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醫經驗集】

tan2818

【醫論醫話】

動物模型被認為是中醫規範化、客觀化、科學化的重要實驗研究依據。

因為病人常出現復合證，而動物模型則可能製成單一的證，適於科學研究的要求。

至於它是否符合中醫辨證要求，有人提出由於中醫的症狀診斷難以用於動物，可以採用藥物反證動物模型是否成功。

即方藥如使動物模型的體徵、實驗指標好轉或恢復正常，此模型可認為合格。

但問題為：此方藥或此類方藥必須有特異性，才有可能判定動物模型的合格；

其他類方藥不應對此模型產生良好效果。

但是至今尚未見到此種模型的確切報導。

再進一步來說，自１９６０年至今，３０多年過去了，證的動物模型始終未曾發揮修正理論、發展理論或製成新藥的作用。

雖然香煙不斷，然而不見降靈，這難道還不能促使我們加以反省嗎？

動物幽門結紮性胃潰瘍是常用的胃潰瘍模型。

據梁茂新氏收集的採用中藥治療此模型為幾份報告，報告一提出理中湯有治療作用，反證此模型為脾陽虛或脾胃虛寒證；

報告二提出一貫煎有效，故此模型為肝腎陰虛證；

報告三為錫類散（治療疫喉、乳蛾、牙甘、口舌糜爛）；

報告四為生薑瀉心湯（和胃消痞、散結除水）；

報告五為真人養臟湯（澀腸固脫、溫補脾腎）；

報告六為補中益氣湯有效。

由此可見，此模型適用於不同性質的方藥，不能列為單純的脾虛模型。

 

tan2818

【醫論醫話】

又如，８０年代初期用利血平製成的脾虛模型是以四君子湯反證來確定的，但後來發現補中益氣湯、一貫煎、平胃衝劑、胃特靈等均有效，而這些方藥的藥物組成彼此各異，各自的功能、主治不能以脾虛來概括。

因此，通過四君子湯來反證這個模型屬於脾虛是欠妥的。

出現上述的一個模型可用多種方藥治療的原因，可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探討：１從動物模型角度來考慮：（１）模型的自然恢復：現有的模型在致病因數停止作用之後，往往能夠自行恢復健康，如胃潰瘍是一種自限、自愈性疾病，因此，使用任何中藥後都有可能出現病情改善。

今後應當製成病變長期存在的模型以避免自然恢復。

（２）動物模型的病理改變復雜，某些病理損害可能由局部涉及另一部分甚則整體，它取決於動物、作用因素的強弱及作用時間的長短等。

某指標或症狀的改善不一定意味糾正主要的病變或全部病變。

不同方藥可能從不同途徑作用於動物模型，直接或間接改善某指標或症狀，而非進行關鍵性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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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論醫話】

２從中醫藥角度來考慮：（１）證與方藥之間的關係不固定（方藥適用範圍廣泛）：在常用的中藥方面，補氣的黃耆、黨參、白朮、甘草，補血的當歸、白芍、丹參、地黃，養陰的麥冬、枸杞等幾乎常出現於功用、主治各不相同的方劑，用於治療多種疾病，這意味著藥物適用範圍的廣泛性。

一個藥中的多種成分可能有多方面的調節作用，甚至雙向調節作用。

至於在復方中，各種中藥成分之間的相互關係能夠產生哪些調節作用，更是個未知數。

一方治多病的情況極為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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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論醫話】

因為按照中醫理論，只要同證，不同病的用方完全可以相同。

如一貫煎（北沙參、麥冬、當歸、生地、枸杞），陳永祥氏報告對醋酸、消炎痛、利血平、幽門結紮性的胃潰瘍模型均有保護作用；

劉若庸等報告新方潰瘍寧（珍珠、牛黃、青黛、象牙屑、冰片———即錫類散）對上述四種胃潰瘍模型也有作用。

兩方的藥味不同，功能各異，提示中藥的作用機理是多方面的。

 

tan2818

【醫論醫話】

一藥治多證、多病的情況也是眾所周知的。

例如甘草的功能有———解表（麻黃湯）、瀉下（調胃承氣湯）、和解（小柴胡湯）、清熱（白虎湯）、祛暑（六一散）、溫裡（四逆湯）、表裡雙解（大柴胡湯）、補益（四君子湯、歸脾湯、左歸飲、右歸飲）、安神（甘麥大棗湯）、開竅（紫雪）、固澀（完帶湯）、理氣（厚朴溫中湯）、理血（桃核承氣湯）、治風（大秦艽湯）、治燥（清燥救肺湯）、祛濕（平胃散）、祛痰（二陳湯），消導化積（枳實消痞丸）、驅蟲（布袋丸）、湧吐（瓜蒂散）、癰瘍（陽和湯），共計２１類。

在全國統編中藥學教材中，中藥共分２２類。

其中僅有湧吐類未用甘草。

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也發人深思，甘草究竟具有二十方面的功效呢？

還是具有調和各種藥物的能力呢？

另外，既然一個藥單用或與其他藥物配伍後具有不同的功效，以藥測證的意義更有斟酌的必要。

tan2818

【醫論醫話】

在上述情況下，出現了同證同治與同證異治。

按照傳統觀念，病同而證不同則異治，病異而證同則同治，這就是同病異治與異病同治。

也可以換個說法，叫做同證同治與異證異治。

我們發現，除了上述的胃潰瘍模型（同病、同證）在治療上可以截然不同之外，證同而治不同是存在的，梁茂新提出有人以補腎生血法（大菟絲子飲）和補養氣血法（當歸補血湯、八珍湯）分別治療血虛證，都收到了效果，即同病同證用多方。

至於證同病異而治不同則更多見，即異病同證用多方。

如果說，同證異治是客觀存在，辨證論治的使用就有待商榷。

證與治之間關係的不肯定，將會動搖中醫的精髓，以藥測證也就丟失了存在的價值。

從理論上來說，一個證應當有確定的客觀指標，並且只有一個治法與固定的治療方藥（具有排他性、標準化）。

這樣，以藥測證才有可能，制出的動物模型才有價值。

 

tan2818

【醫論醫話】

（四）發展中醫科研應當考慮的問題１在證的實質尚未闡明或部分闡明之前，不宜製作證的動物模型。

因為在一證可用多藥治療或一方藥可治多證以及一證無固定實驗指標的情況下，製作證的動物模型無價值。

tan2818

【醫論醫話】

２製作「證」的動物模型，必須優選出針對該證的方藥，並採用固定的方藥製劑，治療其他證的方藥對此證應無治療效果。

對照藥物最好沒有相同藥物。

除感染性疾病外，去除致病因數後，此模型能持續若干時間。

 

tan2818

【醫論醫話】

在中醫的科學研究方面，已經逐漸由中體西用改變到以西為體的局面。

鑒於中醫學與西醫學是兩個不同的學術體系，中體西用的作法似乎難以促進中醫學或西醫學的發展，研製證的動物模型之不盡人意，表明這種作法遇到了難以逾越的障礙，這也提示我們在研究中醫時應當認真考慮方法論的問題。

舉例來說，在研究時採用雙軌制，既使用實驗研究的方法，同時允許使用傳統研究的方法也許是可取的。

在目前的情況下，繼續堅持製作證的動物模型未必對發展中醫有益。

 

tan2818

【醫論醫話】

四、從聯合到結合———中西醫結合的反思中西醫結合應當與聯合、配合有所區別。

兩種不同性質的事物在一起共同發揮作用，各自保持各自特性，如維生素Ａ與維生素Ｃ共同服用，各自發揮自己的作用，這是聯合或配合。

至於結合，是否與化合有相近之處？

如碳與氫結合，形成甲烷等化合物。

新化合物與原來的碳或氫的性質有很大的不同。

不同學科的結合應當有新生長點，即形成與原學科有所區別的學科。

如果沒有出現具有獨特完整系統的與原有學科不同的理論體系，就意味著沒有出現新學科。

tan2818

【醫論醫話】

以中西醫結合的臨床為例，兩者之間是配合或聯合的關係，各自發揮自己的治療效果，有時甚至起到１＋１大於２的作用，但沒有出現不同於中醫學或西醫學的新理論。

所以，如果說中西醫結合就是配合，一些學者不會提出異議。

但是，出現中西醫結合這門學科又作如何解釋？

若認為中西醫結合屬於出現新生長點的化合範疇，就是出現新的學科，顯然與事實相悖，因為沒有出現新理論，事實上不存在新學科。

若干學者對中西醫結合持有異議，不是反對兩者的聯合、配合，而是認為不存在類似化合的那種結合。

根據當前實際情況，中西醫結合應當正名為中西醫聯合或配合為妥。

長期以來，人們注意到西方科學界和一些西醫對中醫採取一定的排斥態度。

這種排斥包括偏見，也包括現代科學（西醫學）的科學規範對中醫學的排斥。

這種以原子一元論的理論概念、還原論的科學方法、機械論的科學物件來構成的科學規範與中醫學有著較大的差異。

tan2818

【醫論醫話】

西醫學是以產業革命之後的西方文化為基礎，汲取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等學科的知識技術，重視對局部的分析，以通過實驗研究證實的理論為指導，將醫生檢查與實驗指標相結合。

在診療疾病時以疾病即病源因數和病理變化為主要目標。

目前，西醫從還原、分析局部（組織、器官、細胞、分子、基因）的結構功能發展到綜合成整體的網路研究，包括系統論、控制論、醫學模式、心身醫學等。

這種整體觀念是在高度分析基礎上的科學整合，目的在於解釋生理、病理改變的規律和生命現象。

然而難度極大，因而至今尚未闡明，如心理與基因有哪些聯繫等。

由此可見，西醫的整體論與中醫的還原論在保持各自原來面貌的基礎上進行整合將會更加困難。

tan2818

【醫論醫話】

中醫學對人體生命活動及病理變化的認識，主要在於整體條件下的機體反應狀態，通過調整機體的整體生理機能來治療疾病。

這種認識主張宏觀全面調控，著眼於整體而非局部。

中醫的整體論不認為把握整體之前必須認識局部，這與西醫的元素論不同。

西醫對於生命活動與病理變化的認識，不僅著眼於整體，而是更加重視整體以下的器官、組織、細胞以至亞細胞、分子結構。

因此，與中醫學相比較，他們的著眼點是局部，近年更重視的是細胞內外的微觀調控。

中、西醫在認識論上的差距看來是難以相容的。

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科學研究方法大致分為兩大體系。

一個是古代（我國古代和西方的古希臘、羅馬）的以當時的自然哲學為基礎的整體（綜合）研究方法。

第二個體系是在中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於西方產生的以數理化為基礎的局部（分析）研究方法。

它是現代各門自然科學，包括西醫學產生與發展的基礎。

前者著重於推理，如中醫的方法論是從陰陽、五行學說的系統、整體層次採用根據表像進行推理的模糊方法研究機體反應的變化，反對實驗研究，最後導致一切理論來自推理而非實驗。

後者重視實驗，它的理論產生於實踐。

自中世紀以來，中醫理論由於推理而少有變化，處於相對靜止狀態。

西醫理論由於實驗而不斷更新，使科學處於不斷發展變化狀態。

中、西醫在方法論上存在著這樣的差距，也是難以相容的。

 

tan2818

【醫論醫話】

鑒於中、西醫學在認識論、方法論上的差異，目前是難以結合的，或者說是結而未合。

除非兩者在認識論、方法論方面作出相應重大調整，才有結合的可能性。

事實上，西醫學在認識論方面，已向整體觀念靠近。

至於中醫學，人們對實驗研究也已給予重視。

應當指出，中、西醫學之間的差異導致治療物件和治療優勢上的差異。

西醫的治療物件是病源因數與病理變化，優勢在於群體。

中醫的治療物件是症狀。

由於症狀是個體的表現，故辨證論治的優勢是個體而非群體。

症狀分特異和非特異兩種，辨證論治的優勢是非特異症狀。

中醫與西醫在前階段的結合是技術結合而非科學結合。

在臨床而非基礎，在技術而非理論。

至於臨床，重點不在診斷，而是配合治療。

目標在於證明中醫科學。

這種證明為不精確的模糊證明，缺陷在於未能將正確與錯誤加以區分，以偏代全地全面肯定。

如果說過去數十年的實驗研究結果證明中醫科學，起到推動中醫發展的動力作用；

今後如果仍然以這種研究方法奉為金科玉律，就有可能成為阻力。

 

tan2818

【醫論醫話】

目前風行的以西證中，實質上是以西代中。

數十年的中醫研究是中醫向西醫靠近，不涉及西醫向中醫靠近的問題。

原來主要是向西醫靠近，現在更是進一步向西藥靠近，以藥代醫。

最後結果對中醫藥學來說恐怕不容樂觀。

如果中醫概念被現代科學置換，中醫的立足就要依靠西醫的實驗指標來證明；

現代科學現在未能證明的問題，隨著科學的發展也能逐漸證明。

長此以往，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以現代醫學的方式來作為中醫的樣板來融合中醫，中醫學將會消失，失去存在的必要性。

tan2818

【醫論醫話】

有人提出，如果我們不以西醫作為樣板，將會得不到西醫的承認。

但是，如果我們堅持以西醫為樣板，最終的結果不但是西醫不承認，而且我們將不承認自己。

人們渴望中藥能夠早日走向世界，這種願望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確有不少中藥已經走向世界。

但是應當指出，中藥能否真正走向世界，關鍵在於中醫能否走向世界。

如所周知，中藥是在中醫理論指導下產生和使用的。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中醫理論如果不被世界接受，真正的中藥走向世界是不可能的。

這裡的問題是現在的中醫理論能否走向世界？

筆者曾經撰文指出如不對現有理論加以系統完整，談不上走向世界的問題。

調整理論談何容易。

但是，鑒於世界對中醫藥的需求，中醫藥走向世界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因此此項工作必須進行。

tan2818

【醫論醫話】

中西醫共存的條件在於互補。

只有在缺了誰都不行的情況下，兩者才有各自獨立存在的價值。

中醫學不應當滿足於補充醫學或替代醫學，更不局限於傳統醫學。

以上三種醫學的提法實際上是有也行、缺也行的陪襯醫學的代名詞。

這涉及到正確對待中、西醫學的問題。

從西醫學的發展歷史來看，醫學理論是在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的過程中發展，西醫學中沒有永恆的真理。

從ＷＨＯ對健康的定義涉及心理和社會來看，單純從系統、器官的還原論角度難以說明人的健康或疾病。

新的疾病如心身疾病、疲勞綜合徵、過勞症等不斷出現與缺乏有效治療手段表明西醫面臨著難題，包括理論不能滿足實際需要。

以藥物依賴為例，成癮機理在於機體內有內源性阿片樣多肽（ＥＯＰ）作用於阿片受體，通過受體後多種信號傳導系統調節體內如去甲腎上腺素系統、ＤＡ系統、５ＨＴ系統、膽鹼能系統、組織胺系統、垂體—性腺系統、甲狀腺系統、ＡＣ—ｃＡＭＰ系統、鈣離子等離子通道系統、Ｇ蛋白家族系統等的正常功能，以保持內環境穩定。

吸毒者吸毒後，回饋抑制ＥＯＰ的形成與釋放。

由於阿片受體對毒品有耐受性，故需不斷增加毒品用量。

一旦中斷，上述系統的功能產生紊亂，出現戒斷綜合徵。

國際通用的以美沙酮戒毒，就是根據受體理論，但此理論不能解釋用非麻醉藥也能戒毒的機理。

近年，若干慢性疲勞綜合徵病人，實驗室檢查全部正常，但病人卻喪失了勞動能力，現有的西醫理論也難以進行較圓滿的解釋。

這些情況似乎說明人體內部存在著一個人們尚未認識，不能用神經—內分泌—免疫系統解釋的生理調節系統。

至於中醫學，通過中醫理論進行辨證論治之後，可能對這個未知的生理調節系統發揮調節作用。

例如，中藥存在雙向調節作用，如黃耆可升降血壓、人參能升降血糖等。

現在人們發現中藥方劑還有雙重調節作用，即在治療同一病人時可以採取寒熱並用，補瀉兼施的方法，說明中藥有良好的調節生理功能的作用。

另外，中藥有千種以上，但臨床最常用的不過數十種。

它們在治療各種疾病的不同階段均有一些效果。

精神因素雖然可能是有效的原因之一，更有可能的是這幾十種中藥在調節具有非特異性功能的未知生理調節系統改變方面有作用。

為此，筆者提出一個雙鎖（Ｄｏｕｂｌｅ－ｌｏｃｋ）假說：人體可能存在著調節非特異性功能和特異性功能兩大系統，即以整體為主和以局部為主的系統。

西醫主要針對局部，中醫主要治療整體，一把鑰匙開一把鎖，兩者可以互補，難以取代。

將來，人們可能發現體內存在一個比神經—內分泌—免疫網路更確切的調節系統，中藥正是通過調節這個系統在發揮作用。

這需要中醫和西醫從各自的角度進行獨立研究。

在中醫確定中藥能夠調節哪些非特異性生理功能的同時，西醫致力於尋找未知的生理調節系統。

中醫學者與西醫學者在研究中處於同等重要的地位，兩者共同努力的結果可能會出現新理論、新醫學，這也許是中西醫結合的途徑之一。

通過發揮中、西醫各自的優勢，分頭研究來達到發展醫學科學的目標。

中、西醫從技術上的聯合開始，最終必須走向學術上的結合。

筆者的假說可能屬於子虛，班門弄斧之目的在於抛磚引玉，熱切希望海內外的學者能夠提出更好的中西醫結合的途徑及方法，來改變目前學術停滯的局面。

可以預言，如果一定要以西醫作為規範來證實或確定中醫學稱為中西醫結合，並將此作為中西醫結合的基本內容，中醫學術上的停滯、萎縮還將繼續下去。

人們很快就會面臨極不願意看到但又必然看到的現實，那就是日本漢醫在明治維新遇到的那幕悲劇的重演。

（龍瑞敏編） 勤求搏取學驗俱豐———中醫臨床文獻學家余瀛鼇 王鳳蘭程車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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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余瀛鼇，江蘇阜寧人，１９３３年生，現任中國中醫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醫史文獻所所長。

早年畢業於上海第二醫學院，其後參加首屆全國西醫學習中醫班，並拜名中醫秦伯未為師，多得其傳。

長期從事中醫臨床文獻工作，在臨床、文獻、教學中學驗俱豐，碩果累累。

主編出版《新安醫籍叢刊》、《中醫文獻辭典》等多種大型學術著作，培養博士、碩士１９人。

因其在工作中的突出貢獻，１９９２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並為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收入《國際知識份子名人錄》。

本文重點介紹余氏在文獻研究中，對中醫古籍，特別是《內經》、《傷寒論》等經典著作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對「上病下治」、「下病上治」、「方劑研究」的獨特見解。

臨證特色記錄他治療腎炎、肝病、婦科病的經驗。

其名案評析、醫論醫話及經驗方均是余氏長期臨床和文獻研究中的結晶，面世之後，定會大放異彩。

虛心竹有低頭葉，傲骨梅無仰面花。

———敬錄先大父奉仙公詩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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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瀛鼇】

生於１９３３年，祖籍江蘇阜寧。

１９３８～１９５０年就讀於上海。

１９５５年畢業於上海第二醫學院醫本科，同年７月分配在中央直屬機關第二醫院內科任住院醫師。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參加衛生部主辦的首屆全國西學中研究班，１９５８年５月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後，長期在中國中醫研究院工作。

先供職於中醫研究院編審室（後改名為文獻研究室），１９８２年與醫史研究室合為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歷任研究室主任、副所長、所長等職。

余氏秉承家學，並於１９５６年拜衛生部中醫顧問秦伯未先生為師，遵師「多讀書，多臨證」之訓，耕耘中醫臨床文獻４０餘年，博覽群書，勤於思考，尤致力於中醫內科、婦科的文獻研究和臨床實踐，並撰寫多種中醫學及辭書類著作。

其於臨證，博采諸家之長，不拘經方、時方，擇善而從，或予融會應用於臨床。

余氏主張辨病（包括中西醫病名概念）與辨證論治相結合，對於常見病，著意於探求「刪繁就簡」的證治規律，反對過於繁復的病證分型。

並注重疾病的「通治方」研究，力求擬定切合病機和便於推廣應用的通治效方，對某些病證的不同臨床表現，用「通治方」加減以體現施治中的「同中之異」，便於學習、交流，也較易於尋覓一些疾病的證治規律。

其於內科，對肝腎泌尿生殖係疾患、腦血管病、呼吸系統病、糖尿病、肺炎、癲癇等病尤為專擅。

兼治婦科，長於崩漏、不孕等病證。

其臨床方治已被收入《名醫名方錄》（第一集）、《當代名醫證治匯粹》等多種醫籍。

是我國中醫臨床文獻學科的帶頭人。

近２０年來，先後任碩士生、博士生導師，為培養中醫後繼人才，不余遺力。

先後培養中醫文獻碩士生、博士生共１９名，並在所內主辦的歷屆中醫文獻及醫史高級進修班和院研究生部，院培訓中心等處主講若干專題，為弘揚中醫學術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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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氏著述豐富】

早期有《（重訂）內經類證》、《金匱要略語譯》等書，後又參與主編《常見病驗方選編》、《中醫名詞術語選釋》、《簡明中醫辭典》、《中醫大辭典》等書。

領銜主編《新安醫籍叢刊》、《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醫學卷》（以上兩種均為１０００萬字以上的宏編）、《中國傳統醫學大係》、《中國古籍珍本提要》、《現代名中醫類案選》（日文版名《名醫臨床例選集》）、《中醫文獻辭典》、《中醫各科通治方研究》、《歷代中醫名著精華叢書》等。

另有審訂、點校之醫籍多種。

他所編撰的多種醫書，其中《中醫名詞術語選釋》獲全國科學大會獎；

《新安醫籍叢書》獲華東科技圖書一等獎，《中醫大辭典》（合訂本）、《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分別獲中國中醫研究院一等獎和二等獎，《現代名中醫類案選》獲全國醫史文獻及醫學工具書金獎。

發表學術論文約２００篇，在中醫學術界有較大影響。

余氏現任中國中醫研究院專家委員會委員、研究生部客籍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中國中醫藥文化博覽會專家委員會顧問、當代中醫藥技術中心顧問、新安醫學研究會顧問、中國中醫藥學會文獻分會副主任委員、《自然科學史研究》編委會委員、《中醫雜誌》特約編審、美國安德生抗癌中心顧問等職，並曾任中國中醫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全國優秀科技圖書評委會委員等職。

１９９２年，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已將余氏收入《國際知識份子名人錄》並收入《當代世界名人傳》（中國卷）等書。

１９９２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