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醫經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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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下法】

邪實於裡，病機向下者，宜用下法，即中滿者瀉之於內，血實者宜決之，十劑泄可去閉之法。

下法是以通里攻下為主要目的，有寒下、溫下、攻逐之不同。

寒下，如承氣湯證；

攻逐指痰熱水飲結於胸脅，應用攻下與逐水並行之峻劑，如大結胸證，與大陷胸湯以攻逐水飲，瀉熱破結。

懸飲證予十棗湯專逐水飲。

血實者宜決之，如蓄血證之桃核承氣湯或抵當湯、丸，以活血化瘀，或破血逐瘀，此寒下與活血逐瘀並行之劑；

溫下之法應用於寒邪與痰水互結，凝滯不通，如寒濕結胸，治以溫下溫通、滌痰開結的三物白散，《金匱》之三物備急丸、大黃附子湯，均為溫下之法。

另有潤導通便之法，如蜜煎導、豬膽汁導。

如中虛而熱結便秘，亦可補而瀉之，如桂枝加大黃湯。

後世根據上述下法發展充實了下法的內容，治療方法已更為完備。

袁氏認為，在使用下法時必須辨清寒熱虛實及其相兼和夾雜情況，才能正確進行辨證論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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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和法】

邪在少陽，不可發汗、吐下和利小便，治療宜用和解之法，小柴胡湯為和法之主方，和其裡而解其外。

少陽兼證，偏表者的柴胡桂枝湯，偏裡的柴胡加芒硝湯、大柴胡湯，均在小柴胡湯的基礎上加減，亦屬和解。

四逆散是疏肝解鬱、調和肝脾，使樞機運轉，表裡得和，也是和法。

推而廣之，諸瀉心湯、黃連湯、乾薑芩連湯都是寒溫並有，清補兼施，辛開苦降之劑，亦為和法。

故和法並不局限於少陽病，其他經也有其和法，如桂枝湯就稱為調和營衛之劑，烏梅丸也是和解寒熱錯雜之劑，和法在《傷寒論》中應用是較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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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溫法】

根據「寒者熱之」、「熱可制寒」的原則，病屬寒者，宜用溫法。

但有表寒、裡寒之別，表寒宜辛溫發汗，裡寒主要指陽虛，邪從寒化，或陽虛，寒從內生之裡虛寒證，則宜甘溫辛熱以扶陽、溫中，或溫經散寒，是為溫法之主要內容。

裡寒亦當判別病位，為何臟之虛損，有溫脾、溫腎、溫肝等不同治法，溫法多與他法配合，與補法配合最多，故有溫補之說。

如理中湯（丸）、四逆湯類、真武湯、附子湯、吳茱萸湯等均為溫法。

此外，亦有寒實之邪，又宜溫通、溫下，如三物白散就為溫下寒實之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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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清法】

根據「熱者清之」、「寒以勝熱」的原則，病之屬熱者，宜用清法。

六經雖均有熱證而宜清，但運用清法各有不同，以陽明經熱為清法之正。

清法可單獨運用，但兼用者較多。

白虎湯為清法之代表方劑，治裡熱熾盛之陽明經熱證。

六經使用清法者或兼用清法者很多，如大青龍湯證、麻杏石甘湯證、桂二越一湯、陽明三清法、濕熱發黃諸方、黃芩湯、黃連阿膠湯、白頭翁湯等等均屬清法。

清法臨證應用甚廣，尤其是溫病學說，在《傷寒論》清法的啟發下有了更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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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消法】

病邪結滯於中，宜用消導和散結之法，非純用汗、吐、下與補法能以解除者，能使氣血寒熱痰濕食滯等結聚之邪得以消散，故有「化而非攻，和而非補」之說。

如諸瀉心湯之治心下痞，即是和寒熱，調虛實以消除心下痞滿，小陷胸湯之清熱化痰開結，治心煩腹滿，臥起不安的梔子厚朴湯，治心下痞塞的枳實梔子豉湯，均是清熱除煩，行氣寬中而消痞滿之劑。

又如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之消補兼施，寬中除滿，茯苓甘草湯以治水停心下，厥而心下悸，均為消法。

袁氏認為消法多寒溫並用，清補兼施，以消除寒熱痰濕積滯之痞結，藥用辛開苦降，行氣寬中之品，因寒熱錯雜之邪，非此則不能消散其結滯。

消法亦多與它法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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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補法】

根據「補可扶弱」、「虛則補之」的原則而立，凡正氣不足，氣血陰陽已虛，皆宜用補法。

《傷寒論》之治法總的不外祛邪與扶正，它始終貫穿著「扶陽氣」和「存津液」的基本精神，所以各種治法都包含著邪去正安，扶正祛邪的內容，不是單純的滋陰補陽，益氣補血。

如桂枝加附子湯，即解表中扶陽，麻黃附子細辛湯即於發汗中補陽，桂枝新加湯即於調和營衛中以補益氣陰，白虎加參湯、竹葉石膏湯即於清熱中益氣，這些攻補、清補兼施的治法都含有扶正祛邪，寓補於攻的補法在內，可以說是補法的靈活運用。

三陰以虛證為主，陽虛者宜溫補，常溫陽與補氣合用，如理中、四逆輩、厥陰之吳茱萸湯等，陰虛熱化，則宜育陰清熱。

《傷寒論》中補法亦用之很廣。

以上是袁氏對《傷寒論》治療八法的認識，十分深刻，運用靈活，很好地指導了《傷寒論》治法的研究，更便於清楚地掌握立法、選方、用藥的一般規律。

八法的相兼為用，證變法隨，根據這些原則，八法又有了更大的發展，如後世《醫方集解》就分為二十二類。

故古人有「一法之中，八法備焉，八法之中，百法備焉」之說，理解和掌握八法的基礎規律，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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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通常與達變】

袁氏認為，所謂「常」是指普遍的一般規律而言，「變」則指不循規律的特殊變化；

「通常」是指掌握普遍規律，「達變」是指瞭解特殊變化情況，「通常達變」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的辯證統一。

《傷寒論》不論在辨證，還是論治中都體現了這一原則。

如太陽篇１４條曰：「太陽病，項背強，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

所曰「反汗出」，其意是指太陽病見到項背強時，據３１條，常見於傷寒表實之證，按一般規律，當為無汗惡風，但本條未循此常，既見項背強，又見汗出惡風，故曰「反」，不是表實兼項背強，而是表虛兼項背強，所以不與葛根湯發汗解表，升津舒經，而與桂枝加葛根湯解肌祛風，升津舒經，辨證上具通常達變之意義。

又如３８條之大青龍湯證，脈浮緊，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為其常，緊接著３９條就言其大青龍湯之變，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

臨證不知此變，據脈浮緩，有投桂枝湯之虞。

脈證上寓通常達變之意。

又如陽明腑實證以腹脹滿、小便得、大便硬為常，而２４２條之大承氣湯證言「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則為變；

２３７條陽明蓄血證之「屎雖硬，大便反易」，因瘀血性濡之故，亦為其變。

可以說《傷寒論》六經辨證的論述中對普遍規律和特殊變化進行逐層的闡述，論常言變，變中寓常，常變結合，闡明了各經病證的辨證內容。

治療上，通常達變更具其臨床指導意義。

如陽明病以清熱瀉實、保存陰液為其要，發汗利不便皆為其忌，此陽明之大法、定法，但２３５條「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

此陽明兼表證之汗法，為陽明之變，不可不知；

又如少陽病以和解表裡為大法，汗、吐、下均為禁，此言常，但當病兼太陽之柴胡桂枝湯證，是和而兼汗；

病兼陽明的大柴胡湯證、柴胡加芒硝湯證，則又是和而兼下，均為常法中之變法。

太陰病，溫中散寒為其治，汗下均為其禁，此言常，而２７６條之「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

為太陰之汗法，桂枝加大黃湯之兼下，均言其變。

少陰之麻黃附子細辛湯、少陰三急下證，其兼汗、兼下，均非少陰之常，乃少陰之變法。

論中治法上的通常達變例證很多。

袁氏對《傷寒論》通常達變法則在辨證及治法中應用之體會尤深，故而在運用傷寒方時，能於千變萬化的病證中做到辨證論治主次分明，定法活法運用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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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製方與用藥】

仲景《傷寒論》承《內經》、《神農》之旨，創六經辨證，據證立法，以法製方，遣方用藥，微妙精奧，素有「醫方鼻祖」之稱。

袁氏精專細讀六十載，對經方之研究頗下苦功，對仲景立法製方，可謂心領神會，認為仲景製方用藥之精妙，全在於「知機識證，活方活法」，千餘年來用之不衰，能應萬變之疾，其妙諦之所在亦在於此。

所謂「知機識證」是指熟察病情，詳審病機，分析其寒熱虛實、陰陽表裡、病損何經、邪正消長等情況，明確病機，依證定法，以法定方。

其關鍵在於辨證。

如痞滿燥實之陽明腑實證，立攻下燥濕為法，以大承氣湯治之；

腹滿吐利之太陰虛寒證，溫中健脾，散寒除濕為法，以理中湯治之。

《傷寒論》一百一十三方，無一不是依證立法，以法定方。

仲景製方，惟求辨證，有是證便用是藥，不論病在何經，但求據證而用。

如吳茱萸湯之立法在於溫裡散寒，補中泄濁，降逆止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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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中寒之食穀欲嘔】

少陰濁陰上逆之吐利煩躁欲死，厥陰肝寒挾濁陰上逆之乾嘔頭痛吐涎沫，三者分別為病在陽明、少陰、厥陰，但陰寒內盛，濁陰上逆之機，嘔逆之證則同，故不論病在何經，證候病機相符，用方則一。

又如桂枝湯用於太陽中風證，但在太陰病脈浮者，亦可運用；

承氣湯用於陽明腑實證，亦用於少陰三急下證；

豬苓湯用於少陰陰虛，水熱互結證，但在陽明熱盛津傷，水熱互結時亦用之，若干例證均說明仲景製方用藥是謹察病機，據證論治的，故不獨外感用之，雜病亦用之。

所謂「活方活法」，是指定法製方，依證候的變化而隨證增損，即證變、法變、方亦變。

如桂枝湯證，若兼見喘證，則於解肌祛風中兼降氣平喘，與桂枝加厚朴杏子湯；

大青龍湯證，兼見內熱煩躁證，則解表而兼清裡，於麻黃湯中加麻黃、石膏治之。

論中製方的變通視病人體質，邪之多寡，證之變化，臨證權衡，全在於隨機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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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景製方】

藥味不多，精而不雜，熟諳藥物之氣味，陰陽剛柔，升降浮沉，厚薄輕重，依法製方，配伍相宜，湯、丸、散、栓，各施其用，適治其所。

用藥主要重視以下四個方面：其一，首別表裡寒熱，針對病性用藥：「熱者寒之」、「寒者熱之」、「虛者補之」、「留者攻之」等等治療用藥法則，《傷寒論》中均有運用與發展。

如病在太陽之表，則主以麻、桂等辛溫解表之品，陽明裡實，則以硝黃枳朴之攻瀉，少陰陽衰與薑附大辛大熱以回陽救急。

當病情有兼挾時，還施以相應治療的藥物。

藥物之寒熱溫涼，皆以對證、典型者，用之則易，難在疑似之證，其鑒別辨證尤為重要，如身痛一症，表實證、大青龍湯證、桂枝新加湯證、少陰陽衰之附子湯證均可出現，隨其病機不同，用藥迥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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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重視體質差異及邪之多寡】

《傷寒論》中雖未明言體質之說，但辨證、用藥重視稟賦及陰陽偏盛偏衰之理自寓其中。

因人之體質有差異，感邪不同，從化各異，同患一病，治法雖同，則用藥有別，如１７條「若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得之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是言濕熱內蘊，或陰虛內熱之體，縱患太陽中風證，不可與桂枝湯之辛甘溫以助其濕熱，用藥不可偏辛溫，應於辛涼苦泄中求之，如葛根、黃連、黃芩之屬，以辛涼徹其熱，辛苦以消其滿；

又如麻黃湯禁例之亡血家、衄家、淋家……用藥均考慮了體質因素。

又如四逆湯與通脈四逆湯，其用藥據體質及邪氣盛衰而不同，後者明示強人可加大附子、乾薑之量，以速速破陰回陽，又如太陰病，脈弱，胃氣弱，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說明脾虛、胃氣弱、易腹瀉之人，凡苦寒攻伐之品均當減量或慎用。

這些都說明仲景在用藥時十分重視體質及感邪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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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視病情而權衡輕重緩急】

病有緩急輕重之不同，用藥亦當相應。

如６１條之乾薑附子湯證，為外寒驟中，陽氣暴虛之急證、重證，病情發展迅速，常為虛脫之兆，故急以附子、乾薑，大辛大熱之單捷小劑，力專迅猛，且煎後去滓，一次頓服，使藥力集中，速速回陽為當務之急，方中不取炙甘草之緩。

又如３９６條之「大病差後，喜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的理中丸證，因病勢不重，故不用湯之急速，而取丸劑緩緩徐圖。

又如麻黃湯、大青龍湯，後者則重用麻黃、石膏，大承氣湯較調胃承氣、小承氣之量重，小建中湯之倍芍藥等等，均示仲景方藥權衡病之輕重緩急、用量多寡、製方大小、不同劑型等，遂致達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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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配伍精當，藥盡其能】

袁氏認為，仲景製方，善於配伍，充分發揮藥物不同之功效。

如桂枝、芍藥配伍，發揮瞭解肌祛風，斂陰和營之效，於發散中又寓斂陰之意，故能治太陽中風之證。

若增加桂枝湯中桂枝之量，則又具平衝降逆治奔豚氣之用。

桂枝配炙草，取桂枝辛溫通陽，炙甘草補中益氣，又能扶其心陽；

桂枝配麻黃，則辛溫發汗之力著；

桂枝配附子，能溫經扶陽而逐寒濕；

桂枝配茯苓又能化氣行水，蠲除內飲；

桂枝配細辛，又可溫通經脈，散寒止痛；

黃連湯中桂枝、黃連、參、棗、草配伍，又具和胃安中，宜通上下之陽氣而止腹中痛。

說明仲景製方，熟知藥性，精於配伍，充分發揮了藥物不同之功效。

又如大黃黃連瀉心湯的取麻沸湯漬之須臾，絞汁而服，取其氣之輕揚，不用味之重濁，發揮其瀉心下無形邪熱之作用而消除熱痞。

大承氣湯則是先煎枳朴，後下大黃，衝化芒硝，且大黃量大，古方為四兩，後下，取其瀉熱蕩實之力峻，由此可見煎法不同，功能則異。

諸如十棗湯中大棗煎湯送服之扶正，緩甘遂逐水之峻猛；

真武、附子湯中芍藥之用陰和陽；

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白通加豬膽汁湯中人尿、豬膽汁之反佐，種種配伍，均發揮了藥物良好的治療作用。

袁氏深究仲景製方用藥之法，於臨證中製方精煉平正，配伍得法，隨機增損，總能切中病機而奏效。

總之，袁氏從醫６０個春秋，於仲景心法的研究，頗下功夫，融古參今，既遵仲景之訓，又采諸家之說，臨證使用經方治病，講原則，遵法度，圓機禦變，靈活進退，當機立斷，療效甚捷，可謂達出神入化之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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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闡發經義細讀深思多臨證】

（一）反復深研舉一反三袁氏認為一部《傷寒論》，辨證論治，斯為典範，理、法、方、藥開古今之醫門，其意精奧，非反復閱讀，前後互參，疑似之處，微甚之間，結合臨床，細心領悟，才能得其旨，施其用。

仲景設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對病證之變化掌握其規律，杜絕其演化，設法以禦變，如２９條之甘草乾薑湯及芍藥甘草湯例，就是表證兼陰陽俱虛時誤用桂枝湯攻其表，致陰陽兩虛，先與甘草乾薑湯扶其陽，後與芍藥甘草湯扶其陰，後連設二「若……」分別說明邪入陽明或燒針迫汗致陽衰的變證，則與調胃承氣湯和其胃，或與四逆湯回陽救逆，此為仲景設法禦變，示人發汗後可能出現的變化和證變方隨的原則。

但當看到，發汗過多，或燒針迫劫，亦可損傷心陽，或發為奔豚，與桂枝甘草湯或桂枝加桂湯治療；

亦可成為欲作奔豚的桂甘龍牡湯證；

或致風火相煽，熱毒熾盛，氣血怫鬱，失其常度，或發黃；

或火氣上攻，迫血妄行而見鼻衄；

火毒傷陰則小便難；

或火氣攻心，發為譫語；

諸多變證，當於仲景設法禦變中舉一反三，才能適應臨證多變之病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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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六十載研經探旨】

深知仲景用方之妙，惟在用法，此乃古人「方有成局」、「法勝於方」之謂。

仲景《傷寒論》一百一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足見方不及法，研究仲景心法，若不細心領會，則難察其中之堂奧。

如治心下痞一證，有大黃黃連瀉心湯，瀉其心下之邪熱，暢達氣機以消痞；

若熱痞兼表陽虛者，主瀉熱消痞兼以扶陽之法，制附子瀉心湯治之；

如脾胃不和，寒熱錯雜，升降失司致痞，又立辛開苦降，和中降逆之法以消痞，與半夏瀉心湯主治；

兼水飲食滯者，於和胃降逆中又兼宣散水氣法，與生薑瀉心湯主治；

若兼脾胃虛弱，穀物不化者，則立和胃補中，消痞止利為法，與甘草瀉心湯主治，此治痞證之五瀉心湯法。

但細讀經文，治痞何止五法，１５６條之水氣致痞，宜化氣行水，五苓散治之，水氣得行則痞證愈，此又為消痞一法；

又如１６１條脾虛弱，痰阻中焦，氣機不暢所致心下痞硬，以旋覆代赭湯補益脾胃，化痰和胃則痞消，此又為治痞另一法；

１６５條少陽兼陽明裡實之心中痞硬，擬和解兼通的大柴胡湯治療，此亦治痞之法也。

然１６４條之心下痞兼表不解，「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

大黃黃連瀉心湯的煎服法；

附子瀉心湯的煎服法等均示人消痞之法，如此是謂法中之法。

推而廣之，桂枝湯、麻黃湯等等均是一方之中，非為一法也。

袁氏精研探微，縱橫跌宕，對仲景心法，微奧之處，心領神會，故臨證中不拘一方，但求良法，舉一反三，用之傷寒，治之雜病，皆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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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廣覽注述擇善】

而從袁氏認為仲景撰《傷寒雜病論》一書，自晉代王叔和編次《傷寒論》以來，至今已１７００多年，國內外學者注釋者不下六、七百家，從不同角度去探討仲景之法，他主張廣泛涉獵諸家之述，以廣見識，開闊思路，加深對仲景至精至微之理的認識。

但畢竟學派眾多，難於統一，當以能指導臨床為其判斷標準。

袁氏十分推崇清代柯韻伯《傷寒來蘇集》，對書中重視理法研究，又密切聯繫臨床，是為《傷寒論》研究之佳本。

對柯氏以方類證的立論、六經辨證方法及諸方的分析，反對方有執的「三綱鼎立」說，主張「以方名證，證從經分」的學術觀點，認為《傷寒論》非單為傷寒而設，是為百病立法等觀點，倍加讚賞。

亦崇尚清代尤在涇的《傷寒貫珠集》，認為尤氏提出的「正治法」、「權變法」、「斡旋法」、「救逆法」、「類病法」、「明辨法」、「雜治法」是著眼於各經病變的本證、變證、壞證、兼證、邪正虛實、病因異同的基礎上製定的。

臨床抓主證，為其辨識疾病的要點，疑似證的分析，為其鑒別診斷的眼目，認為這種主次分明的辨證方法於臨床辨證論治極有價值。

此外對宋代許叔微的《傷寒九十論》以驗案闡發仲景辨證立法的精神，變通運用仲景之法，十分讚賞許氏尊古而不泥古的治學精神。

對金代成無己的《注解傷寒論》、《傷寒明理論》亦很推崇，成氏分析各條之病機，對症狀的分析、類似證的鑒別，對方藥君、臣、佐、使，功能性味的闡發都極為精細，示人觸類旁通，辨證有途。

袁氏對諸家著述、醫案，今之醫學資料廣為閱讀，以對臨證治病有實效為宗旨，擇其善者以從之。

他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善於學習，博採眾長，臨床運用，隨機應變，故療效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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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去偽存真揚其精華袁氏治學嚴謹】

講求科學求實之作風。

認為中醫是朴素唯物論，其理論是在臨床實踐中產生的，故而，任何學說、製方用藥，均須以臨床檢驗為其標準。

對《傷寒論》來說，由於成書久遠，時代所限，其中某些內容不能為實踐所證明，當予揚棄或存疑待考，如六經欲解時，「病發於陽，七日愈；

發於陰，六日愈」；

梔子豉湯的「得吐者，止後服」；

燒散等，驗之臨床不應，袁氏則主刪節或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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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融古參今運用經方袁氏研經探旨】

尤重於臨床運用，他廣覽古今名著驗案與今之西學匯通，采古之良方良法，治今病加減化裁，療效稱著。

數十年臨床探究，認為要用好經方，其要有五：１緊抓主證，明確病機：袁氏認為，有諸內，必形其諸外，主證與病機有著直接的聯繫，臨證他善抓主證以明病機。

經方治病，不以經分，以證為據，故主證為其辨證關鍵。

主證，可為一症，亦可為一組症狀，它往往反映了病的本質和主要病機所在，故抓主證，則明病機，方可立法遣方用藥。

如大熱、大渴、大汗、脈洪大為陽明熱證之主證，故立辛寒清熱的白虎湯治之。

脈結代、心動悸是心陰心陽兩虛之主證，與養心復脈的炙甘草湯治之。

一般說來，主證與病機都有著本質的聯繫。

但亦有同病異治者，不可不曉，即同一主證的出現，其病機不同，施治亦異。

如下利為主證，有表邪內迫陽明致下利者，以葛根湯逆流挽舟；

有脾虛寒濕下注者，以理中湯溫中散寒除濕為治；

亦有熱利之黃芩湯者；

四逆湯之扶陽抑陰者，諸多病證，均可有下利之主證，又當以主證之特點，四診合參，詳為鑒別更有寒熱真假，辨證就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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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分辨兼證，靈活加減】

袁氏說，世間病證，變化萬千，如出所病者有之，變化者更其多也，仲景之法，論中已明示據證加減，今人之體質、病狀、兼夾之證、藥後反應，均當詳審，據證損益如法，劑量加減適度，方可施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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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權衡邪正，虛實分明】

袁氏指出仲景立方，或是扶正，或是驅邪，或邪正兼顧，於邪正虛實，盛衰之中，斡旋而用，促使陰陽平衡，病情向愈。

一般而言三陽證以攻邪為主，扶正為輔，三陰證以扶正為主，祛邪為輔，但臨證每多虛實互見，表裡兼夾，寒熱錯雜，故扶正與驅邪往往同時並用，對邪正多寡，又當審明分寸，或先攻後補，或先補後攻，或攻補兼施，當為明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