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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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館行醫】

一九=0年，北洋政府舉辦中醫考試，我雖然考取了，但所發的是「醫士」執照，只能在四郊行醫，不准進城。

過了幾年，又經過一次考試，二百多人參加，只取十三名，我是其中之一，才准許在德善醫室門口掛了個行醫的牌子。

舊社會，作為一個中醫，不管你有多高技術，多大名氣，也只能是個醫士。

就連蜚聲遐邇的四大名醫也絕無例外。

直到現在，我還深存著這張用漢滿兩族文字書寫，加蓋官印的老執照，作為舊社會歧視中醫的一個鐵證。

就在我學徒的第四個年頭，老師不幸病故，我又和諸師侄支撐門面，並繼續苦讀了三年。

經過幾年的鑽研，我總算偷學了一些醫療技術，也為德善醫室效盡了徒弟之勞。

一次，河南省偽省長的女兒患鼠瘡（淋巴結核），我出診一周。

師侄滿以為這趟美差一定可撈到一大筆出診費。

誰知這個偽省長一毛不拔，回來兩手空空。

師侄懷疑我獨吞了出診費，不問青紅皂白，第二天派人送了封信，硬是把我辭退，由他們獨家經營。

當時我沒有一點積蓄，生活無著，只好到處奔波，求親告賃，這家賒藥，那家借房，東挪西借，總算在西交民巷辦起了二間房子的小小醫館，有了落腳之處。

三年後，醫館業務逐年興盛，我再禮道謝了親友，還清了債務，又租賃了一所有「天蓬、魚缸、石榴樹」的大四台院，如此又乾了三年，有點積蓄，才正式開沒了西交民巷醫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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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漢子吃藥富漢子還錢】

舊社會，皮外科患者多為勤勞辛苦的窮人，一旦得了「腰癰、搭背、砍頭瘡」，往往「腿息工，牙掛對」。

非但失去了養家餬口的能力，還要花費一筆錢治病。

我來自底層人民，深知窮苦人看病不易。

對那些無力就醫者，我秉承「窮漢子吃藥，富漢子還錢」的師訓，免費看病吃藥，分文不取。

一次，幾個農民從西直門外抬來一位對心發（背部蜂窩組織炎）的患者。

我見病人就診不便，主動提出義務出診，每次帶上四、五磅藥，隔五、六天去一趟。

用藥後，壞死組織很快脫落，新鮮瘡面大小如盤，其深洞見筋骨。

經我細心診療，親自上藥，二個月後，瘡面長平痊癒。

左鄰右舍聞訊湊錢給我進了塊木制的義匾，一路上百八十人敲鑼打鼓，扭著秧歌，一直抬到醫館。

在我行醫生涯中，送來的木匾、玻璃匾、銅匾、銀盾、銀瓶不下百、八十件，惟獨這塊義匾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當然，請我看病的，也有達官富商之類的闊人。

從中也取得了一筆可觀的收入。

我除了把這些收入用來維持醫館業務外，還為社會公共事業略盡綿薄。

當時的北平中醫公會缺乏經費，我解囊相濟；

華北國醫學院需要資金，我慷慨捐款；

建立婦產醫院，我竭力資助。

到頭來，只樂得兩袖清風，儉朴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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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醫與換帖】

多年行醫後，隨著治好一些病人，我在中醫外科界總算有了一點小小的名氣。

聽說，善書上寫了我一筆，就連北京的洋車夫遇有皮外科病家乘坐，也主動介紹到我醫館診療。

但那些有錢人根本看不起我們，他們管中醫外科病叫「疙瘩」，管我就叫「瞧疙瘩的」。

作為一個醫生，我接觸了社會的各個階層，看過各種人物的面孔。

富人的傲慢與跋扈，窮人的哀苦與悲戚，就像一面無形的羅網，使我難於掙脫。

有人要求我一夜之聞為之除卻沉屙怪疾，有人希望拉我入夥，為之效力。

於是，我固守著一條信念：「豈能盡隨人願，但求無愧我心」。

這既是我做人的哲學，也是我對待舊社會挑戰的回答。

記得民國年間，清末皇帝溥儀退居天津旭街靜園後，曾由他的老師陳寶琛、朱益藩二人介紹我前往看病。

溥儀患的是右鼻「白刃疔」（鼻癤），唇頰部紅、腫、高大，疼痛難忍，忐忑不安。

那時雖說溥儀退位隱居，卻還是關起門來做皇帝，神氣十足。

在詢問病情中，我瞭解到他有破相之憂，希望免除手術，採用中醫藥治療。

我就用中醫提疔的辦法，外用藥撚加蓋黑布化毒膏，內眼清熱解毒托裏透膿的中草藥。

三天後，檢出瞅盡；

一周後，基本痊癒，沒留疤痕。

康得年間，我又紿溥儀的榮皇後看過一次病。

二次接觸，溥儀對我有些印象，提出讓我做他的御醫。

我說：「家有八十歲老母無人侍奉左右，我這個年齡，只能盡孝，不能盡忠。

拒絕了皇宮的招聘。

民國年間，我曾給吳佩孚看過病，認識了他的兒子吳某。

這個人喜歡玩狗，不惜重金。

有一次，他的愛犬尾巴叫人剁了，蜷在牆角，疼得直打哆嚷。

吳某知道我專瞧外科，便讓我到他家給狗看病。

當時我想，狗雖是個畜牲，但畢竟也是生靈，也就不大介意。

我察看完傷勢，撒點用上等冰片調制的藥面，紗布包好，很快痛止，傷面癒合。

吳很高興，提出要和我換帖拜把兄弟。

我說：「我信仰伊斯蘭教，祖輩傳下的規矩，不和外教結親。

就這樣，換帖之事，始終來成。

社會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使我信守一句話：「萬事不求人」。

我曾氣憤地說：舊社會我沒有一個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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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鐘和拐棍】

北平淪陷前，我怕掛那麼多匾招惹是非，悄悄托人拍照後，卸下收藏。

誰知這樣也難免飛來的橫禍。

北平淪陷後，人不自由，連掛鐘也不自由1日本侵略者規定中國人要按日本時間把鍾撥快一小時。

我想，在中國的國土上，難道中國人都不能按照中國的時間生活了嗎？

我開設的診室裏的掛鐘，就硬是不撥，結果被漢奸狗腿子發現，一進診所，便把掛鐘摔碎了。

他們一走，我又重新買了一個掛鐘，照樣按照中國時間撥好，掛在牆上。

後來又被摔掉了一次，我再次買了個新掛鐘。

當時，眼看國土淪陷，國難當頭，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的心情非常憂悶。

我盼呀，盼呀，盼望抗戰勝利。

認為勝利後，口子可能好過些。

誰知道，「強盜前面走，豺狼後腳跟」。

在國民黨統治下，生活更是艱難。

地痞流氓到診所鬧事，敲榨勒索，無所不為，再加上物價飛漲，生活毫無保障……在這種日子裏，我心灰意冷，雖未滿五十，卻深感垂暮之年已到，於是，就拄起拐杖來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星紅旗莊嚴地升起在天安門廣場。

毛主席、黨中央製定了一系列中醫方針、政策，中醫藥事業獲得了新生，寶貴的祖國醫藥學遺產得到很好的繼承和發揚。

北平一解放，人民政府就發給我中醫師證書，我的工作也受到國家和人民的重視。

一九五一年，北京各界人民響應抗美援朝總會號召，紛紛訂出擁軍優屬公約或計畫。

我主動提出願意免費給患病的烈軍屬診療，受到政府登報表揚。

在北京中醫醫院成立之前，我先後被聘請為北京市中醫第二門診部、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和平醫院和北京醫院的中醫顧問，半日參加集體工作。

在皮研所，我和西醫同道商定共同搞濕疹、牛皮癬、神經性皮炎等三個病種的研究。

西醫同道提出：牛皮癬並無真菌，稱其為癬，不太合適。

我說；

「中醫有牛皮癬之名，指皮損堅如牛領之皮而言，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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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上大量脫屑之實，治法亦不相同】

我認為，牛皮癬與古代文獻所記載「白疙」相吻合。

「疙」字從其字形結構看，是病字頭上加上一個匕首的匕字，如同匕首刺入皮膚，以示病程的纏綿日久。

經中西醫認真研討，始知中醫所謂牛皮癬實際上指西醫的神經性皮炎，西醫所指的牛皮癬也不是中醫所稱的六癬之列。

後來，我們取得一致意見，認為命名銀屑病較為貼切。

這件事雖小，卻使我回想起一件往事。

那是在解放前，北京醫院是德國人辦的。

有一次，一位病人的家屬請我去醫院診病。

但那時，這所醫院規定不准中醫進病房。

因此，我只好與病人家屬一起，作為探視病人的親友進去，趁大夫，護士不在時，偷偷為病人診脈，回來後再開方，病人也得偷偷敷藥吃藥。

對比之下，不勝感慨。

一九五五年，經衛生部傅連障同志介紹我給朱德委員長看病，見到了敬愛的周總理。

周總理態度和藹，平易近人，親切地和我握手，囑咐我，給首長看病要：安全有效，中西醫結合，積極謹慎，與病人商量。

周總理溫暖的手，像一股暖流，使我感到激動周總理的親切指示，給了我勇往直前的力量。

我覺得自己心明眼亮，力量倍增，從此以後，拐杖也就自然而然地扔到一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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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不帶走】

一九五六年，北京第一所中醫醫院建立，我是第一批參加醫院工作的老中醫。

在党的中醫政策感召下，我離開了苦心經營多年的醫館，投身到偉大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行列中。

當時；

我把自己開業時的部分藥材、器械和備夠五問房子的柁、木、檁、架全部捐獻出來，略表自己摯誠之心。

為此，政府還授予我二百元獎金。

參加醫院工作後，使我有機會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幫助，為更多的勞動人民解除病痛。

我覺得自己心胸開闊了，視野寬廣了，精力充沛了。

新舊社會對比，真是天地之別，』是党和毛主席拯救了奄奄一息的中醫藥事業，給我們中醫指出了光明大道。

這時，儘管我的工作空前繁忙，但我越幹勁頭越足，越活越有奔頭。

我知道，自己的政治覺悟和工作能力都很差，對人民的貢獻微不足道，但是黨和人民卻給予我很高的榮譽和政治上的鼓勵。

我曾先後被選為北京市人大代表、政協代表、全國人大代表，擔任過北京中醫醫院副院長兼皮外科主任、北京市中醫研究所所長、北京第二醫學院中醫係教授等職務。

尤使我難忘的是曾多次見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朱委員長、周總理。

我常想，我只是個普通的回族老中醫，來自底層人民，我所知道的一點醫學知識和臨床經驗也來源於實踐，來源於人民，理應把自己學到的技術毫無保留地獻給人民。

於是，我把保留多年的所有資料和手稿拿出來，把點滴心得體會說出來。

例如，應用銀花、生地燒成炭，清解血分的毒熱，是我多年來摸索出來的治療經驗，用於臨床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俗話講「外科不治癬，治癬便丟臉。

這句話固然反應了皮膚病難達速愈，但也從另一方面說明對於皮膚病治療辦法不多。

我想，皮膚瘡瘍雖形於外，而實發於內。

沒有內亂，不得外患。

皮膚病損的變化與陰陽之平衡，衛氣營血之調和，臟腑經絡之通暢息息相關。

因此，我和同志們一起，從疾病的整體觀念出發，從治療難度較大的皮外科疾患入手，開展了對紅斑性狼瘡、自賽氏病、慢性瘺管和潰瘍的研究工作，初步取得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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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結經驗過程中】

我們從一個個病種入手。

凡是跟我學過的醫生，都把自己保存的有效病例，以及我講解過的心得體會的筆記集中起來，然後我再逐個分析當時的主導思想，把同類的經驗歸納起來，找出它們的共性和每個病倒的特殊性。

對於每味藥，每個處方和每一段敍述，我們都認真研究修改，並且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既總結成功的經驗，也總結失敗的教訓，使後學者少走彎路。

一九七五年，大家幫助我把過去幾十年的臨床經驗加以總結，出版了一率《趙炳南臨床經驗集》。

全書約有三十萬字，共收病種五十一個，病例一百三十七例，介紹了三種特殊療法及多年來行之有效的經驗方、常用方，較為系統地反映出我的實際經驗，獲全國科學大會獎。

近年來，我年老體弱，身體欠安，難以勝任門診的繁忙業務。

我就採用錄音方式，講一點，錄一點，然後根據錄音材料整理成文。

這是一種快速、準確、省力的方法，有利於經驗的整理和傳授。

此外，我還在同志們的協助下，將有較好療效的十個常見病整理成計算器語言，編好程式，輸入電子計算器，備日後的臨床、教學、科研應用。

我認為，整理、繼承工作，老中醫責無旁貸，應該採取積極主動的態度，把自己在實踐中積累的知識全部拿出來，那怕是一點一滴，也能聚砂成塔。

我常愛說兩句話；

「知識不停留，經驗不帶走。

知識不停留，就是說，雖然我已經八十三歲，行醫一甲子，還要活到老、學到老、千到老，還要鑽研，還要攀登，還要挖掘，』還要創新，決不能在現有的經驗上停留。

經驗不帶走，就是說，把我的點滴經驗和體會要毫無保留地獻給黨和人民，傳繪青年一代，絕不帶進墳墓。

幾點希望我經常收到各方面的來信，其中許多是有志子從事中醫工作的青年人，他們希望我能談談個人的看法和體會。

借此機會，我想說幾句不成熟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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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熟讀王叔和】

不如臨證多書不可不讀，對於一些中醫經典醫籍，不但要讀，有的還要能背，但希望同志們不要鑽進書堆裏出不來。

要重視臨床，多認症、多實踐。

我年青時，根本不知道累，上午看病百餘人，下午出診,晚上睡在醫館，整天和病人打交道，以後雖說年歲大了，也堅持門診，堅持會診，從不脫離臨床。

只有見得多，認症准才能辨析識病嚴謹，立法遣藥切中，對疑難大症做到心中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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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尋師認能】

博采眾方要善於學習，不僅向書本學，向老師學，還要向病人學，向民間學。

我自己的經驗中，有很多是向別人學來的。

比如熏藥療法是在我早年行醫時，看見一位老太太用草紙燃煙熏治頑癬（神經性皮炎），引起了我的注意。

查閱古書中也有類似這方面的記載。

於是我加以改革，臨床治療很多皮外科疾患，取得很好療效。

叉如，一位頭面部白駁風（白癜風）的患者，同時伴有頭皮瘙癢、脫屑、頭油多。

我讓他用透骨草煎水洗療。

數天後，白駁風如舊，但用來洗頭卻收到意想不到的去油止癢效果。

我從病人主訴中受到啟發，以後擬定了透骨草洗方專以治療發蛀脫髮病（脂溢性脫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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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的字會說話要善於保存、總結臨床資料】

日積月累，相當可觀。

不要忽視只言片紙，有了新的思路，要及時記錄在案。

俗話講「好記性不如爛筆頭』，文字比記憶更加可靠。

至今，我還存有一些二十年代的資料，閒暇時翻閱一下當時治好病人的感謝證明書，對回憶病例頗為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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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慢走強過站古語講】

「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做學問要持之以恆，不怕慢，就怕站。

停止不前，滿足於現成的經驗，必將一事無成。

我常給青年人講龜兔競走的故事，勉勵他們不斷長足，有所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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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寧可會而不用】

不可用而不會俗話講，「藝不壓身」。

凡有用的知識，都要用心學，現在不用，以後可能有它的用場。

希望年青人珍惜大好時光，多學一些有益的知識，多掌握一些操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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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四化貢獻晚年】

一九八0年底，我大病一場，生平第一次住進了醫院。

在院、所領導的親切關懷和醫務人員精心醫護下，我很快好轉出院，目前小休一段，待體健復元，爭取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知道，年歲大了，身體的各部件也不那麼靈活了。

就身體的健康而言，六十歲的人，』一年不如一年}七十歲的人，一月不如一月，八十歲的人，一天不如一天。

對這種新陳代謝的必然，我內心感到十分平靜。

所感欣慰的是：我的記憶力還不錯，腿腳還算靈便。

我願意在耄耋之年，抓緊有限時間，扎扎實實地做點經驗整理工作，為祖國的四個現代化貢獻出我的晚年。

（張志劄　孫在原　鄧丙成　陳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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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奮讀書　不斷實踐】

──兼憶瞿文樓、韓一齋、汪逢春先生 北京中醫學院教授，溫病教研室主任趙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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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趙紹琴（1916～），北京市人。

出身於世醫家庭，曾祖父、祖父均為清代御醫。

父親趙文魁，字友琴，係清光緒二卡午御醫，光緒三十年任太醫院院使（院長）。

本人早年就學予御醫瞿文樓、韓一齋及北京四大名醫之一汪逢春先生。

畢生致力乾中醫臨床和教學研究，長予濕溫及內科雜病。

主要著作有《溫病縱橫》、《趙紹琴臨床四百法》、《臨床脈診》等。

我出身子一個中醫世家的家庭，先父趙文魁老先生原係清代光緒年間太醫院院使（即院長），尤精於內、難、溫病、傷搴。

平生忙於診務，很少著述，耳濡目染，我從小就酷愛祖國醫學，自幼即在先父指導下背誦了《瀕湖脈學》、《雷公藥性解》、《醫宗金鑒?四診心法》等，這算是我學醫的啟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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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歲時】

先父委託其門人瞿文樓先生（清光緒年問太醫院吏且）給我講授（《內經》、《難經》、《傷寒論》、《金匱要略》、《溫病條辨》、《溫熱經緯》等經典著作。

先生要求嚴格，所講述的科目不少都由瞿老親自手抄交我背誦（有的手抄本我現仍保存）。

如《素問》，瞿老不僅要求領會其意，且要求背誦原文及王冰注。

自幼家學及瞿老四年多的講授，奠定了我中醫理論的基礎。

一九三四年，先父去世，我遂繼承父業，並每日輪流到韓一齋（先父之門人，清末太醫院御醫）及汪逢春（1920～1940年北京四大名醫之一）先生處進行臨床學習，聆聽教誨。

韓、汪先生治學嚴謹，學識淵博，態度謙和，誨人不倦。

講解經典，博引眾籍，多參以己見；

論及病症，侃侃而談，必深究其理。

臨證問病，認真細緻，一絲不苟。

望聞問切，理法方藥，條理井然。

其言談音容，猶歷歷在目，然至今已忽忽五十年矣！

現僅將能回憶起的跟諸老學習情況及諸老教誨擇其精要者，並略附個人體會述之於後，備同志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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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文樓先生（1891～1957）】

名書源，河北新城人，以一等一名畢業於清太醫院醫學館。

後為太醫院恩糧（有薪金的實習醫生）、八品吏目（相當於住院醫師），民國後在北京行醫，為北京著名老中醫。

先生中醫理論造詣很深，且擅長書文。

臨證問病，有獨特見解。

瞿老講述經文，不僅深入淺出，並常驗之於臨床。

臨床看病，強調要細心、全面。

先生嘗說：「冶病求本，詳診細參，辨色看舌，務在精細。

一次一貴婦人，來瞿老處看病，等候既久，瞿老診脈竟有四、五分鐘之餘，婦人見先生慢條斯理，又不問病家之苦癇，心中不悅，怒氣外形於色。

不料瞿老則指其右脇下問道：「這裏痛有多長時間了？

婦人怒容頓失，笑著應聲道：「老先生，我右脇痛已三年多了，瀋陽、天津、上海等地全都看過，今天正是為這病來的。

先生詳診細察，料病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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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老強調「治病求本」】

他說：「鯀湮洪水，醫之禁忌。

並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反復講述治病必求其本的道理。

先生說：「今之醫家，不審標本，不論八綱，用補藥為病家之所喜，每每錯補誤溫，病者無怨。

每見火證必涼，並言熱則寒之。

不知火之初起，最忌攻泄。

火鬱當發，以導引為貴。

瘡瘍外症，每用調和氣血，後期再吼活瘀通絡，不留後患。

切不可早用涼法。

以寒則澀而不流，溫則消而祛之。

瞿老的這些學術見解和經驗，對我以後的臨床有很大影響。

瞿老對溫病的治療強調宣暢氣機，不可一派寒涼。

他說「溫雖熱疾，切不可簡單專事寒涼。

治溫雖有衛、氣、營、血之別，階段不同，方法各異，但必須引邪外出。

若不治邪，專事寒涼，氣機閉澀，如何透熱？

又如何轉氣？

輕則必重，重則無法醫矣。

方書雖有牛黃丸、至寶丹、神犀丹等，但必須用之得當，早則引邪入裏，後期正虛之時，又無能運藥治病，只有用之得當，才能見效。

瞿老此論，我在臨床中體會，正是葉天士「在衛汗之可也」，「到氣才能清氣」、「入營猶可透熱轉氣」韻含意。

瞿老這一學術恿想貫串在他整個臨床實踐中。

特別是他對跟疾治療有獨特見解和豐富經驗。

他說；

「眼疾治療不當，多導致瞎。

「世人每以耳為火戶，當屬多熱。

不知病有新久，新病多熱多火，雖是火證亦不可單純用寒涼之藥，因寒則澀而不流，溫則消而祛之。

「肝開竅於目，雖為火戶，但非宴火也，亦不盡是虛火。

肝為藏血之臟，血不足，則肝陰失養，陰不足則陽必亢，亢則主熱。

熱者種類繁多，有圓鬱而致者，有因濕阻滯絡脈者，有暴怒之後，血瘀氣滯者，有外因而引起內傷者……必須詳辨，再行施治。

俗醫見風火赤眼，每用黃連苦寒之極，最遣後患。

不知當須先治風熱，養血熄風。

其慢性眼疾，瞿老則多從腎水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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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瞿老治一暴發火眼病人】

其眼球突然增大，疼痛難忍。

先生謂「鬱當散，肝熱當清」，以獨活、川芎、羚羊角等，一劑病減，繼則以龍膽草、大黃等苦瀉，又一劑其病若失。

凡鬱皆當開。

氣血痰飲食濕，均可致鬱，鬱久化火，都是熱證，豈可一派寒涼？

並言「治熱以寒」，遏阻氣機，病焉有不復加重之理？

瞿老之論，源於《內》、《難》，出之於自己多年實踐，用之於臨床，每多效驗。

韓一齋先生（1874～1953），名善長，字一齋，號夢新，北京人。

受業於清太醫院院判（副院長）李子余，後為太醫院御醫。

先生熟讀中醫經典，博覽群籍，對葉氏溫病理論最有心得。

擅治內科諸證，對肝病、虛損、血證等均有獨到之處。

在京行醫五十餘載，每日門庭若市，活人無算。

1934～1940年，我每日定時去韓老處學習。

先生治學嚴謹，誨人不倦。

平時診余，即指導我們學習，並經常結合臨床實踐討論疑難病例。

他認為凡志於醫者，必須在中醫經典著作上打好基礎，對《內經》、《難經》、《金匱》、《傷寒》、《本草經》等書，皆須熟讀精通，後博覽歷代醫家著述，勤學必須多思，既要領會其意，又要舉一反三。

他嘗兌：「熟讀經典，博覽群籍，貴精善悟，於無文處求文，無字處求字，得其弦外之音，旨外之旨，陰陽在握，玄妙在心，庶幾寡過。

在臨證中，先生教導我們要細診詳參，權衡病情，立法選藥，要合乎規矩，且要靈活應變，師古而不泥古，才能出奇制勝。

他說：「事無定體，治有定理，製方必本權衡規矩。

雖先聖示我以法，教我以方，當不離於古，不泥於古，以病為務。

先生治病，重視肝鬱。

因肝為藏血之臟，體陰而用陽，其在志為怒，怒易傷肝。

故一般情志不遂，多導致肝鬱。

鬱久或從陽化，或從陰化，兩者不同，治宜區別。

若從陽化，表現為肝用方面，有肝氣、肝火、肝陽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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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氣橫逆】

易於克脾犯胃。

證見胸脇刺痛、暖噫不舒、煩躁不寧、不欲飲食、脈象弦急，治宜疏肝理氣。

肝氣鬱結，脾土受克，又有挾濕，挾食、挾痰之別。

挾濕則宜宣鬱化濕，挾食則宜開鬱消食，挾痰則宜行氣化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