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醫經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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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論醫話】

（三）虛氣流滯以經絡阻滯多見經絡是運行氣血，聯絡臟腑支節，溝通上下內外的通路。

《素問?舉痛論》云：「經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

《風勞臌膈四大證治》云：「人之一身，經絡貫串為之脈，脈者，血之隧道也。

血隨氣行，周流不停。

若元氣虧虛，營衛之行留阻，或為痰凝，或為瘀阻，經絡凝澀，百病多變化而生。

如《雜病治?內因門》云：「經絡凝滯，營衛之行澀，則手足或麻或木，以經脈皆起於手足之端，而四末行遠，氣血罕到故也。

《萬氏家傳保命歌括?中風》云：「蓋為痰泥經絡，遂氣血不行以營養其筋也。

現代研究認為，經絡是在生命活動期間，疏鬆結締組織中的基質處於膽甾相的狀態。

這種狀態有利於輸送體液、調控酶的活性，並在運動中協調生命的代謝過程。

生命體通過體液晶體的排序效應來調控酶的活性，而體液之運送（經絡迴圈）使得營氣（營行脈中）不斷地與各種酶接觸反應。

經絡因之成為體內生化受控反應的一個類似於流水作業線的重要場所，進而使經絡系統負擔起「協調陰陽，平衡虛實」之重任。

若人體之元氣虧虛，體液晶體的排序效應減弱，必然招致體液的輸送以及代謝活動發生障礙，形成「流滯」狀態，從而發生各種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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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論醫話】

（四）虛氣流滯以虛為本，以滯為標張景岳認為：「氣之在人，和則為正氣，不和則為邪氣，凡表裡虛實，逆順緩急，無不因氣而動，故百病皆生於氣。

在正常情況下，血與津液的運行與輸布，有賴於氣的推動。

人身之血，內行於經絡而外充於皮毛，滲透肌肉，滋養筋骨，故百體平和，運動無礙。

津液者，血之餘，行乎脈外，流通一身，如天之清露。

若在各種致病因素作用下，元氣受損，則「虛氣」不能正常運行和敷布，血與津液滯而為痰為瘀，從而導致疾病的發生。

《醫徹?中風論》曰：「肥人多氣虛，氣虛則生痰，苟根本不固，猶如樹之扶疏而中空，則易倒僕也。

氣為血帥，血為氣母，氣虛則無以帥血，血虛則氣行遲滯。

現代研究證明，血瘀證是內外因素作用下機體在形態、結構、代謝、機能諸方面改變，多個病理過程綜合導致的凝血—纖溶系統及血小板功能紊亂，從而使「血行失度」，「血流瘀阻」，其病理基礎可能與血管內皮細胞受損密切相關，這也是血栓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可見元氣受損是瘀血阻滯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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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論醫話】

虛氣流滯，或為氣滯，或為血瘀，或為痰濁，或夾寒夾熱，或遊走化風，病機變化本虛而標實，標不離乎「滯」。

氣血之性，宜動不宜靜，動則運行周身，靜則為死氣而血瘀，所以氣貴宣通，血貴和暢。

益氣消滯必伍以理氣通絡之品，如四君子湯必用茯苓，四物湯必用川芎，六味地黃湯必用丹皮、澤瀉即是此意。

總之，虛為百病之因，治虛為百病之要。

正如《景岳全書?傳忠錄》云：「凡臨證治病，不必論其有虛證無虛證，但無實證可據而為病者，便當兼補，以調營衛精血之氣。

總之，虛氣流滯可導致多種疾病的發生發展，大凡臟腑虧損，氣血津液運行失常，經絡阻滯均可形成「虛氣流滯」的病機狀態，對其實質的探討，有利於提高中醫臨床水準，促進中醫理論的發展。

隨著醫學科學的進步，研究手段不斷提高，從整體器官水準逐漸向細胞分子水準滲透，對「虛氣流滯」的探討可望從更深層次上得到其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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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方】

一、川芎定痛飲 組成：川芎１５克、赤芍１５克、川牛膝１０克、鉤藤１５克、菊花１０克、白蒺藜１０克、佩蘭１０克、白芷６克、白豆蔻３克（打）、珍珠粉０６克（分沖）。

功能：活血化瘀，平肝熄風，醒脾升清。

主治：頭風頭痛（血管神經性頭痛），屬肝陽夾痰濁上擾清竅證：症見頭痛經久不愈，疼痛固定不移，頭痛而眩，心煩易怒，納呆嘔惡，苔白膩，舌質有紫氣，脈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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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方】

二、清肝散風飲 組成：夏枯草１８克、黃芩１０克、菊花１０克、防風１０克、白芷６克、川芎１０克、丹參１５克、鉤藤１５克、白蒺藜１０克、車前草１０克、佛手１０克。

功能：清肝經鬱火，散內外風邪，活血達絡。

主治：口僻初起（周圍性面癱）。

症見：突然口眼歪斜伴內熱蒸表汗出，發熱，耳後壓痛，舌苔薄黃，脈浮數或細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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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方】

三、腦絡寧 組成：生蒲黃１０克、丹參１５克、赤芍１０克、澤瀉１０克、漏蘆６克、天麻６克。

功能：活血通絡，兼祛風痰。

主治：中風病中經絡輕型病人。

症見：肢體麻木，口舌歪斜，眩暈頭痛，或半身不遂，舌強言謇，舌苔薄白或白膩，脈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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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方】

四、益心和胃飲 組成：生百合１０克、生麥芽１０克、生烏藥１０克、西洋參３克、丹參１５克、粳米３０克（煎湯兌入）。

功能：益心醒脾，和胃助運。

主治：腫瘤晚期或放、化療期間；

心、肺、肝、腎慢性疾病後期，氣陰不足，脾氣不升，心神失養，納穀不馨，夜寐不安者。

（吳元黔編） 繼承創新並重、醫教研齊舉的中醫學家楊維益 楊維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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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楊維益，北京市人，１９３５年生，１９６２年畢業於北京中醫學院中醫係，１９７９年晉升副教授，１９８０年於日本國立癌症中心任訪問學者。

曾任北京中醫學院中醫二係主任、副教務長兼科研處長，現任北京中醫藥大學診斷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及博士後流動站導師，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實驗室（籌）主任，兼任國家自然科學獎評審委員會委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國家科委、國家教委、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及北京市專家組成員，１９９０年世界衛生組織聘為傳統醫學顧問，１９９２年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

楊氏現為全國中醫藥學會中醫診斷專業委員會顧問及中醫康復分會會長、中國殘疾人康復協會副理事長兼中醫康復專業委員會主任。

出版國內第一部《乳癌》專著，獲全國醫學科學大會獎，《老年醫學》、《中醫康復醫學》先後獲全國優秀科技圖書獎。

主編出版《中醫診斷學》及編寫博士生教材《中醫古籍考辨》，培養博士、碩士研究生１９名。

自著、合著近２０部學術著作，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

承擔國家及部級中醫科研課題多項，獲國家七五攻關重大科技成果獎、衛生部一等獎、北京市科技進步二等獎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科技進步三等獎。

本文介紹楊氏臨證強調五臟以肝為主，中醫古籍文獻與考據辨偽及臨證經驗等，頗具新意，值得一讀。

善學者貴乎述，尤貴乎作……貫通眾家之說固難，作述一家之言尤難。

博覽群書固難，獨辟門徑尤難。

———汪喜孫《從致錄?再示左生書》 中醫科研的任務，不僅是發現中醫學的不足，也要發現西醫學的不足；

不僅是發展中醫學，而且要以發展西醫學，創造新醫學為己任。

中西醫之間的關係不是證明、被證明的關係，而是平等合作，彼此取長補短，共同在醫療保健事業中發揮作用，進而創造新醫學的夥伴關係。

———楊維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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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維益】

自幼隨父學習古文，初步奠定閱讀古書的基礎。

初中時就讀於上海的聖芳濟中學，打下了英文的基礎。

１９５６年考入北京中醫學院，是我國５０年代培養的第一批中醫大學生。

先後師從施今墨老中醫的門人祝諶予、孔伯華老中醫的門人馬龍伯及原衛生部中醫顧問秦伯未先生，學習中醫理論和內、婦科，在中醫基礎理論與臨床方面具有一定造詣。

１９６２年畢業後一直從事中醫的教學、臨床和科研工作。

１９７４年出版我國第一部乳癌專著《乳癌》，獲１９７９年全國醫學科學大會獎。

１９７８年破格晉升為副教授。

１９８１年在全國首先恢復建立中醫診斷教研室，重視學科建設，在學院的中醫教研室內率先建立生化、脈診與電腦實驗室，多次編寫、修訂教材，並將教材譯成英文，供國外使用。

校勘出版中醫基礎理論及診斷學的古典醫籍如《醫燈續焰》、《人身通考》等；

重視運用科學的方法整理與研究中醫古籍，編寫研究生的學習教材《中醫古籍考辨》，並發表了近百篇中醫科研論文。

注意應用現代科學方法，系統研究中醫的辨證理論；

與北京大學合作，研製出模擬老中醫診病思路採用人工智慧語言的中醫專家系統。

主持研製出國內第一個中醫問診的教學及教學評估系統。

對中醫臟象學說進行研究，並將中醫的肝主疏泄、脾主肌肉的理論與運動醫學相結合，發現理氣中藥能夠增強肌肉的運動能力，將理氣藥物運用於運動醫學中來解除疲勞。

１９８４年，接受衛生部下達的任務，首次系統整理中國康復醫學的文獻，參加並主持編寫四部康復醫學專著，在中醫康復人才培養、中國傳統康復醫學體系的建立方面作出貢獻。

曾獲得七五攻關重大科技成果獎與全國醫學科學大會獎（國家級）、４項省市級科技成果獎和２項全國優秀科技圖書獎，在中醫學術發展方面作出了一定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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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一、強調五臟以肝為主從《內經》時代到金元之前，肝在五臟中不占主要位置。

到了元代，丹溪學派在提高腎的地位的同時，已有意無意地將肝臟列為五臟中的主要位置。

朱丹溪認為，氣血怫鬱是致病的根源，創立越鞠丸，以治六鬱。

此方的重點為開鬱利氣，治療氣鬱，其觀點是氣鬱為諸鬱的根本。

此後很多醫家繼承了他的觀點，將治鬱即治肝作為治療疾病的根本。

明代趙養葵在《醫貫》鬱病論中繼承了朱氏氣鬱可致諸鬱的觀點，提出在辨證治療時，應當首先從肝入手。

只要解決木鬱的問題，其他疾病可以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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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清代林琴在《類證治裁》對鬱作了進一步的發揮，認為凡病無不起於鬱者。

自然界的天氣變化如氣運乖和，則五鬱之病生；

情志怫鬱，則六鬱之病作。

他將外感、內傷諸病都與鬱相聯繫，即與肝相聯繫。

林氏將木鬱分為肝氣、肝火、肝風三類，認為諸病多從肝來。

以後，何夢瑤在《醫碥》中亦持相同觀點，他說：「百病皆生於鬱……鬱而不舒，則皆肝木之病矣。

不少醫家都認為肝鬱是引致各種疾病的原因，特別是引致情志病的原因。

例如王孟英云：「外感由肺而起，內傷從肝而起……七情之病，必從肝起。

自從丹溪重視木鬱之後，若干醫家進一步發揮他的思想，更擴大了肝病的範圍。

明代魏玉璜在《續名醫類案》中提出「治病不離肝木」，清代的王旭高、周學海等均持類似觀點。

李冠仙在《知醫必辨》中也說：「五臟之病，肝主居多，而婦人尤甚。

治病能治肝主，思過半矣。

所以在金元之後，肝病的涉及面愈來愈廣，大有囊括其他臟腑的趨勢。

在此期間，肝臟地位提高主要表現在：（一）肝病辨證愈加精細古人認為人身之病，以肝最雜。

在五臟發病中，以肝臟為最多，故有「肝病繁多，為萬病之賊」之稱。

除肝氣鬱結、肝氣橫逆、肝陽上亢、肝火上炎、肝風內動等證外，還有涉及他臟如木火刑金、肝木犯胃、肝木乘脾、寒疝、衝任失調（衝任起於胞宮，肝脈環繞陰器）；

影響氣血而致氣滯血瘀、肝血虧虛、肝陰不足等；

夾邪有濕熱蘊結肝膽，痰氣鬱於咽喉、交結於頸、寒滯肝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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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清代李冠仙有治肝十法，包括：（１）辛散；

（２）酸斂；

（３）甘緩；

（４）心為肝之子，實則瀉其子；

（５）腎為肝之母，虛則補其母；

（６）肺為氣之主，肝氣上逆，清金降肺以平之；

（７）肝氣上逆，必夾膽火而來，平膽火，肝氣隨之而平；

（８）肝陽太旺，養陰以潛之，不應，用介類以潛之；

（９）肝病先實脾；

（１０）肝有實火，輕則左金丸，重則龍膽瀉肝湯。

這是在《內經》治肝基礎上的發展，將治療方法加以系統化。

王旭高將肝病分為肝氣、肝火、肝風三類後，提出了更細緻的治肝三十法。

應當指出的是，截至建國為止，其他臟腑的辨證遠不如此精細。

這一方面反映了清代醫家重視肝臟辨證，另一方面表明在臨床處理疾病時，需要多從肝的角度來考慮，所以才會出現這樣多的治肝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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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二）多數常見疾病與肝有關葉天士《臨證指南》卷一中，列出中風、肝風、眩暈、頭風、虛勞五種病症。

除虛勞不全與肝有關外，其他四種，無不與肝密切相關。

此外，書中還有木乘土、鬱、肝火等節。

葉氏將與肝有關的常見疾病列於卷首，說明他對肝的重視。

除葉氏外，明清一些醫家也常從肝來診治疾病。

如清代魏玉璜的《續名醫類案》中，一半以上的病例涉及情志，其中尤以怒氣為多。

傅青主以肝統治內、婦科病，治肝法貫穿他的女科全書。

張錫純提出人之元氣，根基於腎而萌芽於肝。

凡元氣之上脫、精之下奪、汗之外泄，均由肝虛所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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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三）其他臟腑的病變與肝有關《內經》脾的功能是運化水穀，但自金元以降，脾胃的運化功能逐漸被肝所分擔，李東垣的補中益氣湯、升陽益胃湯、升陽除濕湯、升陽散火湯、升陽補氣湯等都加了柴胡、防風等入肝經之藥。

明代戴元禮在《證治要訣?傷食門》中甚至說「人之飲食入咽而入肝，由肝而入脾，由脾而入胃。

因食而傷肝，食不化，故痰涎壅塞如中風狀」，首次提出飲食消化要通過肝，過食能夠傷肝。

葉天士則明確提出「補脾必宜疏肝，疏肝即所以補脾也」的見解，並且補充了李東垣「肝之脾胃虛」的內容。

唐容川在《血證論》中云「木之性主乎疏泄。

食氣入胃，全賴肝木之氣以疏泄之，則水穀乃化。

設肝不能疏泄水穀，滲泄中滿之證在所不免」，直截了當提出飲食的消化，完全要依賴肝的疏泄功能。

在運化水液方面，肝同樣起到關鍵作用。

古人認為肝能利三焦，通水道，助脾運化水濕，助肺布散水津，助腎蒸化水液。

否則，水液就會貯留體內。

另外，肝還可以是生痰之源，因為痰之患在於液不化，而液之結在於氣不化。

所以龐安時云「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氣，氣順則一身之津液亦隨氣而順矣」；

趙獻可曾云，七情內傷，鬱而生痰。

費伯雄也提出肝火煎熬營血為痰等。

根據上面提出的三個方面，可以清楚地認識到中醫的肝，在金元以至明清一些醫家的心目中，已經超越脾、腎而居於五臟的首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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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四）從肝在五臟中的地位演變引出的反思醫學理論的產生必然與不同歷史時代相適應。

《內經》時代的生活資料不足，主要是不餓肚子為主以求生存，所以要以胃氣為本。

唐宋太平盛世，溫飽之餘要求滿足性的需要和長生，故以補腎為主。

到了金元時代兵荒馬亂，果腹又成為重要問題，脾臟再次得到重視。

由東垣、丹溪以降，直至今日，在五臟中，人們習慣於將脾、腎作為臨床及保健的主要對象。

但是，如前所述，自從丹溪強調相火與六鬱之後，肝開始顯露出它的重要性。

宋代之後，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及動盪不定，使人們處於一定的精神緊張狀態，社會與心理因素對疾病的產生、發展有著很大影響，丹溪就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建立了肝鬱學說。

丹溪之後的醫家在肝鬱思想的基礎上加以發展，認為肝為氣化之本，肝主一身之裡，逐漸建立了以肝、脾、腎三者為中心的病機學說，通過調肝、健脾、補腎的方法來治療疾病、養生保健。

誠然，在明清醫家中，採納肝鬱學說的僅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正是這一學說反映了生物———心理———社會的現代醫學模式，發展了以治脾或／和治腎為主的舊學說，使之適應社會及醫學發展的需求。

遺憾的是，思維上的惰性使我們對一些現實問題視而不見，忽略了自丹溪以來的理論變革，致使中醫理論長期停滯不前，這難道不值得進行反思嗎？

從肝在五臟中的地位演變，促使我們對中醫理論的發展情況進行反思。

筆者認為至少有兩個問題需要進行認真思考，以便促使中醫藥學發展。

第一，醫之門戶始於金元，中醫出現不同學派之後，具有革新思想的明清醫家疊出不窮，如吳有性、張景岳、葉天士、王清任等。

以葉天士為例，他不僅創造性地提出了衛氣營血辨證，而且在診治內科疾病時，對肝與疾病的關係，也作了創新性的論述，充分肯定了肝的重要價值，為中醫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但在進入２０世紀之後，中醫理論基本沒有變動，有人曾用傳統思維方式和心理習慣、古代哲學影響等來解釋中醫理論的凝固狀態，然而，卻不能解釋一些明清醫家在同樣條件下能修正中醫理論，而我們反而不能。

多年以來，我們一直為回答不了這個問題而困惑，但是，我們必須找出答案，以便為中醫理論發展找到出路。

第二，在藏象學說中，中醫的五臟與西醫的內臟在名詞上雖然相同，但在內涵方面卻大有區別。

中醫的心不同於西醫的心，中醫的肺也不同於西醫的肺等。

例如，中醫的心包括血脈之心和神明之心，即既主血液迴圈，又主精神意識；

而西醫的心基本上只與血液迴圈有關，少與精神意識相聯繫。

這就是說，中醫每個臟都具有若干功能，並不限於單一功能（注：近年，西醫也提出一臟有多種功能，但比中醫至少晚了２０００年）。

現在通過文獻整理，我們發現有的臟還具有他臟的功能。

以肝為例，在《內經》中就有『土得木而達』、『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絕』的記載。

《內經》中這些肝與脾、腎有關的語焉未詳的記載，經過後世醫家在理論上的發揮及臨床實踐，已被認為肝確實具有脾和腎的部分功能。

唐容川的『食氣入胃，全賴肝木之氣以疏泄之，則水穀乃化」，明白地表示肝具有配合消化的功能。

臨床上的肝脾失調、肝胃不和諸證，實際上也表明了肝與消化的關係。

腎的主要功能之一是性腺功能，《內經》中的肝氣衰筋不能，天癸絕』和後世的『女子以肝為先天』、『肝腎同源』等都無可爭辯地表明肝具有腎的部分功能。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對待自《內經》時期已經存在的一臟具有他臟功能的問題。

有人曾熱衷於以系統論來解釋中醫理論，認為臟象學說是個母系統，五臟各為一個子系統。

但是，某些子系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而可能很難成為獨立系統。

這似乎可以說明為什麼系統論始終沒能解決中醫理論問題，也許也能說明為什麼中醫臟象的研究雖然花費４０餘年的時間，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依然進展緩慢，未能獲得突破性的進展。

我們應當正確面對《內經》時代已經發現但未予解決的問題，結合當代科學發展和臨床實踐，對藏象學說進行認真評價，以此為契機來推動中醫理論的發展。

中醫理論不能凝固，必須解凍。

只有發展中醫理論才能推動臨床實踐，使中醫藥學列入世界科學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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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二、中醫古代文獻與考據辨偽中華民族有著悠久、連續的歷史與古老的文化。

在６世紀左右，已開始印刷書籍，書籍既多，讀不勝讀。

甚至在宋代（距今千年），有人慨歎十七史該從何處讀起。

現在，書籍之多，浩若煙海，要想瞭解古代的文化，真是令人望洋興嘆。

目前已經是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人們的頭腦中還要不斷加入新的科學文化，如何能夠在有限的頭腦中放進去盡可能多的知識，實在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就中醫古籍而言，民國以前約有８０００種左右，現在收集到的有萬餘種。

如果不對它們進行一番考據整理，描繪出一條明確的醫學發展的線索，將使後學者無從措手，並可能對中醫學產生錯誤的概念，這種情況對發展中醫學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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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在古代，各門知識並無明確界線，正像西方在沒有各種分科的知識前，各種知識都在某種形式下混合起來一樣。

這是由於當時的知識比較貧乏，一個聰明人能夠掌握相當多的不同知識的緣故。

這種掌握多種知識的人在中國古代叫做通儒。

古代是否能有真正的通儒，這裡姑且不論。

但如要求今天的中醫師既有臨床知識，又掌握基本理論，還要有分辨古書真偽的本領，最後尚需掌握外文與一定的現代科學知識，恐怕很難做到。

這就要求我們應當把中醫發展的脈絡整理出個頭緒，還它本來面目，使初學中醫者認識中醫發展的真實情況，選讀其中的精華部分，節余不必要浪費的精力，腳踏實地來為發展中醫作出貢獻。

有人認為中國古代歷史與中國古代醫學史都已搞清。

其實不然。

在古代，從事中醫書籍寫作的是知識份子。

他們受經學、史學的影響很大。

古代經學、史學中的一些問題，往往也反映到醫學中來。

因此，對古史中的存在問題略加回顧，可能會加深我們對中醫古籍必須考辨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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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王國維對古史的研究提出二重證據法，即紙上材料（六經、先秦諸家、史記等），再加上地下材料（甲骨文、金文），不是單純訓詁考釋。

如挖出春秋時代的《秦公敦》、《齊候鐘》上記禹事，證明了在春秋時，人們已公認夏禹的存在，禹這個人不是戰國時偽託。

現在主張三重證據，就是再加上外國、世界的材料來論證中國。

另外，民俗、神話、文學作品也可作為三重證據來考慮。

古代史料失真頗多，其中大半屬時間過長而產生的自然演變，也有許多出於後人的特殊需要而加以偽造。

故在研究文獻時，第一步是審查其可靠性（包括文獻、實物）。

只有依據正確材料，動腦子想一想，不要盲從，才能研究出正確結果，才能避免開口、動手便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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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古史中有些為牽強附會，如春秋戰國時傳說黃帝有四面。

據《太平御覽７９》引《尹子》：「子貢問於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

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

不謀而視，不約而成，大有成功。

此之謂四面也。

這樣解釋，四面變成四個人。

又如《大戴禮記?五帝德》：「宰我問於孔子曰……言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

抑非人邪？

何以至於三百年乎？

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這種說法實在讓人難以接受。

中醫文獻也有類似情況，如醫和、醫緩治晉侯病時提到鬼在膏（心下）之下，肓（橫膈）之上，屬於神話的範圍；

近至徐靈胎的醫案，怪誕如鬼作祟之案甚多。

徐為才子，尚且如此，讀書可不慎乎？

《淮南子?繆稱訓》的「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

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提示了史料中公認的資料也多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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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中醫在考據上曾出現過失誤，如馬王堆西漢墓中發現《足背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脈法》與《陰陽脈死候》等帛書。

墓主死於西元前１６８年，從四種寫本字體來看，估計為秦代。

中醫某單位認為《內經》成書於戰國，這些寫本比《內經》原始，因此這些寫本的成書年代至少可上推到春秋戰國之際，甚至更早。

日本的山田慶兒認為這種推論方法是錯誤的，不應根據所謂《內經》是戰國時期著作這個沒有確證的假定，來推斷帛書的成書年代，而應相反的從關於後者已經確證的事實出發，來推斷前者成書的過程與年代。

現在可以作為大致確實的事實來接受的是：（１）此四篇為先秦著作。

（２）是《太素》經脈篇（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太素》２２卷九針所主篇（脈法）、《靈樞》經脈篇與《甲乙經》卷二十二經脈診脈支別（陰陽脈死候）的原型，但兩者相距較遠，說明需經相當長的歲月才會出現現在面目的《內經》。

從山田的敍述可以推出，《內經》的成書不會早於漢代。

國外有人曾對我們的考古工作進行評論，如Ｈｕｍｍｅｌ云：「西洋人……似也不妨在中國人的面前表白我們的希望。

這就是，這個新大陸的發現似乎不必看作只是中國學者的唯一遺產和領土。

這塊不知名的地方不妨公開，使各國學者帶著他們的文化背景所供給的特有知識來到此地通力合和。

如果我們不對前車之鑒引以為戒，難免重蹈外國人來指出我們錯誤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