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醫經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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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方】

三、疏風化濕湯組成：忍冬藤９克、淡芩２克、制天蟲６克、蟬衣２克、白鮮皮６克、藿香５克、炒白朮５克、炒枳殼２克、陳皮５克。

功能：疏風邪，祛濕熱。

用法：每日１劑，水煎兩次，上、下午各服一次。

適應證：嬰幼兒濕疹。

症見患兒頭面、軀幹或四肢外發濕疹且瘙癢不安為其主證。

初起以丘疹為多，繼則中起水瘡，搔破後流膿水，平時伴有胃納欠佳，大便粗糙不化、氣穢，苔白膩，指紋淡紫。

病程往往纏綿，反復久延不愈。

方解：本病在臨床上甚為常見，中醫文獻中又稱之為「奶癬」。

《外科正宗》說：「奶癬，嬰兒在胎中，母食五辛，父餐炙，遺熱與兒，生後頭面遍身發為奶癬，流滋成片，睡臥不安，搔癢不絕。

認為本病由胎火濕熱所致。

然嬰兒濕疹雖有濕熱內蘊之內因，但必具風邪外襲之外因。

因此，風濕鬱於肌表乃是本病發病之關鍵所在。

在具體治法用藥中，根據小兒脾常不足的生理特點，不應過多選用苦寒之品，應採取以甘寒藥物為主的用藥原則。

在遣方中，特選用忍冬藤以清風濕熱邪，配以小劑量淡芩增強清濕熱之效為主藥；

又根據其風濕鬱於肌表之機理，方中以桑葉、蟬衣疏風清熱；

再佐以天蟲、白鮮皮祛風濕止癢；

陳皮、藿香芳香醒胃祛濕；

白朮、枳殼運脾理氣祛濕以治其本。

使全方清熱不傷正，祛濕又健脾。

共奏疏風邪，祛濕熱之效。

臨床加減：若熱重者，可加焦梔皮、白茅根；

若風甚者，加用桑葉、防風；

濕蘊時，可選用生苡仁配伍；

而大便粗糙氣穢者，加以楂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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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方】

四、理脾化濕湯組成：炒苡仁９克、川朴花５克、茯苓９克、炒淡芩２克、炒枳殼２克、神麯９克、大腹皮６克。

功能：理脾化濕，消積運滯，調暢氣機。

用法：每日１劑，水煎兩次，上、下午各服一次。

適應證：小兒厭食證（脾虛夾濕型）。

症見患兒面色萎黃，形體較瘦，發黃稀而枯，長期胃納不思，時有胸悶不舒，脘腹作脹，常感口淡無味，大便粗糙不化量多氣穢。

部分患兒可伴有微熱、腹痛、便溏或神煩不安等症狀。

方解：厭食證之因雖有小兒脾常不足的生理、病理特點內在因素，但片面的追求高營養，長期的餵養不當，飲食失調及偏食等日益損傷脾胃功能，是導致小兒厭食證的主要原因。

因而，在病理上出現了穀反為滯，水反為濕，氣機受阻，胃納呆滯的濕阻氣滯改變。

臨床上在胃納明顯減退的情況下，可見口淡無味，胸悶不適，脘腹作脹之脾虛夾濕之證。

所以，在治療時應以理脾化濕運滯之法，達到恢復脾胃納運功能之目的。

如若單純以補為主，往往易礙氣機；

而一味消導，又會損脾傷正。

所以治本病要達目的，其關鍵在於「理脾氣」。

只有這樣才能調暢氣機，促進脾運化，而使病證得愈。

「理脾化濕湯」的主要功效，貴在「疏理氣機」。

方中苡仁、茯苓理脾化濕；

川朴花、枳殼芳香振動氣機；

大腹皮開鬱理氣；

淡芩醒胃化濕；

神麯醒胃消積。

諸藥配伍可復其虛，調其氣，除其濕，行其滯。

共奏理脾化濕，消積運滯，調暢氣機之效。

臨床加減：伴有微熱者，可加青蒿；

腹脹且痛者，則加製香附、陳皮；

大便溏泄不化者，加用炒白朮；

舌苔厚膩者，配以楂炭、雞金。

（邱德文編） 漫漫岐黃路精誠大醫魂—三代御醫之後趙紹琴 彭建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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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趙紹琴出生於三代御醫之家，曾祖父以下三代均為皇宮御醫。

現任北京中醫藥大學終身教授、中國中醫研究院客座教授，歷任北京市政協常委和全國政協委員。

趙氏從醫６０年以來，在中醫溫病、中醫內科領域發遑古義，推陳出新，碩果累累。

曾先後出版了《溫病縱橫》、《趙紹琴臨床４００法》、《文魁脈學》、《趙文魁醫案》等一批學術專著，培養溫病專業碩士研究生２０余名，１９９０年被國務院確定為國家級名老中醫。

曾多次應邀到日本、新加坡、韓國等地進行學術交流，影響很大。

因趙氏在學術上的成就，１９９４年被入選英國劍橋名人傳記。

本文著重介紹趙氏在溫病學中，論溫病初起證屬熱鬱不可言表，論「在衛汗之」並非應用汗法，論「火熱可清，火鬱當發」，論伏氣溫病有發於髓。

在內科學中，從營血辨治雜病，慢性腎病非虛、忌食蛋白、宜動不宜靜等學術觀點。

在臨證上診脈、察舌、觀色，審症求因，重在客觀，以法統方，用藥輕靈，開門逐邪，攻補兼施，善用風藥的診治特色。

並通過「補中益氣湯治療食道裂孔疝案」等５個案例予之交相輝應。

所收錄的「治病先治心論」、「牛吃草論」等醫論醫話，以及宣鬱退熱湯等６個經驗方均是趙氏醫療經驗的結晶。

總之細讀全文對於中醫藥工作者定會大有收益。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屈原《離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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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紹琴】

男，漢族，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４日出生於北京。

現為北京中醫藥大學終身教授、中國中醫研究院研究生院客座教授、張仲景國醫大學名譽教授、中國中醫藥學會內科學會顧問、中國醫學基金會理事、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顧問。

歷任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政協常委等職。

趙氏出生於世醫之家。

其曾祖父、祖父和父親均在清宮太醫院供職為御醫。

其父文魁公曾任清末太醫院院使（正院長），御賜頭品花翎頂戴，民國初年出任北京中醫學社名譽社長。

趙氏自幼便受到家傳醫學的薰陶，在其父的嚴格督導下熟讀醫學典籍，打下了堅實的醫學基礎，並於１９３４年通過了資格考試，承父業而懸壺北京。

後又拜師於太醫院御醫韓一齋、瞿文樓，和北京四大名醫之一汪逢春，跟隨三先生臨床學習多年，盡得三家真傳。

１９５０年參加衛生部舉辦的中醫進修學校，系統地學習了現代醫學知識。

１９５６年，北京中醫學院（即北京中醫藥大學的前身）成立，趙氏受聘執教，主講本草學，成為北京中醫學院的首批教師之一。

１９５８年奉調到新建的學院附屬醫院，負責中醫內科的臨床教學、醫療和科研工作。

１９７７年調任學院基礎部溫病教研室主任。

１９７９年以後，以培養碩士研究生為主，先後培養出溫病專業碩士研究生２０余名。

１９９０年被確認為首批帶徒的國家級名老中醫，收徒二人。

他以年逾古稀的高齡每日帶徒門診，在臨床實踐中帶教學生。

３０餘年來，他為培養高級中醫人才嘔心瀝血，其在教學上的特點是注重理論聯繫實際，強調從臨床學習，提高理論水準和臨床技能，認為這是造就新一代高水準中醫臨床人才的必由之路。

趙氏師承名家，復經６０年臨床，在中醫學術上多有創見。

他是當代著名的溫病學家，擅長治療溫熱性和濕熱性疾病。

對葉天士所提出的溫病衛氣營血辨治大法有獨到的體會和認識。

他認為溫病初起為熱邪，不可言辛涼解表，只可言辛涼清解。

葉天士所謂「在衛汗之」並非指汗法，而是通過辛涼清解達到汗泄驅邪之目的。

這一觀點從臨床實際出發，糾正了多年來溫病初起須辛涼解表的傳統認識，被新版的高等中醫院校統編教材《溫病學》所採納。

在溫病臨床實踐中，趙氏尤其善用葉天士「透熱轉氣」法救治高熱不退、昏迷等危重病證。

他把透熱轉氣引申為可以廣泛用於溫病衛氣營血各個發展階段的一種治療大法，以透邪外出為指導原則，取得了很好的臨床效果，大大擴展了葉氏的學術經驗。

在內科臨床方面，趙氏以善治疑難重證著稱。

其辨證准，立法明，用藥少，療效好。

已故著名中醫學家秦伯未先生曾盛讚趙氏「平正輕靈」。

他還把溫病衛氣營血辨證方法引入內科臨床，對一些疑難病從營血進行辨證，如白血病、再生障礙性貧血、血小板減少症、病毒性心肌炎、系統性紅斑狼瘡、慢性腎小球腎炎、腎病綜合徵和慢性腎功能衰竭等。

尤其是對現代醫學中腎臟系統慢性病變研究深入，對中西醫學關於慢性腎病的傳統觀點提出質疑，針對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創新的理論，如慢性腎病非虛論、慢性腎病忌食蛋白論、慢性腎病宜運動鍛煉論、慢性腎病可遺傳論、慢性腎功能損害可逆論等。

並確立了一整套辨治慢性腎病的臨床治療方案，包括以涼血化瘀為基本大法的中藥辨證施治，以忌食蛋白為主要內容的飲食調控，和以徒步行走為主要形式的運動鍛煉。

這套綜合治療方案施之於臨床，取得了滿意的治療效果。

臨床實踐證明了趙氏關於慢性腎病理論的正確。

多年以來，趙氏除承擔繁重的臨床醫療、科研和教學任務外，還致力於總結學術經驗，著書立說，他在各種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近百篇，撰著《溫病淺談》、《溫病縱橫》、《趙文魁醫案選》、《文魁脈學》、《趙紹琴臨床４００法》等。

目前正在編著其畢生學術經驗的全面總結之作《趙紹琴內科學》，不久可望問世。

１９８２年以來，趙氏多次應邀訪問日本、新加坡、韓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進行學術交流，或為國際友人診治。

所到之處，受到當地醫學同仁的熱烈歡迎。

１９８４年趙氏二度訪日，作為特別代表出席日本漢方醫學第３４屆年會，是會上唯一胸前佩帶白花的尊貴客人。

在會上他作了關於濕熱病的學術報告，再次引起轟動。

１９９１年，趙氏應邀訪問韓國，在東園大學和慶肇大學作巡迴學術報告，韓國９所大學的醫學院派出代表參加報告會。

由於報告大受歡迎，訪問延長了一個多月。

當時中韓尚未建交，這次訪問促進了兩國間的醫學交流。

９８２年趙氏首次應邀訪日時攀登富士山，其健步如飛，曾把同行的年輕人遠遠地拋在了後面，時年６７歲。

１０年後的今日，趙氏依然精神抖擻，強健如昔，每日應診５０人次以上，最多時可達百人。

「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

在人類戰勝疾病的航程上，趙氏將繼續駕駛勝利的航船，乘風破浪，永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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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趙氏之學得之家傳師授，復經６０年臨床積累，不斷創新提高，發揚光大，終成一家言。

其學術見解迥異於他人者，無不得之於臨床，復驗證於臨床。

今擇其學術精華，別為溫病要論、內科新說兩部分，略述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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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一、溫病要論（一）論溫病不可混同傷寒溫病和傷寒雖同屬外感熱病，然其性質不同，故不可混為一談。

從中國醫學發展的歷史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溫病和傷寒是混淆不清的。

《內經》中有「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之論，是把溫病從屬於傷寒。

東漢末年，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的問世，標誌著以六經為綱領的外感辨治體系的確立，後世醫家沿用成習，不思創新，束縛了溫病學的發展。

歷代醫家中不乏有識之士，對傷寒溫病混同一論所造成的惡果痛心疾首，宋代龐安時就嚴厲批評當時的醫家對天行溫病「一例作傷寒，行汗下」，以致「天下枉死者過半」，元代王履更從病機、治法角度進行分析，指出「傷寒、溫暑為病不同」。

直到明清之際，經過吳又可、葉天士、吳鞠通等一大批溫病學家的不懈努力，最終確立了以衛氣營血和三焦為辨治綱領的溫病辨治體系，使溫病全然脫離傷寒而自成體系。

時至今日，溫病學已發展成為中醫學的一門重要學科，為戰勝疾病，保障人類健康發揮著重大作用。

然而在現實中，一些人在臨床中仍然將傷寒溫病混同而治，不能充分發揮中醫藥應有的療效和優勢，甚至給病人增加了痛苦。

因此強調分辨溫病與傷寒這兩類不同性質的外感病是完全必要的。

再者，近時有專家學者提出寒溫統一論，意欲把傷寒的六經辨證和溫病的衛氣營血、三焦辨證統一在一種辨證體系裏，以發展為中醫外感熱病學。

這種願望是無可非義的，卻超越了現實情況。

當務之急是分而不是合，只有將傷寒溫病分辨清楚，才能提高中醫診治外感熱病的水準。

趙氏曾回憶本世紀２０年代猩紅熱肆虐北京，作傷寒治者皆不免於死，足證分辨傷寒溫病的重要。

那麼，分辨傷寒和溫病的要點有哪些呢？

其一，病原不同。

傷寒所受為寒邪，溫病所感為溫邪，寒溫各異其性，即吳鞠通所謂「傷寒之原，原於水；

溫病之原，原於火」，由此而決定了二者性質大異。

其二，感邪途徑和初病邪客部位不同。

傷寒，寒邪自皮毛而入，首犯足太陽膀胱之經，太陽主表，故其病機為寒邪束表；

溫病，溫邪自口鼻入，先犯手太陰肺金，肺合皮毛，衛之所出，故其病機為熱鬱肺衛。

其三，初起證候特點不同。

傷寒初起，症見發熱惡寒，頭身疼痛，口不渴，苔白潤，脈浮緊，尤以惡寒重，口不渴，苔白潤為辨證要點；

溫病初起，症見發熱惡風，咽紅咳嗽，口乾口渴，舌紅且乾，脈浮數，其惡風寒較輕微，咽紅甚或腫痛，口乾或渴，舌質紅苔乾可為辨證眼目。

其四，初起治法不同。

傷寒初起，治宜辛溫解表，發汗以解在表之寒邪；

溫病初起，治宜辛涼清解，輕宣以疏肺衛之鬱熱。

從以上四方面進行分辨，溫病和傷寒便不至於混同。

此論深入淺出，為中醫論治外感疾病第一入門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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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二）論溫病當分溫熱與濕熱現代溫病的概念應當是外感熱病的總稱。

按照傳統的中醫命病名法，包括風溫、春溫、暑溫、濕溫、秋燥、伏暑、冬溫、溫毒、溫瘧、溫疫等１０余種。

但若按其病變性質分類，則不外溫熱性和濕熱性兩大類。

風溫、春溫、冬溫、暑溫、秋燥、溫毒等，屬於溫熱性質溫病，濕溫、伏暑多屬濕熱性溫病，至於溫瘧、溫疫，則既有屬溫熱性者，也有屬濕熱性者。

凡屬溫熱性溫病，都是由於溫熱邪氣引起的，其臨床特點表現為起病急，熱變快，易傷陰；

凡屬濕熱性溫病，都是由濕熱邪氣引起的，其特點起病較緩，病程較長，纏綿難愈。

從臨床角度看，診治溫病最重要的就是分清是溫熱性溫病還是濕熱性溫病，濕熱性溫病依據吳鞠通三焦辨證體系進行辨治。

這一觀點是趙氏得之於家傳師授，而又經過６０年臨床驗證而得出的結論。

葉天士創立以衛氣營血為綱的溫病辨治體系，揭示了溫病發生發展變化的一般規律，「衛之後方言氣，營之後方言血」。

並確立了溫病不同階段的治療大法：「在衛汗之可也，到氣才可清氣，入營猶須透熱轉氣，入血就恐耗血動血，直須涼血散血。

葉氏所論溫病衛氣營血四個階段，是以溫熱性溫病的臨床表現為基礎總結出來的，從臨床看溫熱性溫病確實是循著衛氣營血傳變的，雖然在不同溫病中，其傳變次序有所不同，或由衛氣入營血，或由營血出於氣，但其病變階段性較強，界限較為明顯，因此應當以衛氣營血為綱辨治溫熱性溫病。

吳鞠通所創立的溫病三焦辨證原本是對葉氏衛氣營血辨證的一種補充，揭示了溫病傳變過程中「首上焦，次中焦，後下焦」的規律，在溫病辨治中，當然應當把葉氏的衛氣營血和吳氏的三焦辨證結合起來，這樣就更能以揭示溫病的發展規律，有利於明確病位和邪正力量對比。

但三焦辨證作為一個獨立的辨證體系更適合於辨治濕熱性溫病。

這主要是因為濕熱性溫病發展過程中表現為衛氣營血階段的界限並不十分明顯，多表現為濕熱邪氣彌漫三焦，阻遏氣機，導致水液運行障礙，使「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的氣化功能失常。

因此以三焦辨證為綱辨治濕熱病要比衛氣營血辨證更適合。

三焦辨證能夠清楚地揭示出濕熱性溫病由上至下依三焦傳變的發展規律，對臨床辨治濕熱病有較高的指導意義。

基於上述觀點，趙氏在所著《溫病縱橫》中明確地將溫病分為溫熱病和濕熱病兩大類型，提出以衛氣營血辨證作為溫熱病的辨證綱領，三焦辨證作為濕熱病的辨證綱領，分別論述其證治。

在溫熱病證治中，分為衛分證治，氣分證治，營分證治和血分證治；

對濕熱病，分為上焦濕熱證治，中焦濕熱證治和下焦濕熱證治。

這樣衛氣營血辨證從橫的方面揭示了溫熱病由淺入深的傳變層次；

三焦辨證則從縱的方面概括了濕熱病自上而下的傳變規律。

這一觀點和方法不僅突破了傳統溫病學著作那種分別病種論治的模式，更能體現出中醫辨證論治的精神，而且也是趙氏一生診治溫病豐富的臨床經驗的高度概括和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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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三）論溫病初起證屬熱鬱不可言表溫病初起，其病機病性為何？

按傳統的觀點，常以「表證」二字概括之。

如稱為「風熱表證」、「熱邪在表」等等。

既是「表證」，就當解表，是以中藥中有辛涼解表藥，方劑中有辛涼解表劑，治法中有辛涼解表法。

甚至在《溫病學》教科書中也明文規定，溫病初起的治療當用辛涼解表法。

辛涼解表作為一種治法，固有其適應範圍。

但如果不加分析地照搬來規定為溫病初起的主要治法，就未必合適。

因為溫病初起證屬鬱熱，不可言表。

這是溫病和傷寒最為顯著的區別之一。

傷寒初起，乃由風寒之邪從皮毛而入，足太陽經絡受病，腠理閉塞，寒邪客於肌表，故稱表證，必得發汗解表方愈。

溫病初起乃溫熱之邪從口鼻吸受而來，必先犯肺金，肺主氣屬衛，其合皮毛，故溫病初起多現肺衛證候，發熱，微惡風寒，其狀有類表證但決非表閉，乃熱鬱於肺，肺氣失宣，故又多見咳嗽，咽紅且痛，舌乾或渴，一派熱鬱之象。

若以表證視之，則必以解表應治，臨床上因此而致誤者多矣。

況溫病從其發病類型上看可分為新感溫病和伏氣溫病兩大類。

新感溫病邪自外來，溫邪犯肺已屬熱鬱，並無表證可言；

若伏氣溫病，則溫熱之邪久鬱於內，病始則熱自內外發，發於氣分者口渴舌黃，發於營分者舌絳無苔，斑疹隱約，發於血分者，瘀斑驟露，或見出血諸證，甚則神昏，如此皆屬溫病初起，豈可概言為表證哉！

又有溫疫一證，病發急驟，熱變尤速，初病即壯熱口渴，或斑疹顯露，舌絳如朱，甚則神昏不語，筋脈抽掣，往往不及救治而亡。

如此之證，若視其初起為表證而用辛涼解表，是速其亡也。

憶本世紀２０年代，猩紅熱肆虐北京，中醫稱為爛喉丹痧，是溫疫之一種。

起初醫者不識此病，有用表散治者，死亡甚眾。

後經當時的國醫公會向衛生行政部門建議，明文規定，各藥店售藥時必須嚴格審查處方，凡方中有用表散之品者，無論辛溫辛涼，用量多寡，一律拒絕配藥。

這一歷史事實告訴我們，溫病證屬熱鬱，不可表散，切莫等閒視之。

趙氏認為，溫病是一種感受溫熱邪氣而發的外感熱病，但其發病又必有內因存在，這個內因就是熱鬱於內。

人或調攝不慎，飲食失節，氣機鬱滯，以致生熱化火，復感溫熱邪氣，兩溫相搏，內外合邪，遂發為溫病。

新感溫病以外來溫邪為主，內熱為次；

伏氣溫病以內熱為主，也與外邪內侵相關。

凡屬溫病必以熱鬱為主，病雖初起亦不可言表。

此一觀點乃趙氏力倡，突破了溫病初起屬表證的傳統觀點，對於指導溫病辨治具有較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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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四）論「在衛汗之」並非應用汗法葉天士在《外感溫熱篇》中論溫病衛分證治法提出「在衛汗之可也」的論斷，為溫病衛分證治明確了治療方向。

然因其論言簡義深，致後學者誤解者不少。

最普遍的誤解就是把「汗之」當作「發汗解表」，甚至連正統的溫病教科書為葉氏此條所注解中也赫然標明，溫病的治療原則「衛分證治宜汗解」。

把「汗之」理解為應用汗法，只不過是隨文順釋，有背葉氏原意。

歷代溫病名家都十分重視溫病初起的治療，強調溫病不可發汗。

如吳鞠通自注銀翹散方論云：「溫病忌汗，汗之不惟不解，反生他患。

又說：「溫病自口鼻吸受而來，徒發其表亦無益也。

晚清溫病名家柳寶怡指出：「暴感風溫，其邪專在於肺，以辛涼輕解為主，熱重者兼用甘寒清化。

王孟英為葉氏此論作注謂「邪在衛分汗之宜辛涼輕解」。

諸家所論皆不言發汗解表，深得葉氏溫病衛分治法大旨。

趙氏綜合前賢諸家之說，明確指出葉氏「在衛汗之」並非應用汗法，汗之是治療的目的和效果，並非治療方法。

溫病衛分證的正確治法應當是辛涼清解。

通過辛涼清解，使得肺衛宣，營衛和，三焦暢，鬱熱散，自然周身津津微似汗，邪達熱退而愈。

並分析溫病衛分證的病機，關鍵在熱鬱肺衛，溫邪上受，首先犯肺，肺主氣屬衛，其合皮毛。

溫病初起，邪在於肺，故云衛分證。

衛出上焦，有溫皮膚，肥腠理，司開闔之功能。

肺受溫邪，則衛氣鬱閉，開闔失度，營衛失和，故有發熱惡寒，一身酸楚，狀類表閉，實衛氣鬱閉也。

故葉氏也有「故云在表」之語，是從俗之說法。

然溫為陽邪，客於肺，雖在初起，亦必傷津，咽紅咳嗽，口乾或渴，一派熱象，在所不免。

吳鞠通所謂「火勝克金」之候也。

溫病衛分證既為肺衛熱鬱，治療固當辛涼清解，葉氏所謂「在表初用辛涼輕劑」是也。

辛以宣肺疏衛，涼以輕清解熱。

辛散非發汗，而是開其鬱，涼清非直折，而是泄其熱。

輕清宣透，宣鬱清熱，就概括了辛涼清解的治療作用。

但臨床又須權衡鬱與熱的孰輕孰重，以及夾風夾濕的不同而恰當配伍組方。

一般來說，鬱重熱輕者，辛散為主，佐以清涼，症見惡寒較明顯，咽不甚紅，舌苔白且潤，此皆肺衛鬱閉之象，熱勢不著，故當辛散開其鬱閉，清涼輔之即可，此辛散並非發汗解表，不過宣肺疏衛而已，鬱閉一開，即當撤去，不可過用。

若鬱輕熱重者，當清熱為主，佐以辛散，症見身熱較重，惡寒甚微，咽紅腫痛，心煩口渴，舌紅苔乾，或陣陣嗆咳，此熱重必以清為主，然亦必佐以辛散開鬱，熱邪始能外泄。

至於夾風夾濕之治，葉氏已有明訓，夾風加入薄荷、牛蒡之流，辛涼宣散已足，示人不必發汗；

夾濕加入滑石、蘆根之類，滲濕於熱下，須防過用淡滲傷陰。

總之，趙氏所論「在衛汗之」並非汗法，而是辛涼清解，宣肺疏衛，對於溫病初起衛分證治極有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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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五）論「到氣才可清氣」不可早投寒涼溫病氣分證範圍廣泛，凡衛分證已罷而又未現營血症狀的證候，都可列入氣分證。

如陽明經熱證，陽明腑實證，太陰濕熱證，三焦濕熱證，熱鬱胸膈證，痰熱阻肺證等等。

溫病發展至氣分證，熱勢方盛，正氣未衰，故當清之。

用「清氣」一詞概括氣分證治法，可謂高度概括了。

葉氏在論述氣分證治原則時提出了「到氣才可清氣」，可謂寓意深遠，值得後學認真思考其言外之意。

趙氏認為，「到氣才可清氣」一語提出了溫病氣分證治療中的一條重要原則，即，邪未到氣時不可早用清氣藥，邪未完全入於氣分時，不可純用清氣。

這裏的「清氣」特指寒涼直折之品，如生石膏、黃連、黃芩等。

氣分證中以熱盛於經最為常見，清氣法中以寒涼之劑最為常用。

所以人們常常把「清氣」單純地理解成寒涼直折。

臨床上一見高熱不退，便謂氣分實熱，起手便投大劑寒涼以冀退熱，因而常常導致早投或過用寒涼。

溫病中衛氣營血四個階段並無截然的分界，邪氣自衛入氣有一個轉化過程，常常出現氣分證已起而衛分證尚在，或出現衛氣同病的情況。

即使邪已完全入於氣分，在其初入之時也仍有從衛分宣解的可能。

此時若早用或過用寒涼，就會冰伏其邪，所謂「寒則澀而不流」，寒則凝，氣機澀滯，三焦不通，腠理閉塞，邪無由出。

在溫熱病導致變生火鬱，在濕熱病，導致冰伏，徒以增加治療的困難。

在臨床治療溫熱病實踐中，由於早投或過用寒涼而導致誤治的情況很常見。

趙氏經常應邀到各大醫院會診疑難病例，所遇溫熱病高熱持續不退，甚至昏迷不醒，大多數都是由於過早地使用了大量的寒涼劑所致。

至於救治這類被寒涼所誤的病例，趙氏每令即刻撤去寒涼之劑，改投宣陽解鬱，宣展氣機，常可收效於數劑之間，趙氏總結其一生治溫病經驗，悟出了治溫病不得濫用寒涼的道理。

體會到葉天士所說「到氣才可清氣」一語的精妙寓意，在於不可早用和過用寒涼。

所以趙氏常常告誡，切不可一見高熱，便用寒涼，只以為寒涼可以折熱，殊不知寒涼閉澀氣機，使邪熱無外泄之機。

熱在於衛，疏衛便可退熱，熱初入氣，仍可從衛分透解。

總之要使邪熱有外泄之路，就須避免早投或過用寒涼。

這是趙氏一生治療溫病的重要經驗，也是對葉氏溫熱論治的一個發展。

至於時下有學者提出溫病截斷療法，謂邪未入氣先清氣邪未入營先清營，以斷絕邪熱傳變之路。

此一觀點，確有超越前人之見，只是與臨床實際未合。

尚需經大量的臨床檢驗，方可論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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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論「透熱轉氣」「透熱轉氣」是葉天士為溫病營分證所立治法。

葉氏說「入營猶可透熱轉氣」，對此如何理解？

傳統的看法是溫病邪初入營階段，仍可轉出氣分而解。

持這種觀點的人常常舉吳鞠通清營湯為例，方中大隊涼營養陰藥中加入銀花、連翹、竹葉等清氣之品，具有導邪出營達氣的作用。

實際上，清營湯確實具有透熱轉氣的作用，也完全可以作為透熱轉氣的一個代表方。

然而，如果因此就把透熱轉氣僅僅看作是邪初入營階段的治法，並局限在清營和清氣並用的範圍裏，那就不能全面反映出透熱轉氣對於溫病證治的普遍的指導意義了。

趙氏認為「透熱轉氣」是溫病營分證整個階段的治療原則，它的意義在於為溫病營分證治指示了正確的治療方向。

這個方向就是給邪氣以向外泄越的出路，使營分之邪轉出氣分甚至由衛分透解。

營分證是溫病發展過程中較為危重的階段，治療的正確與否至關重要，治療得法則病有轉機，治療失誤則必加重。

營分之邪多由氣分傳來，或可由衛分直接陷入營分。

營分證的病機特點是營陰受損，心神受劫，臨床特徵是身熱夜甚，夜寐不安，斑點隱隱，神識昏糊，舌絳無苔或少苔。

基本治法當然是清營養陰。

但是營分之熱並不能消解於無形之中，必須外泄有路方能透出。

最捷徑的外泄之路就是轉出氣分而解。

正所謂由何者而來，仍由何者而去。

但入營之邪不可能自然而然地轉出氣分，在未經正確治療的情況下，邪熱久羈，營陰日耗，熱盛動血，最終必然深入血分。

營分之邪不能自然轉出氣分的原因是由於氣營之間存在障礙，如痰濁、水濕、瘀血、宿食等，邪熱與上述有形之物互結，膠固不解，阻礙氣機，三焦不暢，致使營分之邪難以向氣分透發。

故透熱轉氣的關鍵就在於消除這種邪熱互結的阻礙，宣暢氣機，疏調三焦，如此則營分之熱邪得以宣透，達於氣分而解，或可經由衛分宣散。

若初入營，尚未有形之大礙者，用涼營合清氣為治，仿清營湯意可也；

若邪熱與實邪互結已成阻礙者，必視其所結者為何？

有痰者豁其痰，水濕者化其濕，血瘀者化其瘀，宿食者消其滯，總宜分消邪熱，宣暢氣機，即如葉氏所說「不與熱相搏，熱必孤矣」。

必使三焦通利，氣機宣暢，則營分之熱自可外透。

至於營熱轉出氣分的標誌，最重要的有兩點，第一舌絳轉紅，舌苔漸布；

第二神志由昏迷或昏糊，轉為清醒。

當以此為驗。

至於發熱的變化，則有所不同，若藥後周身津津微似汗出者，是三焦暢，腠理開，營衛和，衛氣得疏的表現，此時邪熱經由衛分泄越，其發熱必漸減而退；

若仍就無汗，轉見口渴，熱勢反增者，但察其神識已清，舌紅苔布，便是邪已轉入氣分之徵，熱雖反增，乃正氣抗邪有力的表現，是佳兆也。

當依氣分證如法治之可也。

趙氏此論澄清了對「透熱轉氣」的模糊認識，揭示了「透熱轉氣」的實質在於給邪氣以出路，對於指導溫病臨床辨證施治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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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論濕熱為病尤忌寒涼濕熱病難治。

濕與熱合，如油入面，難解難分，阻礙氣機，閉塞三焦，纏綿難愈。

若見識不到，經驗不足，往往誤治。

故吳鞠通曾明確指出濕熱病治禁有三，一忌發汗，「汗之則神昏耳聾」；

二忌滋潤，「潤之則病深不解」；

三忌攻下，「下之則洞瀉不止」。

確是濕熱病治療中當遵循的原則。

除此三禁之外，還有一禁，吳氏未曾提出，即濕熱病當忌寒涼。

這是趙氏歷經大量臨床實踐得到的結論。

臨床治療濕熱病誤用大劑寒涼藥的情況十分常見。

這是因為濕熱病多有發熱，且久不能退，醫者一見發熱不退，便思「熱者寒之」，而投寒涼之劑。

患者及其家屬，多因不曉寒涼的危害，往往恣食冷飲，及冰鎮瓜果之類，也能閉遏陽氣，加重病情。

濕為陰邪，其性黏滯，與熱相合，熱伏於中，濕裹於外，致熱不得外達。

治療當先化其濕，濕鬱開則熱易外透。

若誤用寒涼，更傷陽氣，寒則澀而不流，氣機更加閉鬱，濕鬱勢必加重，熱勢愈難外透，甚至因此而逼熱入營，導致神識昏糊。

故寒涼大劑在濕熱病不可輕投。

趙氏總結其臨床救誤之經驗，根據被寒涼所傷的程度不同，把濕熱病分為濕阻、涼遏、寒凝、冰伏四個階段，析其原因，舉其證候，立其救治方法，對臨床治療濕熱病極有指導意義，略述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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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濕阻：凡濕熱病初起多為濕阻，即濕邪阻滯氣機，病在上焦。

肺衛為濕邪所阻，營衛不和，症見周身困重酸楚，濕熱蔽阻，清陽不升，則頭暈重沉；

濕阻肺氣失宣則胸悶，咳嗽，甚則作喘，舌白苔潤，脈濡緩滑。

治宜辛散輕揚宣鬱化濕。

藥如大豆卷、炒山梔、前胡、杏仁、浙貝母、茅蘆根等。

若濕阻於中，脾為濕困，升降失司，症見胸脘痞悶，嘔惡納呆，便溏不爽，若熱蒸濕動，彌漫周身，即見倦怠乏力，四肢沉重，面垢頭暈等，治當芳香化濕，辛開苦泄，藥如藿香、佩蘭、陳皮、半夏、厚朴、杏仁、大腹皮、黃芩等。

此等治法，皆是先開其濕鬱，俾濕鬱開則熱邪易泄。

若治不如法，早投寒涼，必濕鬱增重而成涼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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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涼遏：感受濕熱之邪，濕阻未開，又恣食冷飲，或食涼過度，或誤服寒涼之劑，致寒涼凝澀，遏阻中陽，氣機為之閉塞。

症見胸脘痞悶增重，憋氣堵滿，時時歎息，周身酸楚沉重，大便溏薄，小便不暢，舌紅苔白膩滑，脈沉濡緩。

治宜辛苦微溫，開濕鬱，暢中陽，以利三焦。

偏於中焦者，藥如半夏、陳皮、杏仁、白蔻仁、蒼朮、木香、草豆蔻；

偏於上焦者，藥如白芷、蘇葉、藿梗、防風、草豆蔻等。

如此則涼遏除，濕鬱開，方可再議清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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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寒凝：此多見於素體中陽不足之人，復感濕熱之邪，邪從陰化，歸於太陰，濕邪較重，濕盛則陽微。

患者不知，過飲冷物，醫者妄投寒涼滋膩，濕為水類，遇寒則凝，阻滯氣機，致一身氣機窒塞不通。

症見胸脘痞悶，堵憋欲喘，腹痛陣作，大便溏瀉，小便清白，舌淡苔白膩水滑，脈沉軟而澀。

此屬寒凝濕邪閉阻氣機，非辛溫不能驅寒開凝通閉，須投桂枝尖、蘇葉梗、草豆蔻、生薑等辛溫之劑，解其寒凝，開通閉結。

此為權宜之計，藥後脈沉漸起，舌苔漸化，胸脘憋悶減輕，為寒凝已開，即須隨證轉方。

蓋辛溫之劑不可久服，防其增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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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冰伏：冰伏較之寒凝更重。

多見於素體陽虛者感受濕熱，而濕盛陽微，復暴飲寒涼，中陽更傷，或迭用寒涼重劑，一誤再誤，濕熱之邪為寒涼所凝成冰凍之勢，又有濕熱病高熱不退，醫用冬眠療法，置冰袋，睡冰毯，強制降溫，冰伏其邪，逼邪入裏，氣機為寒冷所閉，陰陽之氣不相順接，陽氣不達於四末，症見面色慘白或青灰，神識昏糊，胸脘痞悶已極，四肢厥冷，少腹絞痛，舌胖質淡苔白水滑多液欲滴，脈沉伏或沉遲。

冰伏既成，則非辛溫燥烈之品不能解之。

須用四逆、理中方法，溫散陰寒開鬱通閉。

藥用乾薑、肉桂、川椒、草蔻等物，一俟寒散冰釋，見舌苔化，面色潤，脈象起，神志清，即刻停服，不可過用，須防化燥增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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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論濕熱為病治重宣暢氣機濕熱病濕與熱合，膠結難分。

濕為陰邪，其性重濁黏膩，熱為陽邪，其性燥烈發揚。

二邪相合，無形之熱以有形之濕為依附，濕鬱則熱愈熾，熱蒸則濕愈動，遂彌漫於內外表裏，充斥於三焦上下。

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機之終始。

其所以主持諸氣，化水穀，行津液，維持人體水液代謝之動態平衡。

所謂上焦如霧，水穀精微津液得以布散周身；

中焦如漚，腐熟水穀以化生精微；

下焦如瀆，行氣化而分清泌濁。

若濕熱阻滯於三焦，則勢必影響氣機之運行，以致三焦不暢，氣機不通，氣化不行。

上焦心肺所居之地，本為清曠之區，反為濕熱濁邪盤踞，肺失清肅，精微不布，清陽不升，在上清竅不利，為耳聾，為目昧，為鼻塞不聞香臭，為口淡不知穀味，為表情淡漠如無欲狀，甚則心神被蒙，神識昏糊錯亂，昏不知人；

中焦脾胃為濕熱濁邪所困，升降之樞機受制，當升者不升，當降者不降，當變化者不得變化，氣機升降失司，則嘔惡吐利痞悶脹滿疼痛諸證生焉；

下焦濕熱阻滯則氣化不行，清濁不分，二便失常，為腫，為脹，為滿，為痛，或小便澀滯，大便泄瀉，或二便閉塞，水濕濁毒不得排泄，蓄積成毒，濕濁上逆，為關格嘔逆，甚則神昏如蒙矣。

凡此種種，皆是濕濁蘊熱之為害，總其病機，不外濕邪阻滯，氣機不利，三焦失暢，濕鬱則熱生，熱蒸則濕動，濕不去則熱難清。

故治濕熱病必祛濕，祛濕之法必先調暢氣機，調氣之法必先宣肺。

肺主一身之氣，其位最高，為水之上源，有通調水道之功。

肺氣得宣則下通水道，旁徹皮毛，三焦暢通，腠理開達，一身之氣布，一身之濕亦化。

發熱可除，水腫可消，二便可調，神迷可清。

宣肺利濕有提壺揭蓋之效，源清流暢之功，凡治濕者，不可不知也。

三焦之濕側重雖各有不同，然其治療之法調氣則其要一。

上焦之濕蔽者，宣肺疏衛濕即去；

中焦濕阻者，辛香行氣濕自開；

下焦濕鬱者，化氣利濕，以風散之濕可消。

趙氏此論，既得汪逢春先生之真傳，又經趙氏６０年臨床之靈悟，可謂治濕之法雖多，而一言以蔽之，曰：宣暢氣機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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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論「火熱可清，火鬱當發」溫熱病以火熱為主，治宜清法為正治，此人皆知之。

經言「熱者寒之」，又云「治熱以寒」，皆是寒涼以治火熱。

故曰「火熱可清」。

又有「火鬱」一證為臨床所常見，其病機與證候與單純的火熱證不同，治療也不可單用寒涼清之，而當治以宣透之法，發越其鬱結之熱邪，故曰「火鬱當發」。

鑒於臨床上常常出現不識火鬱證而致誤治的情況，趙氏著重闡發「火鬱當發」的道理，對於溫熱病的辨治極有指導意義。

火鬱和火熱不同，也可以說是溫病中兩個不同的階段。

火鬱證失治可以發展為火熱證；

火熱證誤治可以轉化為火鬱證。

二者在病機上的不同點在於，單純的火熱證為無形之熱邪，其性發揚於外，故可一望而知，臨床表現為高熱，口渴，心煩，大汗出，便秘，溲赤，脈象洪大且數，舌紅苔黃且乾等。

因其無形之邪熱充斥表裏內外，並無其他有形之邪的阻礙，故可寒涼直折，清泄而愈。

火鬱證的病機關鍵在於無形之邪熱被有形之邪所阻閉而蘊鬱於內，不得發越，甚至火熱之邪與有形之他邪如濕濁、痰飲、宿食、瘀血等膠結難分，愈鬱愈熱。

又有一種火鬱證的產生，是當火熱熾盛之時過用寒涼，寒則澀而不流，閉塞氣機，致火熱內閉而失外泄之機。

經言「微者逆之，甚者從之，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僅以病甚須用反治法從治，譬如火熱極盛之時，不可驟用寒涼正治，須佐宣散之品，因勢利導，宣透熱邪外泄。

若驟用大劑寒涼，則勢必閉遏熱邪於內，不得外泄，而成火鬱證。

火鬱證的表現也為發熱不退。

此外又有一些特殊徵象可供鑒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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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從脈象看，多見沉澀，或沉細滑數，若濕重可見沉濡，火熱為寒涼或濕邪閉鬱於內，不能發揚於外，故脈必沉取方得，沉則為鬱，澀則氣滯，脈愈沉，鬱閉愈重，此為火鬱證的重要依據。

從舌象看，舌質紅赤而舌苔厚膩，上罩浮滑，甚至伸舌則水滑有如欲滴狀。

火熱蘊鬱於內則舌必紅赤，寒濕閉阻氣機則舌苔厚膩水滑。

常見於火熱證過服寒涼，或暴飲冷物，或平素濕飲太重，火熱難以透泄外達。

火鬱證的見證不一，其最有診斷意義的有三。

其一，心煩躁急特甚。

因火熱閉鬱於內，不得外泄，故發為躁煩，心中憤憤然，若無可奈何狀，陣陣煩急，夜寐夢多。

其二，四肢厥逆明顯。

火鬱於內，氣機閉阻，陽氣不達於四末，故常見四肢逆冷，甚則過肘過膝，狀若陰證，實為熱厥，所謂熱深者厥亦深，熱微者厥亦微，火鬱愈重，厥逆愈深。

其三，面色晦暗滯濁，色調不勻。

火熱被寒涼所折而內鬱，寒則澀而不流，氣血凝滯，陽氣不達於面，故色必晦暗滯濁，濃淡不勻，或泛青灰色。

以上脈沉、舌紅苔滑、躁煩、厥逆、面晦等徵象是火鬱證的主要特性。

再察其病史，有過服寒涼或暴飲冷者，其必為火鬱無疑。

治之切勿重蹈覆轍，再投寒涼。

而應宗《內經》「火鬱發之」之旨，用宣陽解鬱疏散之法，先開其寒濕之閉鬱，宣暢氣機，疏通三焦，則腠理開，營衛和，自然汗出而解。

火鬱當發，非謂發汗，乃宣陽疏解，透熱外泄。

故曰「火熱可清，火鬱當發」，明此二者，為辨治火熱為病的第一吃緊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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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論伏氣溫病有發於髓溫病依其發病類型可分為新感溫病和伏氣溫病。

新感溫病溫邪從口鼻吸受而來，感而即發，初起以肺衛見症為主，病變的發展基本上依據衛氣營血的次第傳變，由淺入深。

伏氣溫病先感受邪氣，未即時發病，邪氣久伏於體內，適時而發，發則以內熱熾盛為主要特徵，初起便有營血見症，若治之得法，營血伏熱可轉出氣分而解。

此為傳統看法，古人論之甚詳，人所共知也。

又有一種病發於髓，亦屬伏氣溫病的範圍，乃趙氏之創見，尚未見於文獻報導。

趙氏認為有些病根深沉，或因邪毒深伏，或因毒物損傷，或因先天稟受，當其未發之時，或與常人無異，而一旦發病則病勢重篤，或反復發熱，或大片瘀斑，或多種出血，或重度貧血，或迅即消瘦衰弱，其症雖多營血見症，然不可單以營血證視之。

因其多根源於骨髓造血系統受損，造血功能障礙或異常，並常伴有免疫力低下，故又常見繼發性感染。

如白血病，再生障礙性貧血，系統性紅斑狼瘡，過敏性或原發性血小板減少，原因不明的全血細胞減少，某些放射病，化學物質中毒或其他原因導致的骨髓損傷或骨髓功能抑制等。

這類疾病常可表現出貧血虛損衰弱的證候，但究其病本仍屬毒在骨髓，治療切不可因其狀若「虛」而妄投補劑。

只可清營涼血化瘀祛毒為主，因其邪毒久蘊，陰血必傷，故可酌情養血育陰。

如此則可保其長期穩定，以其步步為營，穩中求進，切不可希圖速效而蠻補浪攻。

雖其證候繁復，不可一概而論，但總以涼血化瘀為基本治則，務以調整恢復其臟腑功能為基本目標，俟其功能復常則諸症自消矣。

主張「自力更生」，而不依賴「外援」，這是趙氏的一貫觀點。

如對重度貧血病人，也不輕易主張輸血，而是用藥調理，使其造血功能好轉，體內自己生出血來。

趙氏這一伏氣溫病有發於髓的觀點是對葉天士衛氣營血理論的一個補充和發展。

對於辨治類似血癌、愛滋病這樣的疑難病有其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