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醫經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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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法】

養陰生津，扶脾益胃。

處方：生地１２克、沙參１０克、麥冬９克、玉竹１２克、山藥１２克、花粉９克、石斛９克、玄參１５克、山楂１０克、廣木香６克、砂仁６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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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診】

服上方５劑後，自覺胃中舒暢，但大便４日未解，余無變化，仍按原方加熟軍６克，囑再服１０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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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診】

服上方１５劑後，胃脘已不痛，腹脹亦減，精神亦有起色，食欲稍有恢復，仍按原方繼服１０劑。

患者照原方前後共服４０餘劑，飲食倍增，體力日趨恢復，脘腹痛脹基本消失，大便隔日一行，仍堅持服藥，兩月後來告，自覺症狀全部消失，身體較前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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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析】

萎縮性胃炎，屬於中醫胃脘痛範疇。

脾虛胃弱，納運失職，其病因無非過於勞頓，飲食失節，導致胃陰不足，脾陰受損。

章氏臨床治療本證較多，皆採用養陰益胃法，仿葉天士養胃方、吳鞠通益胃湯化裁制訂本方，命名為香砂益胃湯，以治療因胃陰虛所致的胃脘痛療效顯著。

本例發病原因是工作勞累，飲食失節，饑飽無常，胃氣受傷，加之平日喜食辛辣煎炒食物，耗損胃陰，復損脾陰，故納少運滯，消化失職而成胃虛重證，經章氏用養陰益胃法而獲轉機。

章氏指出：萎縮性胃炎患者胃陰虛的固多，脾陽虛者亦可見到，其表現為胃脘痛，食少腹脹，消化不良，大便溏瀉，口不渴，且胃鏡內窺已確診者，用香砂六君湯加神麯、山楂、藿香、葛根，用之亦有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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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養陰疏肝治療慢性肝炎案】

孫某某，男，４５歲，幹部。

患者於２０年前有無黃疸型肝炎病史，以後遷延失治，轉為慢性，２０餘年來反復發作，每至春季即出現脅痛、腹脹，食少納呆，多次檢查肝功能均在正常範圍內，因時間長亦未介意，近來病情增重，經常脅痛，勞則加甚，腹脹納減。

有時出現鼻衄、齒衄，精神大不如前，面色黧黑，胸部可找到蛛紋，赤掌明顯，肝功能無明顯變化，超聲波檢查，肝大０５釐米，脾大１釐米，診為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

轉請章氏用中藥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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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見】

脈弦細數、舌赤、苔少，面色黧黑，耳前後及頸部均有散在蜘蛛痣，肝掌明顯，自述腹脹，納少，肝區疼痛，口乾苦，睡不安寐。

辨證：肝鬱氣滯，日久失治，肝氣橫逆，脾土受戕，運化失權，以致食少，納呆，腹脹；

氣阻血瘀，肝脈瘀阻，以致脅痛，衄血，面黑，蛛紋，赤掌等。

日久腎陰不足，不能涵養肝木，肝木化火，肝陰虧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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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法】

滋水涵木，養陰疏肝。

處方：當歸１０克、白芍１０克、生地１０克、枸杞１０克、鬱金１０克、川楝子１０克、沙參１０克、麥冬１０克、丹參１０克、白蒺藜１０克、鱉甲１０克、山楂１０克。

５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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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診】

服前方後尚無不良反應，囑按原方連服一月後複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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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診】

一個半月共服藥４０餘劑，脅痛腹脹逐步減輕，脅痛基本不作，精神飲食均有好轉。

衄血已止，脈弦細，舌質紅，苔薄黃。

前方有效，囑按原方繼服三月再複診。

半年後，患者欣然而至，自述諸症已消失，在市某醫院檢查，脾臟可觸及，肝無變化，胸前蛛紋已不明顯，精力已倍於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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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析】

慢性肝炎，往往因急性肝炎失治遷延而致。

也有因血吸蟲肝病或中毒性肝炎未經治療發展成為肝硬化。

本病主症多為脅痛，納減，腹脹，頭昏，肢軟，心慌，失眠，形體逐步消瘦，其重者可出現痞塊，噁心嘔吐、厭油，甚至輕度黃疸，面色黧黑，蛛紋，赤掌，男性乳房發脹，衄血或出現鼓脹等。

章氏對肝膽病的治療頗具專長，認為慢性肝病為肝病日久，腎水不足，肝失所養，肝鬱陰虛，肝氣橫逆，脾土受戕，氣滯血瘀，治以魏玉璜一貫煎為主，並加白芍、鬱金，名加味一貫煎，本方以沙參、麥冬、當歸、白芍、生地、枸杞滋腎養肝，鬱金、川楝子疏肝理氣使肝體得養，肝氣條暢。

本案在前方基礎上加丹參化瘀通絡，白蒺藜育陰疏肝，鱉甲養陰軟堅，山楂入脾助運，患者服藥三月後症狀消失，精力恢復，臨床基本治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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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論醫話】

一、論朱丹溪「陽有餘陰不足論」 丹溪學說的基本觀點貫穿在《格致余論》、《局方發揮》兩書中，其中心思想是「陽有餘陰不足論」以及「相火論」。

丹溪著上二書目的之一是肅清《局方》辛燥之弊。

他在《格致余論》的開篇就開宗明義地指出：「人之一身，陰不足而陽有餘。

他以程（程顥、程頤）、朱（朱熹）理學觀點為依據，一方面以天地日月的關係進行類比，吸收了程顥「天地陰陽之運，升降盈虛，未嘗暫息，陽常盈，陰常虧」和朱熹「天以氣運乎外，故地惟在中間，聵然不動」（《中國哲學史稿》），月「但常受日光為陰」（《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的觀點，認為「天地為萬物父母，天大也，為陽，而運於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為陰，天之大氣舉之，日，實也，亦屬陽，而運於月之外；

月，缺也，屬陰，稟日之光以為陰者也，人身之陰氣，其消長視月之盈缺」（《格致余論》）。

另一方面，丹溪還以程朱理學天理人欲的觀點來說明陰易乏，陽易亢，他認為：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經行，「有形之後猶待於哺水穀以養，陰氣始成，而可以陽氣為配……可見陰氣之難於成」（《格致余論》）。

陰氣難成，而人情欲無涯，心之君火感動而動，引動相火則耗陰精，所以陰氣不獨難成而易虧，因此造成陽有餘而陰不足狀態。

丹溪關於相火妄動導致陰虛陽亢的觀點，不是個別結論，而是他特別強調且貫徹始終的基本思想。

譬如在《養老論》中認為：「人身之陰難成易虧，六七十後，陰不足以配陽，孤陽幾欲飛越。

因為老人常「陰虧性急」、「陰虛難降則氣鬱而成痰」。

所以一切炙厚味皆不宜食。

在《慈幼論》中認為「人生十六歲以前，血氣俱盛，如日方升，如月將圓，惟陰常不足。

所以童子不宜暖服，恐妨陰氣和長，亦不宜食厚味發熱之品，「只與乾柿熟菜白粥」，因為「生粟味鹹，乾柿性涼，可為養陰之助」。

在《茹淡論》中認為「穀菽果菜、自然衝和之味，有食人補陰之功，……烹飪調和，偏厚之味，有致疾伐命之毒」。

所以提倡茹淡以收心降火。

在《房中補益論》中強調修心養性，以防相火妄動耗竭真陰，反對以房中為補，在《逆論》中主張以太極之理，觸類旁通，此是朱熹的觀點。

在《火氣屬金說》中引用邵雍的觀點，從天以氣運於外攝水，地以形居於中浮於水，引申出「肺主氣外應皮毛……此天之象也。

其包裹體外臟腑於其中，此地之象」。

這仍然是天大地小，地居天中的陰不足陽有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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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溪不但在理論上主張陽有餘陰不足】

而且也把這種思想貫穿到實踐中，從而提出節欲養陰的主張，如對許多疾病，丹溪都認為與飲食色欲有關。

癰疽之證，不但由於外因，而且也由於「過於色」。

鼓脹病不但由於七情內傷，六淫外侵，而且也因為「飲食不節，房勞致虛，脾土之陰受傷」（《格致余論》）。

瘧之證，也與「恣意飲食，過分勞動，竭力房事」有關。

婦人經血紫黑作痛，是由於「性執而見鄙，嗜欲加倍，臟腑厥陰之火無日不起」（《格致余論》）造成的。

大便乾燥也與「勤於工作而有愛妻」有關。

陰虧陽脫兼滯下，與奉陽受用，又犯房勞有關。

噎病是生於血乾。

如此等等，幾乎全部疾病都與色欲過亢，相火妄動，損耗真陰有關。

所以在治療上不但據證用藥，且皆須淡飲食，薄滋味，養心節欲，以防相火妄動。

從以上足以證明，丹溪在理論上明確主張陽有餘陰不足的，並從各方面加以反復強調，與其理論觀點一致，在實踐上也就合乎邏輯地導出養陰主張，這就是丹溪學說的基本點和主流所在。

自從丹溪提出「陽有餘陰不足論」後，在醫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反響，推崇讚譽者自不必說，持異論者也大有人在，如明代張景岳為代表的溫補學派曾針鋒相對地提出「陽非有餘而陰常不足」之說，從而在學術上展開一場論戰，不過景岳僅對「陽有餘」提出了質難，而對「陰不足」則觀點基本一致。

近代以來，醫學界對丹溪「陽有餘陰不足論」發表許多新的見解，有謂丹溪「陽有餘陰不足論」的提出與滋陰並無必然聯繫。

其論點大致有二：一是認為「陽有餘陰不足」是天地萬物的自然造化之理，是人體正常的生理現象，因此如何會主張滋陰以配陽。

二是認為「陽有餘陰不足論」只是養生論，作為滋陰學說乃是一場歷史誤會等等，因此，有必要對丹溪「陽有餘陰不足論」的實質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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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認為】

「陰平陽秘」為人體正常生理狀態和健康標誌，「陰陽失調」則出現反常病理狀況，故《素問?生氣通天論》謂：「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

丹溪在《格致余論》中亦謂：「氣陽血陰，人身之神，陰平陽秘，我體長春。

說明陰平陽秘是人體正常的生理狀態，而「陽有餘陰不足」則明顯是指病理現象，如果把丹溪的「陽有餘陰不足」理解為生理現象，顯然違背了丹溪的本旨。

「陽有餘陰不足」理論的確包含著某些生理內容，但主要是從病理方面進行闡發。

如他首先運用天人相應取類比象方法。

《格致余論》指出：「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為氣，地之陰氣為血，故氣常有餘，血常不足。

並以天大地小，日實月缺的自然現象來加以證明。

實際上這些自然現象也是丹溪為「陽有餘陰不足」的理論依據。

其次，丹溪以《內經》有關人體生長發育的規律為依據，指出：「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之後猶有待於哺乳水穀以養，陰氣始成。

……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子四十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供得三十年之視聽言動已先虧矣。

（《格致余論》）如果說從陰氣最初在人體形成時的情況來講，可以理解為生理現象。

但陰氣的虧損則主要是病理因素所造成，而「陽有餘陰不足論」正是在這個中心思想指導下進行論述的。

丹溪之所以提示這些生理現象，無非是強調陰氣難成而易虧，從而更加突出病理因素容易耗損陰精而已。

由於丹溪在論述中未能嚴格區分生理與病理之間的界限，反以一般的自然現象和人體的生理情況來證明「陽有餘陰不足」這一病理特點，因而造成後世醫家的誤解和非議。

如張景岳同樣是以日月天地自然現象和人體生理現象為依據，相反提出「陽非有餘」之說，明確指出：「天之大寶，只此一丸紅日，人之大寶，只此一息真陽。

又說：「陰陽二氣，最不易偏，不偏則氣和而生物，偏則氣乖而殺物。

（《類經附翼?大寶論》）很明顯，張氏所指「陽非有餘」是人體正常的生理現象，即真陽之氣，而且丹溪「陽有餘」的含義則主要指病理而言。

丹溪為了更好地說明「陽有餘陰不足」這一病理現象，他從哲學的動靜關係中認識到陽主動，凡動皆屬火。

而人體動易而靜難，常處於「陽動」的狀態中，最易耗損陰精。

故他說：「主閉藏者腎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係上屬於心。

心，君火也，為物所感則易動，心動則相火亦動，動則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雖不交會，亦暗流而疏泄矣。

（《格致余論》）。

丹溪在這裡已明確指出陰精虧損的病理因素主要是妄動相火。

他還進一步指出妄動相火不僅造成陰精虧損，甚至還可以危及生命。

如他說：「相火易起，五性厥陰之火相煽，則妄動矣。

火起於妄，變化莫測，無時不有，煎熬真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

（《格致余論》）從這裡不難看出，丹溪的「陽有餘陰不足」並不是人體正常的生理現象，而主要是從病理角度提出來的。

丹溪這裡所謂的「陽有餘」，主要是指情欲引起的妄動相火，而決非指人體真陽之氣有餘。

所謂「陰不足」，主要是指相火妄動而造成的精血虧損，因此抑制相火，保護陰精，才是「陽有餘陰不足」論的實質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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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溪為了抑制相火】

保護陰精，首先針對人體常為物欲所感的特點，融匯宋儒理學思想，提出了「去欲主靜」的養生理論，主張「善攝生者，宜暫遠帷幕，各自珍重，保全天和」（《格致余論》）。

並且在該書中首列「飲食箴」、「色欲箴」。

以此來規勸人們節飲食、戒色欲，養性修心，不使相火妄動，從而達到保護陰精的目的。

這裡不難看出，丹溪對於養生學是非常重視的。

不過值得指出的是，如果把丹溪的「陽有餘陰不足」理論僅作為養生理論看待則未免太局限。

實際上該理論不僅提倡「主靜寡欲」的攝生，更為重要的是為創制滋陰降火法則確立了理論依據。

再說，丹溪畢竟是醫學家而不是養生學家，養生只是他學術成就的一個方面。

他提倡養生僅僅是作為保護陰精的預防措施，而創制滋陰降火法則才是主要目的。

由於陰精與相火二者之間實際上是水與火的關係，火旺則水竭，水足能制火。

所以通過滋陰能降火，運用降火可以達到保陰，從而使「陽有餘陰不足」的理論思想與臨床治療緊密地結合起來。

正如明代醫學家王節齋所說：「人之一身，陰常不足，陽常有餘。

況節欲者少，過欲者多，精血既虧，相火必旺，火旺則陰愈消，而勞瘵、咳嗽、咯血、吐血等症作矣。

故宜常補其陰，使陰與陽齊，則水能制火，而水升火降，斯無病矣。

故丹溪先生發明補陰之說。

（《明醫雜著》）事實上丹溪主張攝生保精和創制滋陰降火，三者在學術上是一脈相承的，都是為了抑制相火，保護陰精，達到人體「陰平陽秘」這一根本目的。

如果把二者割裂開來，這種認識顯然是不全面的。

因此說丹溪「陽有餘陰不足論」不僅僅是提倡養生，更重要的是為滋陰學說奠定了理論基礎。

丹溪作為滋陰派的宣導者顯然是無可非議的，更不是什麼歷史的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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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朱丹溪「相火論」 】

丹溪在《格致余論》中有兩大名論，除了上述「陽有餘陰不足論」外，就是「相火論」，它是丹溪學說中的主旨理論之一，對後世影響較為深遠。

丹溪的相火論，就其內容來看有兩種含義：一是指正常的陽氣之動，所謂「天主生物，故恆於動，人有此生，亦恆於動，其所以恆於動，皆相火之為也」。

而且這種陽氣之動———相火，對自然界，對人類均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所謂「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

這種相火，丹溪是從理學太極動靜立論的。

天人感應，在於天，泛指生陽之氣，或六氣之火，在於人，含有「生氣之原」的意思，是臟腑之本，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

另一是指五志妄動，成為邪火，即思想為物欲所感，五志化火。

丹溪指出：「火起於妄，變化莫測，無時不有，煎熬真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

這種相火，是陰虛火旺的邪火———「元氣之賊」，即後世所謂「龍雷之火」。

一詞二義，一言正，一言邪，統稱相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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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相火之為邪火】

內容遠不止如上述，丹溪設為問答，繼續發揮說：「相火天人之所同。

《內經》病機十九條，而屬火者五，皆相火為病之出於臟腑者，如「諸熱瞀」、「諸禁鼓栗」、「諸逆衝上」、「諸躁狂越」、「諸病跗腫」等。

又如《原病式》云：諸風掉眩屬於肝，是風之動；

諸氣鬱病痿屬於肺，是火之升；

諸濕腫滿屬於脾，是火之勝；

諸痛癢瘡屬於心，是火之用。

亦皆相火之為病，見於五臟者。

這些火證，都是劉河間論五運六氣為病的內容，再與上文綜合而觀，則丹溪的相火論，就不僅僅是肝腎的陰虛火旺，而且包括五臟六腑之火。

如他所謂「前者為人欲之火，後者為天造之火」（《局方發揮?論相火》）。

關於這一點，往往為人們所忽略。

總之，丹溪的相火論具有兩重性，即正火與邪火，邪火中尚有虛實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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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處理相火（邪火）】

丹溪提出兩種治法。

一種是從理學觀點出發處理相火，即要求「人心聽命乎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靜，彼五火之動皆中節，相火惟有裨補造化，以為生生不息之運用耳，何賊之有」？

「蓋相火藏於肝腎陰分，君火不妄動，相火惟有稟命守位而已，焉有燔灼之虛炎，飛走之狂熱也哉」（《格致余論?房中補益論》）。

這是要求修身養性，從思想上下功夫，以理智克服欲念，使五志不妄動。

另一種是用藥物治療相火的方法，推廣河間、子和、東垣諸氏之法。

劉、張成功之處，在於降心火，升腎水（即用寒涼藥瀉火，火去則腎水自生），東垣之成就，是瀉水中之火。

總之是補水瀉火，這是「相火論」中提出的治療原則。

在《丹溪心法?火門》中，論治主要分別虛實，與《相火論》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其附錄即是該書之文。

認為實火可瀉，用黃連解毒之類，虛火可補，用人參、白朮、生甘草之類（《醫學正傳》）。

凡火盛者，不可驟用涼藥，必兼溫散，如風寒外來之邪化火以及鬱火，皆須發散方法乃佳，又如人壯氣實，火盛甚至發狂者，可用正治方法，如大黃、芒硝、冰片之類。

反之，人體虛而火盛，有虛狂者則不能正治，若用寒涼，其病立危。

所以陰虛火動較為難治，朱氏倡用補陰降火法，藥如炒黃柏、生地黃之類，或四物湯加炒黃柏、炙龜板之類，臨床用之多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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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丹溪心法?補損門》中】

更突出地反映了丹溪滋陰降火的成就。

此門羅列２５方，其中有大補丸、補陰丸、濟陰丸、補虛丸、補腎丸以及三補丸、五補丸等共計２２方。

其典型方劑如大補丸，藥用黃柏、知母、熟地、龜板，有降陰火、補腎水之功。

余如補陰丸有７方，亦以黃柏、龜板為主藥，配伍知母、熟地、當歸、白芍、牛膝、側柏、黃連等；

三補丸有５方，其中４方是用黃芩、黃連、黃柏、梔子，配以龜板、生地、白芍等，甚至一味黃柏亦名大補丸。

但在運用時，並不單方使用，而是「氣虛以補氣藥下，血虛以補血藥下」，其餘方劑，亦遵從這個要旨，或佐陳皮，或佐乾薑，或加砂仁，或加香附，甚至加人參、白朮等等，在滋陰降火的同時，時時注意保護胃氣，使清滋不礙脾運，苦寒不傷胃氣，這是丹溪功力獨到之處。

丹溪在《格致余論?序》中認為「濕熱相火，為病甚多」，試推論之。

如中風之病，有濕土生痰，痰生熱，熱生風者；

有陰虛火熱，熱勝風動者。

至於治療，認為「子和用三法，有的係邪氣卒中，痰盛實熱者可用」。

所以痰壅盛者用吐法去風痰；

陰虛火熱者宜滋陰降火，用四物湯加牛膝、竹瀝、黃芩、黃柏；

有痰者需加去痰藥。

又如喘證，有火炎者宜降心火，清肺金，甚至用導水丸（大黃、黃芩、黑醜末、滑石）治之。

如陰虛夾痰喘者用四物湯加枳殼、半夏以補陰降火，理氣化痰。

又如咳嗽，夏季是火氣炎上，宜重用芩、連以清金化痰降火，乾咳乃痰鬱其火，邪在中，用苦桔梗開之，在下用補陰降火之劑，四物湯加炒黃柏、竹瀝之類。

上半日咳嗽者屬胃中有火，用貝母、石膏降胃火。

午後嗽多者屬陰虛，必用四物湯加炒黃柏、知母降火。

又如吐血，是陽盛陰虛，血不得下行，因火炎上之勢而上出者宜用山梔清胃脘之血，吐血覺胸中氣塞，上吐紫血者用桃仁承氣湯下之。

若陰虛火動，多先吐紅，後見痰嗽，以四物湯加去痰清火藥，吐血夾痰，積吐一二碗者亦只補陰降火，四物湯加瀉火劑之類。

但夾痰而用止血藥則泥而不行，只要治火則血止，因吐血屬於火病。

如虛火上浮，不宜於滋降者，可用從治法，以交趾桂為末，冷水調服。

大吐紅不止，亦可用炮乾薑末加童便調服。

又如發熱，傷寒寒熱當用表散，發熱惡寒亦宜解表。

但傷寒熱甚而渴，表解裡實，漸熱引飲，可用三一承氣湯；

如經熱不解，用黃連解毒湯或涼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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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陰虛發熱脈數而無力者】

又當用四物湯加炒黃柏、黃芩、龜板等，這是降火補陰之妙劑。

如此等等，在丹溪書中真是層出不窮。

朱氏鑒於「因《局方》之教久行，《素問》之學不講，抱病談醫者，類皆喜濕而惡寒，喜補而惡解利」（《格致余論》）的偏向，善於以火辨證治療，可謂獨樹一幟，對糾正時弊作出了貢獻。

由於相火「迅急」易動，非君火之溫和，引起人體「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從而潮熱、盜汗、骨蒸、眩暈、耳鳴、咳嗽、咯血、吐衄等症俱作，「脈象澀數，口必乾燥」（臧達德《履霜集》補充此二症）。

遵照《素問?六微旨大論》「相火之下，水氣承之」之旨，並效法王冰《素問?至真要大論》釋文對水火的處理，「逆者正治」，掌握其「遇草而熾，得木而燔，可以溫伏，可以水滅，逆其性氣以折之，攻之」。

一方面倡議茹素戒葷，「淡泊是諳」，另一方面學習張潔古《家珍》「養血益陰熱能自退」，投錢乙六味丸的經驗，甘涼潤滋，固護「本真」，並兼苦寒清火，瀉以助補，其喜用方藥有地黃、龜板、知母、花粉、童便、豬脊髓、瓊玉膏及西瓜、梨水、蔗漿、藕汁等，且必酌加黃芩、黃連、黃柏、青黛、山梔之類瀉火，代表方為大補陰丸，屬著名的潛鎮遊火，充陰降陽之劑。

此方曾風行一時。

「海內沿染，競相傳習」（張琦《四聖心源?序》）。

歙縣吳澄對丹溪的這一學術成就評價十分中肯，他說：「丹溪治虛損之法，專主乎降，蓋為虛損門中陰虛火旺者立法，亦非概括虛損症也。

夫有東垣之升，自有丹溪之降，氣下陷而不能升者，當用東垣之法為先，火上升而不能降者，則用丹溪之法莫緩。

（《不居集》）「丹溪的遣藥方法和施治要點，能發前人所未發，補前人所未備」（虞摶《醫學正傳》）。

不僅應用於內傷雜證，且對溫病晚期的處理也開闢了一條生津、育液，填補下焦的途徑。

或由於後世私塾者存有局限性，「師守真而過，則偏於苦寒，師丹溪而過，則偏於清降」（李中梓《醫宗必讀》）。

致使有人片面地認為，「自丹溪輩倡陽常有餘之說，後世醫者每為所囿」（焦循《雕菰集》文錄「鄭素囿醫案」序）。

更有人矯枉失正，濫施滋補，造成又一時弊。

正如何夢瑤針對這一傾向所批評的：「河間言暑火，乃與仲景論風寒對講，丹溪言陰虛，乃與東垣論陽虛對講，皆以補前人所未備，非偏執也。

後人動議劉、朱偏用寒涼，矯以溫補，立論過當，遂開酷烈之門，今日桂、附之毒，等於刀鋸，夢瑤目觀其弊，不得不就正其失，初非偏執，讀者幸勿從辭害意。

（《醫碥?凡例》）丹溪生於元代之江南地區，鑒於該時因於酗酒，縱欲，肥甘不節，且當地《局方》盛行，香燥藥物充斥市廛，相火妄動者多，故在《素問?太陰陽明論》「陽道實，陰道虛」的基礎上，結合臨床所見，提出了聞名後世的「相火」為害和「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的學說，他的治療方法能突破前人藩籬，極富創新之意，促進了祖國醫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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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朱丹溪「濕熱」學說 】

丹溪注重濕熱學說，他在《格致余論》寫有「生氣通天論病因章句辨」及「新定章句」、「因於濕，首如裹，濕熱不攘，大筋軟短，小筋弛長，軟短為拘，弛長為痿」之文，糾正了王太僕句讀中的錯誤，至今成為後學者所遵崇。

丹溪受李東垣學說的影響，東垣曾在《脾胃論》中列有「長夏濕熱胃困用清暑益氣湯」、「濕熱成痿肺金受邪說」之說，並在《蘭室秘藏》中也述及了濕熱，其論述雖頗有見地，但他論濕熱並不詳備。

丹溪在東垣論濕熱的基礎上對證治方面作了較大的發揮，如清代張路玉在《張氏醫通》中謂：「濕熱一證，在所未詳，到丹溪始大發其奧，故後世得以宗之，殊不知其是從東垣痹證諸方悟出。

此語不為無據。

丹溪之師羅知悌嘗對丹溪有言：「醫學之要，必本於《素問》、《難經》，而濕熱相火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長沙之書詳於外感，東垣之書詳於內傷，必兩盡之，治病方無所憾，區區陳、裴之學，泥之且殺人。

（《宋濂集》）因而丹溪在李東垣、羅知悌所述理論基礎上，對濕熱證治作了較大的發揮，故在《格致余論》中寫道：「濕熱相火為患最多。

對於濕熱的病機，例如中風，丹溪認為「濕生痰，痰生熱，熱生風」，其病理過程始為濕，終為風。

痿證的病機，他認為：「濕邪為熱，熱留不去，大筋軟短者，熱傷血，不能養筋，故為拘攣。

小筋弛長者，濕傷筋，不能束骨，故為痿弱。

對於濕熱的治療，丹溪不僅繼承了東垣用「清燥之劑」，「寒涼以救之」的觀點，並且據此而大加補充，增添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方藥。

如他治痿證之屬濕熱者，用東垣健步丸加燥濕降火的蒼朮、黃芩、黃柏、牛膝之類，並自製虎潛丸，既清火燥濕，卻又補腎堅陰，以治痿證之屬肝腎陰虛為主者。

此方是根據東垣「源絕則腎虧，痿厥之病大作，腰以下痿軟，癱瘓不能動」（《脾胃論?濕熱成痿肺氣受邪論》）之意而立方的，不用東垣所擬的清燥湯，但更切合「腎虧」的病機。

又如著名的二妙丸，治療「筋骨疼痛因濕熱者」，亦治痿證，藥雖只黃柏、蒼朮二味，功效卻十分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