都可用下法治療，分別能獲得邪勢鴟張者得挫，陽熱亢盛者得制，氣機逆亂者得平的效果，而且遠期效果也很滿意。

可知在病情急重之際，要迅速撥亂反正，王道已無近功，須行霸道（如汗、吐、下、大寒、大溫、大攻、大補之類）。

《蠢子醫》說得好：「試看興王佐命臣，哪有一個和平老？

所以下法作為中醫治療急症的手段之一，有著十分廣闊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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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三、傷寒溫病學說，既應合流，更鬚髮展（一）寒溫之間，並無明顯界限太史公說他作《史記》，是「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何氏認為研究中醫外感熱性病正好用上這句話。

自從仲景根據《內經》天人相應之理，創立六經辨證論治學說之後，至今千餘年，中醫治療外感熱性病的理、法、方、藥不斷得到補充發展。

歷代醫家，雖持論不同，但理無二致，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傷寒溫病學說不僅應該合流，而且還要隨著時代的前進而有所創新。

故傷寒溫病，不能強行劃分，今舉一些顯而易見的事例，足以說明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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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外感熱性病中哪個病屬寒，哪個病屬熱，哪個病屬濕？

雖說與季節的轉移，六氣的變化有關，但主要的還是決定於某種致病因素（邪毒）的特定性質。

霍亂多發病於暑濕交蒸的夏秋之間，但４０年代何氏所經治的許多病例，幾乎全是「寒中三陰」這類型，這與光緒年間湖北田宗漢所著的《醫寄伏陰論》稱之為「時行伏陰病」者完全相同；

近十年來所見的散發性副霍亂病例也是如此。

這就說明，霍亂弧菌致病，不論是在一百年前還是現代，不論是在長江流域還是廣東，都具有「陰寒」的特性。

又如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多發生於寒風凜冽的冬春季節，而其臨床表現卻不是「冬傷於寒」，而是「溫邪逆傳營血，發斑動風」。

廣東腸傷寒發病最多的季節是秋末冬初，此時正是風高氣爽，燥金司令，而患者卻出現「濕熱纏綿」的證候。

由此可知，按季節氣候，強劃寒溫，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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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外因要通過內因起作用，所以病人的素質在發病過程中也起著重要作用。

例如，我院某醫生，素稟虛寒，１９７５年盛夏，家中數人患流感，都是暑熱證型，第三天，他也染上了，但症見凜凜惡寒，涔涔汗出，發熱頭痛，乾嘔不渴，舌白脈浮而鬆軟，何氏授以桂枝湯合玉屏風散，一劑知，兩劑已。

同是感染上一種病邪，卻又因人之體質不同，發病之寒熱虛實迥異。

《醫宗金鑒?傷寒心法要訣》第一條就明確指出：「六氣感人，為病同也，人受之生病異也。

推原其人，形之厚薄，臟之寒熱非一也，或從寒化，或從熱化，或從虛化，或從實化，故多端不齊也。

讀了這些閱歷有得之言，則寒溫的門戶之見，不攻自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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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人的生活方式的改變與疾病的發生也有密切的關係。

張潔古曾倡言「夏月貪涼飲冷，靜而得之為陰暑」，後世溫病學家多斥其非。

今天，隨著人民生活的現代化，風扇、冷氣日趨普及，冰棍、雪糕，到處皆是，陰暑（即夏月感寒與寒濕傷中）之病卻一天天多起來了。

在冬天，室外雖朔風怒號，室內則暖氣溫煦，加上蛇羹狗肉，對酒圍爐，故俞根初在《通俗傷寒論》一書所說的「客寒包火」之病，也屢見不鮮了。

又如麻疹喘咳（合併肺炎）之治，自宋迄清，兒科方書皆用苦辛寒降、肅肺滌痰、清熱解毒之法，近十多年，臨床所見麻疹合併肺炎（特別是中後期）約有半數出現火盛刑金，傷津耗氣證候。

這些患兒，大都是父母溺愛，偏食膏粱、朱古力、紅外線烘餅乾，平素內熱燔灼，偶一發熱，動輒靜脈輸液，抗生素與激素並進以致肌柔骨脆，氣陰不足，一患麻疹，每致釀成重病。

此時若泥執板法，極易導致心衰。

何氏用喻氏清燥救肺湯原方（人參宜用西洋參）加沙參、川貝母，若合併心衰，尚未致亡陽者，再加五味子、安宮牛黃丸，皆可轉危為安。

此法乃前人所未論及者。

故醫貴達權，體察古今之變，正如葉氏所云：「治病當活潑潑地，如盤走珠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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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世醫家對傷寒論的補充仲景根據《內經》的天人合一學說，確立了治療外感熱性病的六經辨證體系，是中醫辨證論治的奠基人，其３９６法、１１３方歷用１７００餘年而不衰，不愧為醫中之聖。

然而，用歷史發展的觀點來衡量，仲景所立的理、法、方、藥，並非完美無缺的，後世醫家在實踐中加以修正補充，也是必然的。

可以說，傷寒論的六經辨證論治，是治療外感熱性病之「源」，丟了傷寒論，就如無源之水。

後世醫家的修正補充，則是其「流」，只有源而無流，那就變成一潭死水了。

從西晉到明末清初，發展傷寒學說有成就的醫家不下十餘人，何氏認為以朱肱、劉守真、陶華、吳有性為最。

宋代朱肱論少陰病，不拘泥於以虛寒為主要病機的「脈微細，但欲寐」，卻認為「傷寒熱氣入於臟，流於少陰之經，少陰主腎，腎惡燥，故渴而引飲，又經發汗、吐、下後，臟腑空虛，津液枯竭」，提出少陰病的主要病機是「熱邪傷陰」，修正了仲景的寒化為正局，熱化為變局的立論，無疑是符合臨床實際的。

又如朱肱論厥陰病，提出「故唇青舌卷而卵縮，知厥陰受病也」。

已體察到厥陰病有肝風內動的病機，這也是仲景所未論及的。

金元時期，劉河間大膽地提出「六氣皆從火化」之說，倡言「人之傷寒，皆為熱病，古今一詞，通謂之傷寒。

病前三日，巨陽、陽明、少陽受之，熱在於表；

後三日，太陰、少陰、厥陰受之，熱傳於裡。

六經傳變，由淺而深，皆是熱證」。

其言雖未免偏執，但已開後世溫熱學派之先河。

無怪葉天士在醫案中也寫上「仲景傷寒，先分六經，河間溫熱，須究三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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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陶華（節庵），是一位「治病有奇效，名動一時」的臨床家，對仲景的方藥，多所補充，仲景在陽明急下、少陰急下諸條，一律用大承氣湯。

甚至病情發展到熱灼神明，昏不知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直視微喘的危候，也沒有其他方法。

陶氏補上一黃龍湯，在大承氣湯中加入人參補氣，當歸補血，以救正虛失下之證，多可挽回。

又如，少陰病死候最多，因病在心腎兩臟，是生命之根。

此時陰寒極盛，陽氣欲絕，仲景用四逆湯救治，甚至下利清穀，手足厥逆，身，煩躁，脈微欲絕的危候，還是四逆湯，不過用附子大者一枚，加重乾薑之量，更名為通脈四逆湯而已。

陶氏則立一回陽救急湯，在四逆湯中加入人參、五味子以收斂漓散的元氣，加入溫煦血分的肉桂，取血為氣母之意，又加用蒼朮、陳、夏者，是體察到危重病人常兼寒痰上湧。

而用少量麝香於大溫大補劑中，確有回蘇救脫之妙，此已為今日科研所證實。

故陶氏此方，遠勝仲景原方，故何廉臣稱之為「回陽救脫，益氣生脈之第一良方」。

如果說，朱肱、劉守真、陶華等人對仲景的理、法、方、藥的修正補充，只是六經辨證的小修小補，到了明末，吳又可索性離開了六經立論，提出致病原是六淫之外的一種「戾氣」，傳入途徑，不是「一日太陽受之」，而是「邪從口鼻入」，病變部位則是「伏於膜原」了。

與此同時，新創的辛涼祛風、甘淡祛濕、清營涼血、開竅熄風的方法，又大大提高了療效。

醫家不再對傷寒論作小修小補，葉天士跳出傷寒圈子，另立溫熱學說，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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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其實葉天士根本沒有把溫病與傷寒對立起來，《溫熱論》開頭就說：「辨營衛氣血與傷寒同。

因為臟象學說，是中醫理論的核心，而營衛氣血則是臟腑功能活動的物質基礎。

無論是仲景的六經辨證，葉天士的衛氣營血辨證和後來吳鞠通的三焦辨證，都離不開這個基礎，只不過「若論治法則與傷寒大異」而已。

而所謂「大異」，並非一道鴻溝，而是發展和補充了許多新的治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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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三）融匯傷寒溫病的理、法、方、藥並有所創新如上所述，何氏一向認為傷寒、溫病學說，是應該合流的。

他不尚空談，而是在實踐中融匯了傷寒溫病的理、法、方、藥，大大提高了療效。

１新訂柴胡飲系列方張景岳的《新方八陣?散陣》中有正柴胡飲（柴胡、防風、白芍、甘草、陳皮、生薑）和一、二、三、四、五柴胡飲。

何氏師其意而不泥其方，新訂了一系列柴胡飲，治外感熱性病邪在衛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