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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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處留心】

俗語云：「事怕有心人」。

余本此朴素辯證法思想，在學習與工作中，多多留心觀察。

尤其碰到棘手之病症，則盡力搜羅古今治法，經過思索，便於運用。

如此堅持下去，則處處留心皆學問。

如治一青光眼患者，男五十餘歲，雙目失明，其女扶持來診。

病程既久，肝實而脾虛，飲食少進。

檢索前方，俱是滋腎柔肝之品，效果渺然。

憶及《本草綱目》弓l《醫余錄》云：「有人患赤眼腫痛，脾虛不能飲食，肝脈盛，脾脈虛，用涼藥治肝則脾愈虛，用暖藥治脾則肝愈盛。

但以溫平藥中倍加肉桂，殺肝而益脾，故一治兩得之。

傳云：木得桂而枯是也。

仿其意，擬方如下；

桂枝、白芍、生地、炙草、菟絲子、復盆子、夜明砂、穀精珠、破故紙。

經治月餘，患者不需人扶持，而行走自如，一寸以上大字，可以辨識，競獲理想效果。

後帶處方返裏自服，未曾追訪。

可見學問之道，一般應從大處著眼，然臨床經驗之積累，亦常需於小處留心，一點一滴，年深日久，雖涓涓細流，而可成其大也。

即以李氏之《綱目》為例，它不獨是一部中藥學，而且是一部涉及臨床辨證，處方用藥，經驗成方，生物、礦物等多學科之巨著，內藏珍寶，難以統計。

因而應為醫家必讀之書。

讀則需精，切不可於性味功能間知其梗概，而應於「發明」、「附方」中探索寶藏。

不過其書卷帙浩繁，讀來不易，所以應一則利用閒暇，留心閱讀，雖不能記憶，但可留印象於頭腦。

一斑應用時，根據平昔之印象，有目的地翻閱，常可以從中受到啟發，而解決疑難問題。

又如治一例「多型性紅斑。

患者，青年女性。

紅色斑塊遍及全身，高熱持續月餘，而病情愈重，紅斑此起彼伏，漸有水泡形成。

初按溫病發斑治法，全無效果。

故知常法難以奏效，而慮及變法。

察患者紅斑滿布，而痛癢明顯；

高燒月餘而無舌絳、神昏，痙厥等情。

知熱毒鬱怫於血絡之中，既不能從外透解，亦不能內陷臟腑，故涼血化斑無功，而清絡宣透或許有效。

治以《串雅內編》之治火丹（絲瓜予、玄參、當歸、升麻、柴胡）為主，加重清熱宣透之品，如銀花、連翹之類。

果收熱靜身涼，斑退瘴止之功。

後用此法，再治一例，亦順利痊癒。

說明醫學經驗，有時藏於小書雜說之中。

俗語云，「小小單方，氣死名醫」，不為無據。

當然，首先必須強調練就堅實之基本功，然後處處留心，方能相得益彰。

反之，不論基礎，而一味東尋西覓，以圖巧遇良方，則常常枉費精力，而一無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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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於實踐】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欲證實或發展醫學理論，必須認真實踐。

欲豐富臨床經驗，亦須勇於實踐，善於實踐。

餘年輕時，常對自己所開處方發生懷疑，欲往病家觀察，又受「醫不扣門」之舊思想束縛，而躊躇不前。

因而多方側面打聽，甚至暗自立於病者窗外，昕其動靜。

後被病家發覺，非但不以醫術低而嗤之，相反，表示感激之情。

從此經常深入病家，觀察病情變化，不覺有礙情面，反認為是臨床工作之重要環節，久而久之，習以為常。

自參加國家中醫教育工作以後，臨床診療，在醫院進行，為隨時觀察病情，提供了有利條件。

有時不論當班與否，對重瘂患者，一日多次觀察，有時在深夜亦然。

有些經驗的取得，正是在此艱苦細緻的觀察之中。

抗日時期，「登革熱」流行，其病憎寒牡熱，重者亦有生命危險。

若按外感熱病之一般規律辨證論治，療效甚差。

查閱文獻，一無先例可循，而發病之多，幾乎沿門圓境。

病家急如星火，醫者並無良策，因而不得不仔細思考。

自忖病發於日寇統治時期，人民飽嘗戰亂饑饉之苦，衛生條件十分惡劣，故其病因有類瘴氣、疫癘。

其症憎寒壯熱，，起伏不定，似瘧非瘧。

查《本草綱目》，有瘴瘧寒熱，用常山、革果治療之記載，又訪得民聞有類似驗方，用治本病，尚有?定作用。

綜合各方面情況，余擬訂四昧藥之處方（田茶，烏梅、草果、常山），隨證略加一、二味，果然收到理想效果。

一般服藥二、三劑告愈，治驗頗多。

從而受到啟發，中醫所論瘧疾，是依據臨床症候診斷，並非依據瘧原蟲之病原診斷，故類其證者，可酌用其方。

一九六四年，余參與中醫治療「甲亢」和「急性菌痢」的科研工作。

此二病，就西醫學來說，有確定的診斷標準及特效療法，而採用中醫治療，能與比肩否，是個嚴肅問題，必須認真對待。

其中「甲亢」病組，共系統觀察十五例，先由西醫明確診斷，詳細記錄各項客觀指標，後由中醫辨證治療。

據其病機，主要由於五志過急，肝失調達，風木化火，上而震撼心包，下而消灼陽明，旁及少陽經脈，致經氣鬱結，津液凝結為痰。

故舒鬱平肝，清降相火，軟堅消痰，養陰滋燥，是其主治之法。

自擬「舒肝消癭飲」（柴胡、生地玄參、知母、花粉、當歸、白芍、昆布、海藻、牡蠣、黃藥子、香附、柏子仁）為基本方。

服至症狀消失，基礎代謝及甲狀腺吸13l碘率正常後，改服消摩丸（昆布、海藻、荔枝核、川楝、玄參、香附、浙貝、柴胡、黃藥子、牡蠣、桔核、皂角刺），以鞏固療效。

十五倒中有十四例服藥後七至十五天內出現療效，症狀逐漸減輕，基礎代謝率開始下降。

一般在二至三月內症狀全部消失。

體重平均增加四公斤，最高達九公斤。

基礎代謝率有十例降至正常，一例接近正常，二側改善。

服藥後有十二例作吸，釘碘率對比測定，其中九例恢復正常，三例無明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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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菌痢」組系統觀察一百例】

全部根據一九五九年全國傳染病學術會議擬訂標準進行診斷。

中醫辨證屬濕熱蘊結者三十七倒，主方為當歸、白芍、黃連、黃芩、檳榔、枳殼、木香；

濕熱兼表者三十六倒，主方為葛根、黃芩、黃連、銀花、連翹、焦植、厚朴，朮香；

濕熱挾滯者十八例，主方為藿香、：蘇葉、法半夏、竹茹、枳殼、黃連、焦棱、神麯、大腹皮、茯苓}濕熱化風者九例，主方為銀花、連翹、黃芩、黃連、鉤藤、茯神、鮮荷葉、木香。

治癒率87.87％，進步3％，未愈l0％。

一百僦中，大便培養陽性者九十二倒，治療後三次培養陰轉率為78.26％。

從以上兩組病例之療效來看，不亞於西藥治療結果，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優勝。

一九六六年武漢地區「流腦」大流行，嚴重威脇人民身體健康。

余受組織派遣，參加中醫治療流腦工作，共收治二百八十七例（多屬輕型、普通型，亦有少數重型）。

入院時，多有明顯的發熱、惡寒、頭痛，或鼻塞流涕，或兼咳嗽等表證。

但因其傳變迅速，甚至發熱伊始而斑疹顯露，惡寒未罷而神昏痙厥已成，若循「衛之後，方言氣，營之後，方言血」之常規論治，必延誤病機，甚則奠救。

余師愚云，溫疫病「頗類傷寒」，是說明溫疫初起，有類似傷寒表證者，「誤用辛涼表散，燔灼火焰，必轉悶證」。

因此必須嚴格把握疫毒深入營血之病理特性，不論表證有無，概以大劑清熱解毒，涼血化斑，或兼熄風，或兼開竅為治，競能收裏和表自解之效。

自擬「流腦Ⅰ號方」（銀花、連翹、生地、丹皮、赤芍、大青葉、生石膏、知母、殭蠶、蟬衣、黃芩、菊花、玄參，蘆根），「流齧號方」（銀花、連翹、生地，花粉，鉤藤、生石膏、地龍、殭蠶、玄參、丹皮、黃芩、蟬衣、大青葉），必要時配合安宮牛黃丸、至寶丹、紫雪丹之類。

通過四個月左右的悉心治療治癒率達78.41％（其餘病人轉西醫治療）。

工作中發現病者嘔吐嚴重，服藥困難，影響療效，因而積極贊助中藥劑型改革。

余擬訂「流腦注射液」之處方（十味中藥組成），當時制成肌肉注射液，在少數病人中試用，初見療效。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余被迫停止工作。

而「流腦注射液」之研制任務，及臨床觀察，在許多同志努力下，得以繼續進行，並制成300％之靜脈注射液。

通過幾年臨床實踐，治療各型流腦（配合西藥對症處理），大大提高了療效，同時用於多種感染性疾病，亦有滿意效果。

余雖未能參加其後之工作，但看到此項課題有所進展，亦以自慰。

十年浩劫中，余被貶入深山數年，除隨身衣物外，書無一卷，文具尚且困難，自知鑽研醫學理論無望，而以醫療實際，補其不足之想猶存。

故不畏山高水險，走村串戶，為群眾防病治病，從中學到不少草藥知識。

如熊黃連之治濕熱、溫熱，朱砂蓮之治胃痛，景天三七之治血小板減少等等。

當地幹部群眾不因余之被貶見疑，使余看到獻身中醫事業之希望。

現在党為每個科技工作者創造了優越條件，開拓了光明前最，余雖老朽，但覺」滿目青山夕照明」。

故願竭盡愚誠，與後學諸君共同奮斗，攜手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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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術應當發展提高】

首都醫院中醫科主任、副研究員祝諶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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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分】

祝諶予（1914～），北京市人。

早年師事名醫施今；

墨先生，深得其傳；

一九三七年曾開業於天津。

畢生力倡中西醫結合，擅長中醫內科、婦科，並潛心研究糖屎病的中醫療法。

解放後，歷任中國醫學科學院首都醫院中醫科主任、中國醫學；

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中醫學會理事、中華全國中西醫結合研究要著作有《祝選施今墨醫案》、《施今墨臨床經驗集》等。

我既學過中醫，又學過西醫，從事臨床與教學四十餘載，切身感到中國醫藥學確是一個偉大寶庫，有待於我們努力挖掘，更有待於我們運用現代科學技術來整理提高，發揚光大，從而建樹具有我國特點的新醫藥學。

茲就我數十年學醫、行醫、治學的經歷，粗淺地談一下在這方面的體會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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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憤學醫勤鑽博采】

古來不少醫家，其學醫著書之動機，或因自己質弱多病、求醫至准，或因家人嬰疾遭厄而為庸醫所誤，於是究心醫道，恨世著書，以拯疾扶弱，疔己活人。

如張仲景感宗族之喪，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撰成《傷寒雜病論》，後人尊之為醫聖}孫思邈幼遭風冷，屢造醫門，湯藥之資，罄盡家產，於是悉心歧黃，精勤不倦而著《備急千金要方》，集晉唐驗方之大成，李東垣痛悼母病死於醫者盲治，投業於易水，獨刨脾胃論，開「補土派」之先河……凡此等等，舊時社會條件與某些醫者醫療態度略見一斑，故古人有言：「為人父子者，不可以不知醫。

「不為良相，願為良醫。

一九一四年冬，我出生於北京的一個大家族中。

相傳我家原是米商，閨族百餘人居一宅中，然無人業醫。

我十九歲那年，母親不幸臥病於榻，壯熱神昏，狂躁譫語，遍請北京中西名醫救治，皆無效驗。

惟有後服施今墨先生的中藥方見轉機，但因不久施先生即去南京等地出診，重延他醫，其徵增劇，以致無救而逝。

我哀痛萬分，深感家中無人知醫，殊為不便。

所以，我在匯文中學畢業後，即篤志醫學，開始了醫林生涯。

學醫有中西之分。

我看到為母親治病的某些醫生，態度傲慢，診費昂貴，儘管診斷極為明確，道理無可非議，但一提治療則面面相覷，一籌莫展。

只有在施今墨先生的治療期間有效。

因此，我就拜投施先生為師，學習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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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先生當時為北京四大名醫之一】

博學多聞，醫術精湛，且醫療態度端正，不問病者貴賤貧富，皆極力救治，故每日求治者充塞門庭，延診者接踵而至，極為繁忙。

最初，我與師兄弟李介鳴、張遂初、張宗毅四人上午在華北國醫學院侍診於先生，抄寫方書，每日接診百餘人。

下午隨他外出診病，約有七、八家。

晚間，先生聘請了一位中醫理論造詣較深的周介人老先生為我們講授《黃帝內經》、《難經》、《傷寒》、《金匱》等經典著作。

風雨雞鳴，寒暑六載，從未間斷。

同時，在施先生指導下，我們自己先後涉獵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肘後方》，（《赤水玄珠》、《景岳全書》、《醫貫》、「張氏醫通》、《醫林改錯》、《中西匯通》等歷代名著。

在這些書籍中，《內經》與《難經》是中醫理論之淵源，不可不讀。

但其側重於理論闡發，而備方藥甚少（如《內經》僅備十三方，後世並不常用。

《難經》則一方未備）且篇幅錯見雜出，文字晦滯難明，注家各執己見。

我學習僅取其重點，提綱挈領，作為奠定中醫基礎之用。

我最推崇的是後漢張仲景所著《傷寒論》與《金匱要略》二書。

其書理法方藥完備，臨床價值甚高；

其方用之得當，往往覆杯而愈。

至於他書，作為一般泛覽，貝宜各取所長，擇善從之。

如《千金》，《外台》集驗方宏富，足補仲景方之不逮；

趙獻可命門說議論精闢，獨具一格；

王清任辨氣血及所制血瘀諸方，發前人之未發；

唐宗海論臟腑，張錫純治氣陷等，均能啟迪後學。

施先生反對把中醫分為「溫補派」、「寒涼派」等門派，治學務求實效，臨床治病能淹眾家之長，結合己見，創立新說，這一思想對我影響極深。

我隨師邊臨床實踐，邊學習理論，相互結合，初步為自己獨立應診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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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內容豐富多采】

若欲全面精通，非朝夕易事。

一方面要有堅韌不拔、刻苦鑽研的毅力，另一方面要有孜孜不倦，爭分奪秒的精神。

是時每日除三餐之外，我們幾乎全是隨師門診、出診。

診務繁忙之際，甚至在出診汽車途中進餐，故學習理論、整理醫案只能在晚間。

古人云，「一寸光陰一寸金」，並以「自駒過隙」形容時間之寶貴。

我的中醫理論大部分是在晚間學習的，每晚必待夜深人靜，方始就寢。

實際上，晝日看病，夜晚讀書，我覺得對理論結合實踐犬有好處。

我不主張在讀書時不假思索、囫圇吞棗地死記硬背，認為重點應在理解原文的精神實質，並付諸臨床，學會在實踐中如何運用。

某些人儘管能把一部分經典著作或中醫書籍背得滾瓜爛熟，甚或倒背如流，但臨證反而無所適從，療效不高，這只能算是紙上談兵的空頭理論家。

我執教於北京中醫學院時，也曾看到有個別學生能背數百方劑，但臨床實習一見病人，反而開不出方子來。

這說明對方劑的主治與適應症根本沒有理解，所以也就不知如何施用。

有些人即使能開出方來，也只是按圖索驥、刻舟求劍地套用，並不會靈活加減變通。

醫生的職責是救死扶傷，判斷一個醫生水準高低，是以治療效果為標準的，理論再高，治不好病，就沒有說服力。

所以我認為學習中醫理論，必須在理解的基礎上加強記憶，且在實踐中反復施用，尋謀得失，方能逐漸達到得心應手、左右逢源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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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學習中醫理論是必要的】

這需一個循序漸進、登堂入室的過程，但也不能忽視平時對知識的零積碎累。

每次讀書勿求於多而求於精，也就是有目的地學習，尤其不懂之處要勤問。

我隨師侍診之暇，備一本「零金碎玉」手冊，凡看到施先生治病時，自己不理解之處，如，為何辨為某證？

為何使用某方、某藥？

輒問於師，並將老師言傳口授錄之於冊，日久天長，風毛麟角，積少成多，不但保存了老師寶貴的臨床經驗，而且對我增長閱歷，體會先生的學術思想，裨益頗大。

施先生製方遣藥，不拘一格，往往雙藥並書，或是互為補佐、增強原有藥效，或是互為制其所偏、產生新的藥效，組成新方，饒有特色。

後來，我曾搜集了數百個雙藥並書範例，輯之成冊為《施今墨藥對》，介紹給學生們，很受歡迎，至今流傳甚廣。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我隨施先生前往天津，開始單獨懸壺業診，病家漸次增多。

那時我治病，都是套用先生的經驗方劑，儘管有效，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滿足我求知的欲望。

施先生在學術上一向提倡革新中醫，中西醫結合，並素以西醫診斷、中醫辨證互相佐證為其主張。

因此，先生要求我讀一些西醫的解剖、生理、病理等書籍。

我閱讀之後，對人體的生理功能、發病機制都瞭解梗概，於是想再學西醫，以求究竟。

一九三九年，遇到一／卜機會，我即東渡日本，入金澤醫科大學醫學專門部，系統地學習西醫知識。

四年後回國，雖以西醫姿態開業，但多數情況下，我仍是採用西醫診斷、中醫辨證施治來治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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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證辨病揚長抑短】

採用中西醫理互相佐證，認識和治療疾病，使我眼界擴大，思路展開，方法亦較多。

因此我深感中西醫必須結合，方能創造出新的醫學理論體系。

但是在解放前那種社會制度之下，得不到政府的支持，群眾的力量也只能是施派傳人，獨立鑽研，毫無成就。

特別是國民黨反動派還要廢止中醫，當然就更談不到中西醫結合的問題了。

只有在解放後，党的中醫政策貫徹落實，中西醫結合工作的進行才有了保證。

目前，醫學界對中西醫結合持有不同的見解。

或以為中醫不科學，中醫學太神秘，乃「經驗醫學」，或以為中醫完美無缺，愈古愈好，主張走「純中醫」之路。

我認為這些想法和看法都還有待於實踐來檢驗。

中醫學科學與否？

實踐乃檢驗真理之唯一標準。

中醫理論建立在朴素的唯物論與自發的辯證法基礎之上，中醫藥經歷了數千年臨床實踐的考驗，發展至今而不為時代所淘汰，正是說明其包含著豐富的科學內容。

中醫對某些西醫目前尚無特效療法的疾患，其療效是有口皆碑、有目共睹的。

但是由於過去幾百年來閉關鎖國，未能及時用現代科學技術予以發揚闡明，而存在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不足，其理論較為抽像，往往使人難以理解和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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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理論建立在實驗室基礎之上】

雖然對人體的組織結構、生理病理認識比較清楚，甚至對某些細胞的生理病理變化都研究得相當透徹，診斷方法也是現代化的。

但是，由於有時忽視人的整體作用，注重疾病的病因和局部作用，單純追求特效藥，存有部分形而上學的觀點，所咀治療方法也有不足的一面。

中西醫各有所長，各有所短，雖然他們的理論體系不同，但都是科學的，研究的物件都是人，目的都是治癒疾病。

我認為中西醫結合實現中醫現代化是必然的。

當然，迭需要一段長期的、互相爭鳴和互相滲透的過程。

我白一九五六年任北京中醫學院教務長以來，從事中醫教學工作，始終主張中醫學院學生應當以中醫為主，但是除了學習中醫基礎理論與臨床課程之外，西醫基礎也一定要學。

目的是培養既能夠掌握中醫藥理論，同時又具有一定現代醫學知識的中醫人材，不主張培養「純中醫」。

雖然在十年動亂期間，這一教學計畫曾遭「批判」，事實勝於雄辯，中醫學院1962、1963、1964等屆的畢業生，現在既是中醫的骨幹力量，同時又可以較容易地與西醫搞中西醫結合工作，這樣的人材是符合黨和人民需要的。

青、中年中醫掌握一定的現代醫學知識是時代的要求。

過去中醫由於沒有實驗室指標參照，對疾病的療效只能根據症狀的改善或消除來判定，實際上不夠完善。

例如，肝炎病人只要肝區疼痛等症狀消失就算治癒，腎炎病人只要浮胂等症狀消失也算痊癒。

現在，我們大多需要參照化驗指標，若其轉氨酶與尿蛋白等正常方可定為治癒。

我曾治療一青年女性，西醫經心電圖檢查診斷為心肌病，並云較為嚴重，但沒什麼明顯的自覺症狀，真可謂無「證」可辨。

於是我就根據西醫的診斷，採用生脈散加昧治之，使其心電圖的改變有了一定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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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醫遺產，要有分析、有批判地接受】

既不能過於迷信古人，也不要輕易否定古人。

我在講授《金匱要略》時，是本著古為今用的原則，從臨床實踐的角度教學的。

特別是《金匱要略》這本書，歷經年移代革，兵囊戰亂，輾轉傳抄，以至錯簡脫文甚多，有的條文有證無方，有的條文有方無證，有的條文不知所云，有的條文又過於簡練，造成學習上的困難。

對這些我們都不可看作是句句金石，字字珠璣，一字不能移，一字不能改。

如若脫離實踐，穿鑿附會，隨文敷衍地「以經解經」，則很難以理服人，所以學習《金匱》要從臨床出發，或以證測方，或以方測證，或根據其所述主證研究組方，分析用藥，方能體會仲景認證之准、組方之嚴、選藥之精，然後再結合現代臨床所見，擴大諸方的使用範圍。

例如，我在臨床上常用黃耆建中湯治療虛寒性潰瘍病、體虛外感、下肢潰瘍、淋巴結核未潰破或已成瘺管者，用小柴胡湯治療肝炎、胃炎、胸膜炎、急性腎盂腎炎，用大柴胡湯治療膽石症、膽道感染、急性腹膜炎、高血壓病等等。

當然，我都是在辨證施治的基礎之上使用這些古方的，是辨證與辨病相結合的。

對待中醫古籍，要有發隱就明，敢於創新的精神，不要只會循規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似乎古人怎麼說我們就怎麼用，古人沒有怎麼說我們就不敢怎麼用。

這樣思想就會被束縛在本本中，事物也不會有發展了。

譬如現代腫瘤的發病率很高，不少腫瘤患者早期被發現後，西醫往往採用放療或化療，因而產生副作用：放療後多見咽乾口燥、煩熱失眠、舌紅脈數等陰虛見證；

化療後多見面色不華、神疲乏力、納差噁心，伴血象下降等氣虛見證，有時也可以見到氣陰兩虛者。

對這樣的病如何認識？

《傷寒》、《金匱》等中醫古籍並沒有也不可能記載有放療或化療等詞句。

我運用仲景理論，引申其意，把這些都看作是「火邪傷陰」或是誤治而形成的「壞證」，治療或養陰為主，或補氣為主，或是二者兼施，以扶正固本，從而減輕其副作用。

這亦屬辨證辨病相結合。

辨證施治與辨病施治都是祖國醫學的重要治療原則，倘若脫離這個原則，單純地去追求「特效方」、「特效藥」，很容易鑽進形而上學的死胡同。

我繼承了施今墨先生的學術思想，臨床時把西醫的診斷和病理融合到中醫的辨證施治之中，採用西醫診斷與病名，結合中醫辨證施治的方法。

曾治一老年病人；

患慢性氣管炎，肺心病合併肺感染，雙肺聽診有乾濕羅音，胸透發現肺部陰影。

其症：咯痰黏稠量多，納差，腹脹便溏，舌苔厚膩，脈弦滑。

西醫經用青、鏈黴素、羧苄青黴素等治療無效。

某一西學中的醫生認為肺感染，投以大量清熱解毒中藥，數劑不應，邀診於我。

我本著中醫「脾為生痰之源，肺為貯痰之器」之理論，辨證為脾失健運，痰濕阻肺，選用香砂六君子湯加貝母、瓜蔞皮益氣健脾化痰，同時因辨病考慮肺部感染而重用魚腥草三十克以清熱解毒消炎，患者連續眼藥十餘劑，脾運得健，痰量大減，肺部陰影消失，感染基本控制。

類似病例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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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提高任重道遠】

一九七六年，我被調往首都醫院中醫科，主要從事臨床科研工作。

中醫搞科研，對我來說是個新、課題，我選擇了中醫藥治療糖尿病和婦科病作為研究專題，同時兼治內科雜病。

糖尿病證情復雜，反復性太，往往纏綿難愈，梭被某些醫生看作是不治之症。

我認為中醫在數千年的醫療實踐中，對糖屎病的治療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現代又有日新月異的西藥，只要我們認真研究它的規律，積極尋求治療方法，實踐證明，耐心的治療，合理的調養是可以控制糖尿病的，精尿病並非不治之症。

糖尿病屬於中醫消渴病範疇，從歷代中醫文獻記載來看，多認為本病的基本病理為陰虛燥熱，以上、中、下三消分治。

我在臨床觀察到多數糖尿病患者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乏力、神疲，氣短、舌淡胖或淡黯等氣虛表現，且三消症狀往往同時存在，僅側重有所不同。

因此，我認為氣陰兩傷，脾腎虛損方是糖尿病的基本病理。

在治療上，我選用增液湯合生脈散為主，再加蒼朮配元參降血糖、黃耆配山藥降尿糖（係施今墨先生的經驗）為基本方。

從肺、脾、腎三臟入手，尤以脾腎為重點，著重先後天兩方面滋養培本論治，屢獲顯效。

現代醫學對糖尿病的研究，側重於其微血管病變等併發症的防治問題。

我也發現許多糖尿病人合併有血管病變者（如冠心病、脈管炎、腦血管意外後遺症等）多具有刺痛、竄痛、舌質黯或有瘀點、瘀斑、舌下靜脈青紫怒張等血瘀徵象，部分患者經用活血化瘀為主治療後，取得一定療效。

另外，有些長期使用胰島素治療的糖尿病人，多數也可出現上述血瘀徵象，我同樣採用活血化瘀法治療。

實踐證明，活血化瘀法可以使部分患者的胰島素甩量逐漸減少以至停用。

因此我認為活血化瘀法應當作為治療糖尿病的一條途徑來探討，這方面在中醫文獻中尚未見到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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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在蘭州召開的全國第一次糖尿病專題會議上】

我們擔負了糖尿病中醫辨證分型的工作。

我們從中醫辨證的角度，系統觀察了一百多例糖尿病門診病人，經統計90％以上具有氣虛見證，70％以上具有血瘀徵象，只是程度輕重不同。

當然，如何採用實驗室檢查來進一步驗證（如血液流變圖、血細胞壓積、微循環測定等）是我們今後的工作之一。

中西醫之間由於理論體系之不同，故其診斷方法與病名亦不相同，有時病名雖相同，其含義也不盡相同。

西醫用現代儀器確診的許多疾病，中醫通過望聞問切是發現不了的。

但雖經西醫確診，採用中藥治療時若不遵循辨證施治的原則也難收良效。

我曾使用張錫純的升陷湯為主方，配合超聲霧化療法治癒一例肺泡蛋白沉著症的病人，即是採用西醫確診，中醫辨證相結合的方法治療的。

又如，我治療過兩例西醫確診為尿毒癥的患者，其見症均為乏力、頭暈、浮腫，納差、泛惡、舌胖淡，脈虛弱。

我辨證為脾腎兩虛，濁陰上逆，以香砂六君子湯合六味地黃湯加味治之，兩患者不但症狀得以改善，而且尿素氮也明顯下降或至正常。

因此，我認為對於目前一些西醫確診的疑難病或少見病，必須遵循中醫的辨證原則遣方選藥，在取得療效的基礎上進行藥理實驗研究，以明確其治療機制，然後再付諸臨床，這樣多次反復，就可研究出某些疑難病或少見病的特效療法。

現在這方面已發現一些苗頭，如驗方過敏煎（銀柴胡、防風、烏梅、五味子、甘草）經藥理研究抗過敏反應作用較可靠，我在臨床上治療支氣管哮喘、蕁麻疹等病時，常用此方為主。

又如抗免疫方（廣木香、當歸，益母草、赤芍，川芎）經藥理研究證實確有抗免疫反應功能，所以我在治療硬皮病、紅斑狼瘡、慢性腎小球腎炎等疾病時，亦常選用。

現在有許多西醫學習中醫的同道，應用現代科學技術研究中醫，並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如對脾、腎本質的探討，通里攻下法治療急腹症，活血化瘀法的實驗研究等等。

我以為這是正確的，這樣做不是削弱中醫，也不是「中醫西化」，相反是為了使中醫發揚光大，在國際間享有更高的聲譽。

我個人的中西醫水準都還不高，在這方面未能做出多少成績與貢獻。

在我的有餘之年，我仍需要不斷學習，努力工作。

堅持走中西醫結合的道路，逐步實現中醫學術的發展與提高，這是我畢生的信念。

（董振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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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學習傷科的四個階段】

上海市盧灣區中心醫院副院長中醫門診部主任中華全國中醫學會上海市分會傷科學會主任委員施維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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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施維智（1917～），江蘇海門人。

祖傳傷科，兼精內、外科。

傷科理論造詣頗深，嘗創「骨折三期分治」說。

對診治骨折、內傷、軟組織損傷、腦外傷後遺症等疾患，尤多獨到之處。

發表有《臟象學說在傷科臨床上的運用》、（《陰陽五行學說在傷科臨床上的運用》、《中醫傷科簡史》、《骨折的診斷與治療》等結多篇。

我出生於祖傳傷科醫家，傳至我輩，已曆五世。

清代道光年間，高祖施鎮倉從宋錫萬老師學得拳術和理傷技術，用以問世，後又與少林寺拳師郭九皋結莫逆交，相互琢磨，盡得其傳。

曾祖施端葵弟兄四人，均承家業。

祖父施秀康幼孤，從曾叔祖施簡如學得拳術和理傷後，又就業於外科名醫鬱燦先生，學得外科，遂以傷、外科懸壺鄉里，一時名噪南通地區，就診者眾。

伯父施源亮自幼從祖父學傷、外科。

父親施源昌清末畢業於南通通州師範學校，後又繼承祖傳，且向同裏儒醫沈昌濟先生學習中醫理論和內科。

學成，與伯父共同執業傷、外科，父親兼理內科。

我兄弟姐妹九人，我為長子。

當時父親目力欠佳，他以繼承家業矚目於我。

一九三四年，我在讀完初中後，乃跟隨父親學醫共約五年。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翌年我鄉淪陷，舉家到上海避難。

一九三九年秋，父親和我弟、妹等回鄉開業，我已結婚，即留在上海獨立行醫，迄今已四十餘年。

回顧個人學醫，行醫的歷程，對「學無止境」這句名言，頗有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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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學醫，基本上可分四個階段】

（一）為打好基礎而學父親畢業於通州師範學校，擅長古文。

他在從儒醫洗老先生學習後，更感到學醫必須有古文根底。

所以，他在作出讓我學醫的決定時，首先就安排我在私塾中讀四書、五經，進入高小和初中時，每逢寒暑假，都安排我選讀古文，培養我對古文的理解能力和愛好。

這為我閱讀中醫典籍，提供了有利條件。

當我正式開始學醫時，父親曾經鄭重教導說：要當好一個醫生，首先要有一顆救人的心。

古人說過，醫生要有割股之心。

所謂割股，就是指為了治好病人不惜犧牲一切，也就是捨己救人的意思。

所以，我們施家祖輩相傳有這麼一條：看病不問有錢沒錢，有錢的也看，沒錢的也看，甚至賠錢給藥的也看。

關於學習哪一專科的問題，父親一向主張「十三科一理貫之」。

他經常談起古代扁鵲擅長各科「隨俗為變」的故事。

他說：「扁鵲之所以各科都擅長，主要是因為他的醫學基礎好。

其實，要懂得多科知識也並不難，只要先把基礎打好就行。

拿我們施家來說，現成的就有內、外、傷三科。

基礎打好了，就能掌握多科知識了。

各科都來得，就可以更好地為病人解除痛苦。

例如，我們祖代傷科，一旦遇到已屆晚期的虛癆病人來就診骨折，我們對運用活血化瘀法就應慎重，並在整個治療過程中，既考慮治療骨折，又兼治虛癆，做到雙方兼顧。

又如，骨折病人中，突然又患了時病，我們就應既治時病，又治骨折}況且，傷科病往往併發感染，就聯繫到外科，孕婦受傷或傷後經行，又都和婦科有關等等。

總之，只要我們兼通各科，臨證才能得心應手。

父親的教導和期望，始終作為我的奮斗目標銘記於心。

我開始學醫時，父親已雙目失明，但記憶力很強。

他根據自己的經歷，為我製定了學習進度表，規定應該讀哪些書和怎麼讀法。

茲列表如下（略） 我遵照父親的安排，於一九三四年七月起，直到一九三九年秋，學醫整五年。

開始的一年半，除用去很少時間參加配製藥物和偶爾遇有重病人去診室望望外，絕大部分時間都用於讀書。

我的書房緊靠著父親的診室。

他在門診或出診空閒時，經常到我書房聽我讀書。

每當開始讀某一部書時，父親總是為我概括介紹該書的特點和主要內容，並提出要求和進度。

記得他在我開始讀《內經》時曾經指出；

「初學應從《內經》入手，但只能學其概要，不能深入鑽研，因為《內經》文深義奧，初學往往不能全部理解。

又如，父親在我學溫病時指出：「傷寒是傷寒，溫病是溫病，切不可混淆。

凡是溫病，必須以溫病學說理論為圭臬，否則臨證必多貽誤。

父親每晚要聽我讀書一、二小時，有時講解，有時提問，對我督導甚嚴。

從一九三六年春到一九三九年秋，我白天主要是臨診或代診，早晚還是抓緊讀書。

每逢父親為師兄們講解骨折、脫臼的復位手法，夾縛方法以及外科操作時，我總站在一旁聽，耳濡目染，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阻，在我開始臨診時，對傷、外科的操作，不多時就能上手。

同時，由於父親失明，傷、外科的門診出診很快就由我代替。

出診回來後，向父親彙報情況和處理經過，父親及時加以指點。

遇到重病號，他就和我同去複診。

晚間，父親常將白天治病需要查閱的書，讓我讀給他聽，有時也結合病例，和我談病理機轉。

這都為我獨立臨證打下了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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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提高臨證效果而學一九三九年秋我在上海獨立開業時】

父親教導說；

「你過去讀過的書，只不過知其大概}能看的病，也不過是一般規律。

今後在行醫的同時，必須將讀過的書，反復學習，結合臨證，深入領會。

堅持幾年之後，定能融會貫通。

每遇到難治之症，或治療無效的，必須立即查閱文獻，反復思考，找出更好的治療方法。

凡是遇到一個疾病，你沒能治好，而別人卻治好了，就說明你學術不夠，應該引為內疚！

我牢記父親的教訓。

當時正在抗戰期間，上海租界人口驟增，衛生條件差，流行病多，由於抗菌素尚未問世，大部分病人症重而險。

我?深知，像我這樣的青年中醫，如果不能很好地掌握對流行病的冶療，是難於立足的。

所以每遇到這類病人（包括腦炎，麻疹、天花，霍亂等等），在認真診治的同時，反復閱讀以往讀過的幾部時病書和《全國名醫驗案類編正編》，仔細推敲這類病的傳變和重病的搶救方法，逐步掌握了治療規律和應急措施。

記得一九四三年曾遇到過一個患斑疹傷寒的五十餘歲的女病人，病程已逾兩旬，初起壯熱煩渴，十日後遍體紅斑，繼透自痦，兩日前突然便塘色黑，日三、四次，精神萎頓，前醫投一甲腹脈未應。

而今證見身熱自汗，唇焦齒垢，表情淡漠，手指蠕動，便溏依然，腹中不痛，小溲短澀而赤，紅斑回而未淨，白痞色枯不潤。

診得右脈濡數，重按關脈尚有力，左三部細數，舌苔焦黑，質紅絳。

證屬溫邪傳入下焦，灼爍真陰，營分邪熱留戀，正氣大傷，若非急止其血，勢將致脫，但因邪熱未化，補非其時。

仿古人用銀花，地榆治赤痢之法，予以甘寒存津、清營止血。

處方：西洋參4.5克，鮮沙參24克，鮮鐵皮石斛15克，鮮生地30克，炒丹皮、炒赤芍、老紫草各0克，銀花炭30克，地榆炭、焦山梔、赤茯苓各g克，鹽陳皮4.5克，鮮茅根30克。

服一劑，便溏減；

連服一劑，便溏止，白痦密佈，色轉潤澤，轉危為安；

調治一周，漸趨恢復。

類此重症，每年平均治療數十例，由於結合臨證，不斷復習有關書籍，提高了療效，也積累了經驗。

此時回想父親的教導，有了更深一層的體會。

在這一階段，我的另一個學習途徑，就是向師友請教。

因伯父也在上海開業，有時就向他請教。

有一次，遇到一個療瘡生於右側鬢角耳門前的病人，前醫診治未效，日漸加重。

我去診治時，瘡頭乾陷無膿，腫勢上至頭頂，下至下頜骨，右目因腫脹而緊閉，整個右僦面部堅硬如石，伴有十餘處如黃豆大的軟點；

神志尚清，身熱起伏，病程已十餘天。

前醫初用五味消毒飲、化療內消散加減，最後用犀角地黃湯合解毒大青湯加紫雪丹。

思考前醫治法均符合「疔瘡忌表」的治則，為何未能起效，實屬費解；

症勢垂危，又不便更改前法。

於是，我請伯父會診。

伯父診察之後，認為病起於少陽經，病程十餘日，局部如此嚴重，而未見走黃昏迷之象，說明是風熱證，非火毒證，應該解表托毒，方可挽回。

即予以荊防敗毒散去羌獨活、生薑，加皂角、鍛花。

服一劑見膿，二劑膿大出，四圍之軟點均破皮出膿，腫勢較減，身熱亦退，經內外詞治約月餘而愈。

通過這次向前輩請教，不僅使我增長了鑒別風熱和火毒的見識，而且使我體會到前輩們的寶貴臨證經驗，往往是在書本中學不到的。

在此期間，我閱讀了張錫純《醫學衷中參西錄）》和陳蓮舫《女科秘訣大全》和醫案，流覽了現代醫學的解剖學和外科學總論，以吸收現代醫學有關傷、外科知識。

總之，這一階段的學習都是為了治好病，為了當一名好醫生。

實踐證明，由於結合臨證進行多方面的學習，一個個病終於被治好了。

病人的口碑是最有力的宣傳。

到了抗戰勝利時，我的業務已經由每天三、四號逐漸增加到每天三十號左右。

也可算在十裏洋場的上海初步站住了腳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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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提高傷科專業而學我在上海獨立開業之初是內、外、傷科都看】

但因我們施家祖傳傷科素有聲望，所以我的傷科病人也就逐步增加到每天近百號，無形中我成為一個傷科專業醫生了。

此時，我對損傷疾患，大都能進行診治，並且對其吉凶和預後如何，也都胸有成竹。

但是，時代在前進，現代醫學在發展，對照個人的中醫傷科專業，雖有優點和長處，但也應該承認有一定的局限性。

例如對某些骨折的斷端對位不隹，或者功能恢復不夠理想等等。

過去父輩對此總認為「難免」，而我卻覺得，作為一個專業傷科醫生，決不能滿足於現狀，應該針對存在的缺點和短處，力求改進和提高。

首先我開始了對傷科理論的探討。

回想過去學傷科時，著重瞭解什麼部位是什麼病，歸什麼經，以及背誦《正骨心法》和《傷科補要》中的主要方劑。

當時認為理論清楚了，傷科就容易做了，等到經過臨診，自會熟悉的。

無可否認，要掌握傷科，必須先弄值中醫基本理論；

但是，要做好一個傷科專業醫生，單靠弄懂基本理論還不夠，有必要深入鑽研專業知識。

於是，我從《內經》著手，集中閱讀了歷代大部分醫書，包括叢書和方書中有關傷科的論述和方藥；

使我對傷科的源流以及手法、夾縛，內外藥治的起始和發展，有了較系統的認識。

同時，我根據臨證經驗，對傷科用藥和內、外科用藥進行了對照和玩味，深感傷科中的骨折起因於傷從外來，卒然身受，其整個病程與內科時病、外科急性病相類似，其中有一個傳變的過程。

所以對骨折的治療，理應找出一條可以遵循的分期施治規律。

參閱古人有關治則，一般是初期施攻，後期進補，所用方藥則見仁見智，各有長處。

個人認為，骨折治法在攻與補之間，應有一逐漸轉化的階段。

通過進一步思考，我在張介賓《新方八陣》「兼虛者，補而和之，兼滯者，行而和之」的啟示下，以攻、和，補三法交替，提出了「閉合性四肢骨折三期分治」的論點如下： 骨折初期；

骨折後，經脈必同時受傷，氣血離經，凝結成瘀，而為腫痛。

治宜活血化瘀、行氣止痛為主。

骨折中期：一般骨折後一周劉十天，腫勢接近退盡，瘀血基本消散,此時骨折斷端正在生長和接續，本應補肝腎、養氣血，促使斷端及早癒合，惟以爐煙雖熄，猶恐灰中有火，驟進滋補，勢將滯瘀，繼以攻瘀，難免傷正。

治宜和營續骨、舒筋通絡為主。

骨折後期：斷端已初步接續，一般會出現患肢功能恢復遲緩，局部腫脹，或肌肉萎縮，皮溫清冷，舌苔淡白，脈多虛軟等見證。

此乃病久肝腎兩虛、氣血不足之象。

治宜益氣養血、溫補肝腎、壯筋堅骨為主。

這一論點，於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先後在上海市中醫學會主辦中醫傷科溫課班的講課中和上海市中醫學會、中華醫學會上海分會分別舉辦的「骨折的診斷與治療」學術報告中提出。

經過傷科同道實踐，一般認為骨折三期分治論點的提出，有助於恰當掌握骨折治療的進程。

在探討傷科理論的同時，我吸收現代醫學的復位原理和手法，進一步思考如何依據石膏固定的原理以改進中醫的某些夾縛方法，並對近關節骨折如科雷氏骨折，肱骨髁上骨折，髕骨骨折等，進行了重點探討。

我發現，祖傳的方法和傷科同道慣用的方法，關節功能的恢復一般還可以，但每能形成畸形癒合，而石膏固定雖可減少畸形癒合，而又往往會造成關節強直。

據此，我采長補短，逐步改進了中醫的復位手法和夾縛方法。

同時，我置備了人體骨骼模型，仔細揣摩全身骨骼的位置、形態和體表標誌，又與放射科醫師協作，為我診所的骨折病例作x線攝片，以明確診斷和複查。

這對彌補中醫傷科的不足和提高療效起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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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繼承發揚祖國醫學遺產而學一九五八年】

在党的中醫政策光輝照耀下，我響應黨的號召，結束了個體開業，進入盧灣區中心醫院，擔任中醫科副主任。

這一轉變，使我感到光榮，感到欣慰，決心以繼承發揚祖國醫學遺產為己任。

其時，我正當壯年，夜以繼日，毫無倦意，把學習重點放在進一步發掘整理中醫傷科理論方面。

進了醫院以後，設備條件齊全了，對骨折病人的處理從以往的手摸心會到運用x線下手法復位，大大提高了效果，也逐步發現自己技術上的不足之處。

一九六二年春，我院開設了傷科急診和病房，病種明顯增多，重病號也多了。

面對這一新的形勢，我認識到這是發掘整理中醫傷科醫學的極好機會，同時又感到自己的知識還不能適應新形勢的要求。

因此，我除了爭取機會參加各項學術交流和閱讀雜誌發表的每篇報導以充實自己的知識外，先後學習了過邦輔譯華生?鐘斯《骨折與關節損傷》，但巴瑪《骨折與脫位處理圖解》、劉潤田《骨折與脫位治療圖解》、黃家駟主編《外科學各論》的骨折部分，重點就骨折的修復、連接遲延和不連接、黏連和關節僵硬、骨化肌炎和損傷性骨化、骨的無血管性壞死以及各種骨折的整復和固定方法等章節，進行仔細閱讀。

與此同時，我們還就現代醫學骨科臨床普遍感到難於解決的問題，運用祖國醫學理論進行重點探討，並在以下幾個課題上逐步提出了一些新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