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醫經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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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１方與證之間內在牢固的對應關係，使其應用範圍比較廣泛。

中醫學發展史揭示，藥物治病，是從單味藥開始的，神農嘗百草，一日七十毒，雖不免神話傳奇色彩，但卻正確反應了我們祖先尋找食物或藥物的情景，當時只能是一藥對一症，不可能是辨證論治，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治療，例如常用中藥貝母，《詩經?風?載馳》中有明確例證，其曰「陡彼阿丘，言采其，女子善懷，許人尤之，亦各有行。

朱熹注云：「，貝母也，主療鬱結之疾。

由此可見，早在西元前４７５年以前，古代勞動人民已經發現了貝母一藥和憂思一症的內在牢固對應關係，伴隨著中醫學的發展，一藥對一症日益積累增多，開始昇華為數味藥對幾個相互有機聯繫的症，這在解放後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武威醫簡》等文獻，都有具體體現，迨至東漢?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問世，創立六經辨證論治體系，把前人總結起來之方證對應內容納入六經體系，所以六經辨證論治體系是方證對應的系統化，方證對應則是六經辨證論治體系的核心與基礎。

《傷寒論》之所以歷數千年而不衰，就是因為它總結的方證經長期臨床驗證，大多數能較確切地反映出機體當時的應答狀態，據證選方遣藥，療效顯著，從中不難看出，中醫學術孕育著「藥與症」、「方與證」的孿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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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正是由於方與證的對應關係比較緊密而穩定，它反映的是機體的應答反應，因此不論是什麼病，只要有此方之證，即可用此方治療，明乎此理，中醫的「同病異治」、「異病同治」的法則也就不難理解了，蓋因中醫治病不是以病名來決定治療原則的，而是以反映機體對致病因數應答反應的證來決定的，所以常有同一個病由於證不同而治療方法不同，選方用藥則異，這就是「同病異治」，反過來，雖然是不同的病，由於有相同的證，也可用相同的方藥來治療，這就是「異病同治」。

由是可知，由於方與證內在牢固的對應關係可以超越病種、病位、時間、地域等的限制，從而形成了中醫在論治上的優勢，不論什麼病，只要有證可辨，就有方可施，有藥可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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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２方證的客觀性便於中西醫結合以及中醫藥學走向世界。

在我國，目前是中醫、中藥與西醫、西藥並存，兩者的服務物件和目的雖然相同，但卻因為學術體系不同，對於同一個疾病不論是病證的表述，還是病理機制的解釋以及研究觀察的方法，均存在著明顯差異，概而言之，西醫是建立在現代科學的知識和方法的基礎上，以直觀、分析見長，著重於人體結構和形態的觀察，重視對物質代謝的檢測，對疾病的認識是比較客觀的、微觀的；

中醫則是建立在以朴素唯物論為指導的長期反復的實踐基礎之上的，以客觀、動態分析見長，著眼於整個機體功能的大系統，依據「有諸內，必形諸外」，不追求打開「黑箱」，善於由外在徵象以推斷「黑箱」的內在變化，因此用現代科學的思維方法去研究中醫的生理、病理，找某某「實質」，不用說是氣血、陰陽，就是臟腑也是難有共同語言的，因為中醫的臟腑是根據人體功能狀態的外在表現，加上思辨推理形成的「器官」和「功能」，因此稱作臟像是比較準確的表述，它決不是現代生理解剖學意義上的組織器官及功能。

然而由於方證的對應關係，較易於動物模型的設計造型，從而找到方與證相對應的現代生理病理學與藥理學的結合點，發現某些微觀變化或客觀指徵，找到一些中西醫學之間的共同語言。

如現已被廣泛採用的鄺安教授有關腎陽虛證研究的實驗，就是成功的例子。

無疑這對促進中西結合，使中醫藥走向世界，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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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三）方證的專一化趨向舉隅近年來，有關某些方劑與某一證的專一化關係，以不同的表式見諸期刊雜誌者日漸增多，有些研究成績，已被多數專家首肯，並成為廣大中西醫務工作者治療某些疾病的重要手段。

下面僅就較成熟、定型的幾個方劑簡介如下：１茵陳蒿湯：本方出自《傷寒論》，藥物組成為茵陳蒿、梔子、大黃，原是治療陽明濕熱蘊結髮黃之主方，現在該方已基本成為治療各種黃疸的定型方劑，廣泛用於急性傳染性肝炎、重症肝炎及膽石症、膽囊炎，蠶豆黃和新生兒溶血症等有濕熱黃疸表現者，並有資料表明，本方對新生兒溶血症還有一定的預防作用。

據研究，該方機理主要是利膽、鬆弛奧狄氏括約肌和保肝作用，此外，其抗炎作用也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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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四逆湯：本方出自《傷寒論》，藥物組成為炮附子、乾薑、甘草。

原是治療亡陽厥逆證的主方，目前該方是中醫用以搶救各種休克的急救良藥。

實驗研究表明，強心和升壓是本方抗休克的藥理學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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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小青龍湯：本方出自《傷寒論》，由麻黃、桂枝、芍藥、細辛、乾薑、五味子、半夏、炙甘草等８味中藥組成，是治療外寒內飲、咳嗽氣喘的名方。

藥理學表明，本方能使氣管平滑肌弛緩，並能抗過敏，是臨床用於治療以咳喘為主症的支氣管哮喘、慢性支氣管炎、過敏性支氣管哮喘和過敏性鼻炎等病的重要方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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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４補中益氣湯：本方出自《脾胃論》，由黃耆、人參、白朮、炙甘草、當歸身、升麻、柴胡、陳皮等８味藥組成。

功能益氣升陽，是治療脾胃氣虛、中氣下陷的主方。

實驗研究表明，本方對改善機體蛋白質代謝，防止貧血的發展，增強體力均有良好的效果，對子宮及其周圍組織有選擇性興奮作用，能增強腸道平滑肌的張力，大凡屬於骨骼肌、括約肌及支撐組織的緊張度下降而引起的功能低下或無力、內臟下垂或脫出等弛緩性疾病，諸如子宮脫垂、脫肛、胃下垂、疝氣、重症肌無力、產後或術後膀胱肌麻痹引起的尿瀦留和年高之人因腸道蠕動遲緩所發生的便秘等，皆可使用。

以上列舉的方劑，實際上已成為醫藥學家熟知的專指性治療藥劑，他們使用這些方劑的重要指徵是與方劑主治對應的證，而不是某一個病。

總之，證是中醫對機體在疾病過程中外在表徵的概括，它是中醫施藥治病的根據和理論基礎。

按證舉方，稱作方證或方劑辨證，由來已久，行之有效。

方證的專一化趨向，易為中西醫結合找到共識，促進中醫藥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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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中醫實驗方劑學的芻議中醫方劑是祖國醫學理、法、方、藥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起著中醫基礎理論與臨床實踐的橋樑作用，而且是中醫治療疾病的主要形式。

幾千年來的臨床應用經驗證明，在辨證立法正確的情況下，臨床療效如何，關鍵就取決於方劑運用的正確與否。

從中不難看出，中醫方劑是在人體用藥經驗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也就是說，中醫方劑學知識的積累，是通過在無數的病人身上摸索出來的。

不管是神農嘗百草的傳說，還是君親服藥，臣子先嘗的記載，都是古人在人體進行藥物療效和藥理作用探討的例證。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從整體來看中醫方劑學應屬於臨床藥學的範疇，單就方劑來說確切地講，應叫「臨床方劑學」。

儘管這些方劑經得起臨床反復驗證，並上升到理性認識，形成了方劑學的一套理論，如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則等。

但這些古老的藥學理論，由於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也和整個中醫學理論一樣，論述都較為簡單，著眼於宏觀，難以揭示其藥效藥理學的全部奧秘。

尤其是未能充分借助於科學實驗，只能靠宏觀的、思辯的推理，用形象的文字加以描述。

這不僅難於與現代科學同步，也難於揭示中醫藥學治病的原理和真諦。

為此，在臨床方劑學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展實驗研究，促進方劑學科分化，創建實驗方劑學新學科，躋身於現代科學之林，是歷史的要求和科學發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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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醫實驗方劑學的基本定義和內涵中醫實驗方劑學就是在中醫藥理論指導下，採用現代科學技術，以實驗藥理學方法和分析化學為主要手段來研究方劑的組成、配伍作用、藥效學、藥動學和製劑工藝及臨床實用的一門科學。

其目的在於揭示古今方劑治病的奧旨，為繼承發揚祖國醫學遺產，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並躋身於現代科學之行列，為全人類的健康做出貢獻。

所以必須採用實驗藥理學方法，以驗證古今方劑的有效性和藥理作用，確立方劑組成藥物相互關係和配伍的科學機理，並借助化學分析找出上述作用的物質基礎———有效成分的組分或配合物，乃至單體及其代謝過程，進而確定正確的劑型和製劑工藝，為臨床應用的安全有效提供現代科學的說明依據。

或許有人要問，既然承認中醫的絕大多數藥物和方劑已被臨床證明是行之有效的，今天何必再搬回到動物身上實驗，讓實驗動物點頭認可？

誠然，不論是中藥和方劑，特別是某些名方、經方，都是經千百年來的驗證，效果是肯定的。

但這些藥效的觀察，限於當時的條件，只是憑藉直觀的手段———望、聞、問、切四診所獲得的資料加以邏輯推理、歸納總結出來的，回顧性的總結多，前瞻性的研究少，個案多，大樣本的觀察少，難以進行統計學處理，更缺乏現代生理、生化、病理方面的資料和資訊，因此難於被現代科學武裝了頭腦的現代人所理解和接受，更難於推向全世界。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的工作，不僅要用現代的語言和觀點，而且還必須用現代的科學方法，才能逐步揭示中醫方劑學的真諦，才能提高中醫方劑學的地位。

這就是中醫實驗方劑學與傳統的研究方法之不同和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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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醫實驗方劑學的基礎條件已基本具備１客觀上的需要（１）研究古方和創制新藥都需要以實驗研究為基礎。

古方、名方組方嚴謹，療效肯定，是學者所公認的，但其療效的說明，機理的闡述，大都停留在過去直觀觀察所得的宏觀認識上。

不難理解，不借助動物實驗，不利用化學分析，要想全在人體上探明其微觀變化的機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允許的。

在新方藥的研製過程中，藥效學的評價，毒理學的考察等，沒有動物實驗的驗證，更是《藥品法》所不允許的，這也是目前嚴峻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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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醫要走向世界，必然是中藥先行。

按照中醫藥理論製作的中成藥製劑，要使世界各國人民心悅誠服地接受，必須有實驗研究做後盾。

中國人常言說「丸散膏丹，神仙莫辨」，意思是說製成成品的中成藥，其組成藥物成分以及品質的優劣，誰也無法弄清楚。

這在過去只能憑感觀來鑒別中成藥的時代，確實是真理，而今則不然，藥學家和臨床醫生都要求提供該藥的藥物組成、功能主治、用法用量、藥理作用乃至有效成分測定方法及毒副反應等，這已是基本的要求。

國外學者要求更為嚴格，沒有這些內容，難於接受。

所以中醫賴以治療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的方劑，要想打出國門，走向現代世界，沒有必要的實驗研究，是很難如願的，這也是今天形勢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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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３）在中醫藥高校開設方劑實驗課，是培養學生動手能力和創造能力的重要方法。

方劑學教學，也和中醫其他學科的教學一樣，雖然正規的中醫高等教育已開辦４０年了，除了見習和臨床實習外，中醫藥課程的講授，大多還是停留在教師說、學生聽的「滿堂灌」。

近年來這些情況雖然有改變和提高，但基本模式變化不大。

可以想見這樣的學生必然是動手能力差，思維也不活躍。

因此國家教委王鐳同志曾明確提出，中醫的教育思想需要轉變，應從傳授知識為主，向培養能力為主轉變。

而促進這種轉變的良好方法就是增加中醫藥學的實驗課程，具體到方劑學教學來說，就是認真開設方劑學實驗課程，加強實驗教學。

例如我們在講授四逆湯配伍甘草的解毒作用時，讓學生動手，用薄層色譜法進行實驗，可直觀地看到隨著方中甘草劑量的增加，烏頭生物鹼含量降低。

這樣，學生在科學實驗中，既能鞏固和加深理論知識，又可通過實際的實驗操作和觀察，逐步認識到中醫使用方劑治病的所以然，跳出傳統中醫思辯的認識問題的窠臼，提高學生的分析能力、思維能力和創造能力，這也是振興中醫藥事業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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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醫實驗方劑學的研究力量已基本形成（１）方劑學的實驗研究已取得了較大的成績。

近年來我國有關方劑的實驗研究報導越來越多，據統計，自５０年代中期第一篇方劑的實驗性研究報導以來，至１９９０年第一屆全國方劑學術會議上，已做過不同程度實驗研究的方劑已逾７６０個，論文超過１４００篇，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僅復方方劑有關藥理學研究的論文，據１６０種雜誌統計，已發表了論文１４９８篇，涉及單位３０５個。

研究的內容涉及到了方劑學的各個方面，藥效藥理研究，不僅數量多、品質高，特別是有關方劑的藥物動力學和化學研究，也已開展並取得了可喜成績；

在研究手段上更是充分利用了現代的科學技術，如電鏡、放射性核素等多指標的進行，從整體、器官到細胞、亞細胞及基因、受體功能分析等都有涉及，可以說已在多學科、多方位地全面開花。

這些資料和研究報告，不僅見於各種醫藥期刊及臨近學科的專業雜誌，並已有專著問世，如《中醫方劑的藥理與臨床》、《中醫方劑藥理學與臨床研究進展》、《中成藥與名方藥理及臨床應用》、《中藥製劑成分現代分析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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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１９９０年的全國第一屆方劑學研究討論會（桂林），１９９５年的第二屆中醫方劑中西醫結合研究學術討論會（太原）與全國實驗方劑學學術討論會（大同）的召開，以及《中藥藥理與臨床》（重慶?１９８５）、《中藥新藥與臨床藥理》（廣州?１９８９）、《中國實驗方劑學雜誌》（北京?１９９５）的創刊發行，無疑都為方劑的實驗研究和中醫實驗方劑學的創立起了開路先鋒的作用。

方劑的實驗研究不僅在包括臺灣在內的全國各地展開，而且在日本、韓國等國家也是方興未艾。

日本的中醫雖然沒有合法的地位，但中藥及其復方方劑，特別是「經方」則是日本藥典方的重要內容，其成方製劑可以不受限制地由病人自由選購。

據瞭解，在日本中藥製劑至少要占一般醫用藥品的４０％，其實驗研究起步較早，特別是在劑型和製劑工藝上研究也頗多，並且長期被政府當局的重視，早在１９７３年日本政府就撥出專款，組織其全國的大藥廠、高校、藥檢等部門，進行了專門的研究，並把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和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的研究報告彙編成冊，後一部分於１９８０年出版後，１９８６年由我國的胡寶華等譯成中文出版，名曰《漢方製劑分析技術》，是專研究檢測漢方製劑及其品質、質控等方面的專集，可資參考。

韓國方面的研究也相當活躍，據統計，截止到１９８９年已做過研究的方劑在１５０個以上，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研究的８０個方劑中，約有３／４均出自我國歷代醫典方書。

研究思路是把書上記載的方劑功能主治，用實驗研究加以證實。

以上這些資料雖然是挂一漏萬，很不全面，但綜合國內外的情況來看，方劑學的實驗研究已有一定的廣度和深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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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高等中醫藥院校及科研機構，已開始了人才的準備。

據瞭解，自８０年以來，全國已有一些高等中醫藥院校的中醫專業本科，先後開設了方劑學實驗課，如第一軍醫大學中醫係、江西中醫學院、山西中醫學院等，並且編印實驗指導之類的小冊子，儘管其內容還不成熟，但終歸是邁出了可喜的一步；

還有，全國自１９７８年以來已有１０個方劑學碩士點和２個博士點，更已成為方劑學專業高級人才的搖籃。

我院自１９８６年起，已招收了七屆以實驗方劑學為研究方向的碩士研究生，目的是培養一些通曉實驗研究知識和掌握較先進的實驗技能，能夠採用較多手段進行方劑的配伍機理、藥效藥理、毒理、成分檢測、製劑工藝、臨床應用等研究的高級人才，為實驗方劑學的建設添磚加瓦。

綜觀目前方劑學的實驗研究，雖然還有不少問題和困難亟待解決，但是畢竟還是起步了，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實驗研究已成為方劑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方劑學實驗研究已在國內外展開，並取得不少成績，它已為中醫實驗方劑學打下了基礎，或者說充當了中醫實驗方劑學這一新學科的助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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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進中醫實驗方劑學誕生的設想１定期組織研討會：界定中醫實驗方劑學的概念、內涵及其與相關學科的異同。

目前方劑學的研究不僅是中醫藥界人士參與，而且現代醫藥學的許多學科，如生理、生化、藥理等都很有興趣，甚至一些看來與此毫不相干的科學工作者，也都直接、間接地介入它的研究。

所以方劑學研究中的新觀點、新方法、新成果時有出現，故應定期組織有關學者進行學術交流，討論實驗方劑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概念和內涵，界定它與中藥研究和中藥藥理學等學科的區別與聯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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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編寫方劑學實驗指導：儘管各院校已開展了一些方劑學實驗課程，但學時數都很少，設備簡陋，實驗大多停留在藥效驗證方面，實驗專案、方法、動物都是套用有關學科的內容，更是參差不齊，涉及方劑學本身的實驗，更是至粗至淺。

因此很有必要通過交流和討論，總結經驗，並編寫統一的方劑學實驗指導或參考書，確定方劑實驗的方法學、各類方劑的方證動物模型，代表性方劑的觀察指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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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編寫中醫實驗方劑學專著和教材：在《方劑學實驗指導》的基礎上，再組織一定數量的專家，起草《實驗方劑學》教學大綱，明確該學科的結構框架，分頭起草，組織試用後討論確定各部分應占的比例和教學時數，修訂為《中醫實驗方劑學》教材，作為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的規劃教學用書。

總之，中醫實驗方劑學的建立，是時代的必然。

我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終將會揭示出中醫方劑的組方配伍和臨床應用的科學規律，並隨著中醫實驗方劑學的發展，一定會大大豐富中醫藥學理論，為中醫藥學增光，為人類的健康作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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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化學是方劑學研究的重要手段多年來，王氏一直致力於中藥及方劑的藥效學研究，應該說在該領域是首著先鞭者，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其研究的手段和視角也不斷擴大更新。

通過臨床與實驗觀察，他敏銳地指出，方劑發揮治療作用的物質基礎是該方中各單味藥的化學作用及其在製劑中綜合作用的表現，這裡的化學成分甚為復雜，既有有機成分，也有無機成分及有機成分和無機成分相互作用的產物，欲知此間究竟，必須引入分析化學和與之相應的分析方法與手段，就目前所知，配位元化學的理論與研究方法具有特殊的作用，可能是尋覓方劑有效成分的正確出路。

王氏指出，引入分析化學這一方法，至少對下述研究可以做出貢獻：１找尋方劑的有效活性物質———化學成分：中藥的成分復雜，一個單味藥就含有很多成分，而且現在大多真正的有效成分尚不清楚，由多味中藥組成的方劑，其有效成分的研究更為復雜。

誠然如此，但是採用現代的科學技術，利用分析化學的方法和手段，找到有效成分，業已有了先例，如治療慢性粒細胞性白血病的靛玉紅、人工引產的天花粉蛋白等，都是從有效中醫方劑中分離出來的單體或組分，這些化學物質的獲得，對於闡釋方劑藥理作用的本質是有積極意義的，對溝通中西醫也大有裨益。

王氏認為，找尋方劑藥理作用的化學成分，不能簡單地把從某一方劑中得到的主要成分或某一藥味的主要成分視為該方劑的有效成分，而應當有藥效藥理實驗的配合確定，目前比較切實可行的方法是採用正交設計，首先找到方劑中的有效藥物或組分，進而找出其主要有效化學成分或部位。

王氏等在來復湯抗休克的研究中就是採用的這一方法，業已證實來復湯藥理作用的主要藥物是山茱萸，單體成分或組成正在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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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探知配伍作用的化學本質，規範方劑製劑工藝，提高品質：中醫方劑是由多味中藥配伍組合而成，這是中醫臨床用藥的最大特點。

這種配伍組合是按照中醫藥理論———「七情和合」，用君、臣、佐、使的配伍形式組成，通過這種配伍組成的方劑，其作用與原藥味就不再完全一樣，即可能改變了其原來的性能，如大黃苦寒，善治熱結便秘，若與附子配伍，則是專治寒結便秘了，所以說配伍作用是組成方劑各藥物作用的綜合體現。

王氏指出，這種綜合作用是一個「合力」，而且應當是一個「向量」，因此才能定向地作用於某一病證或臟腑，發揮有針對性的治療或保健作用，所以說中醫用方劑治病是一大特色。

這一「能使藥各全其性，亦能使藥各失其性」的配伍作用之本質，還是其化學作用。

因此，王氏認為，只有研究配伍過程中化學成分的變化，才能真正闡明方劑治病的療疾的機理，才能真正探知配伍作用的物質基礎———化學物質和方劑配伍的規律，才能逐步規範方劑製劑，提高品質，做到方劑的成分、療效可知和品質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