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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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之後的考驗】

我正式開始行醫，是在一個藥店坐堂。

當時自己感到很空虛，治病沒有把握。

逢巧開業就遇到了三位疑難病人：第一位大概是心肌梗塞，來診時行走自若，只是稍感胸悶，精神比較緊張，但脈象未見特殊。

病人回家後，藥未入煎，突然死亡。

當我聽到死訊，一驚非小，及知尚未服藥，心情才平定下來。

第二位病人是晚期肺結核已臨垂危。

出診一次，並未回頭。

病人與當時某名老中醫是朋友，這位老中醫為了考驗我的醫術，特向病家推薦。

後來我知道原委，感到很羞愧。

第三位病人是精神疾患，已經五年。

症見經常嗝氣，兩手垂放，不能貼身和接觸外物，觸即打嗝。

面部觥白虛腫，食欲不振，身軟無力，精神抑鬱悲觀，自謂必死。

遍曆全市中西醫，治皆無效。

我先後予以舒肝理脾、調氣降逆之劑治療十餘日，毫無效果。

這三位病人給了我很大壓力，甚至使我產生了後悔不該學醫之念。

但同時也使我想起《東萊博議》中「楚人操舟」的一段，認識到遇見逆風，正是對我的考驗和鍛煉。

假若開頭就逢順風，極易產生輕敵思想，容易招致身敗名裂。

最後認識到，正確對待困難和戰勝難關，才有可能提高技術水準。

隨著思想的改變，也就開拓了新的思路。

我認真分析了第三位疑難病症。

根據具體症情，肯定是精神疾患。

看來單獨靠藥物治療，已無能為力。

朱丹溪曾有對精神疾患者「宜以人事為之，非單純藥石所能全治」之語，可見古代醫家也早有這樣的見解。

當時發現病人每次打嗝，必先躬身低頭。

我想病人如果主動不躬身低頭，則打嗝有可能控制住，但又考慮打不出嗝來，必然氣滯胸悶，那只好說服病人了。

於是我決定停開藥方，改做思想工作。

首先對病人解釋不開藥方的原因及本病預後良好的道理，然後要求病人儘量剋制躬身低頭的習慣，鼓舞勇氣，挺胸豎頭，以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努力與疾病作斗爭。

試做一次，病人立感憋悶，痛苦難忍。

鼓勵其回家繼續試做，並再三對病人講：「意志堅強與否，是決定這一痼疾能不能痊癒的關鍵。

如努力為之，雖五年之病，旦夕可瘥。

經過病人自己的努力，堅持了兩天，打嗝基本停止？

面容及精神也明顯好轉。

後遇心情不快，間又發作，卒以意志堅決，終獲痊癒。

這一病人的治療結果，使我受到極大的鼓舞，為以後努力提高技術，積極解決疑難病症，增強了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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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方、時方與綜合運用】

在我早期臨床中比較地側重以六經辨證指導外感熱病及其變症，不少病人有顯著療效，深受患者好評，例如： 患者，男，三十歲。

素有痰飲留伏的哮喘宿根，困受外邪而復發，半月不解。

中西醫藥罔效，病勢垂危，已準備後事。

證見喘息鼻扇，張口抬肩，胸高氣短，頭汗如珠，面色發青，煩躁不安，舌苔白膩，兩脈滑大而數，沉取無力。

據證論治，認屬痰氣交阻，閉塞氣道，邪盛正衰，肺氣欲絕。

乃以扶正降逆定喘化痰之法，投麻杏石甘湯、葶藶大棗瀉啼湯加重劑人參治之，藥未盡劑而喘已定。

某老翁，初秋突發高熱，日瀉十餘次，中西（日醫）醫共治療三天無好轉，病勢危殆，乃約余診。

見其精神恍惚，煩躁氣促，遍身熾熱有汗，泄下褐色水液而惡臭，腹痛不著，納呆不吐，溲少而赤，舌質紅，苔黃膩，脈弦滑而數。

當時按太陽陽明合病、挾熱下利之表裏證論治，而以葛根黃芩黃連湯冶之，一劑而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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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婦年近古稀】

外感高熱四天，熱退匝月，日夜不能合眼瞬息，西藥安眠、中藥安神俱無效。

精神煩躁，痛苦難堪。

舌質光紅而乾，脈弦細而數。

當時按少陰熱化、水火未濟，而以黃連阿膠湯治之，一劑酣睡，再劑乃安眠。

又患者，男，五十歲。

先發熱十天，退熱後二十天不飲，不食，不語，仰臥，昏睡而不閉日，有時長出氣，半月無大便，舌苔白膩遍佈，兩手俱無脈。

中西醫均拒絕治療，已備好衾棒，等待氣絕。

余按邪熱內陷、痰熱鬱結、阻滯中脘、氣機痞塞論治，而予小陷胸湯原方。

服後二小時，病人即能閉目深睡，減少了長出氣。

翌晨突然坐起，訴饑餓，索食物，家人反而驚懼，以為「迴光返照」。

疑懼稍定，姑與之食，見其食後又安睡，知其已有生望，於是由懼轉喜，再邀複診。

繼續以小陷胸湯加元明粉予之，翌日得暢便。

由此神態自如，其病若失。

經方用之得當，效如稃鼓，這是歷代醫家共同的體驗。

但我通過臨床認識到，同於經方一隅，是不能解決一切外感熱病的。

在某些情況下，必須用溫病辨證及應用時方才能取得效果。

例如神昏一症，完全按照《傷寒論》胃家實處理，是不符合實際的。

又如外感熱病初期之屬於溫病的，依然堅持「一汗不解，可以再汗」，及「下不厭遲」的原則，也是不合理的。

更以流行性乙型腦炎為例，如以六經辨證，則只能受到陽明經證的局限。

在把好乙腦三關（高熱、驚撇、呼吸衰竭）中，即使對退高熱有利，但也不能控制驚厥和呼吸衰竭，何況乙腦在臨床上常表現為暑溫證和濕溫證不同的類型。

所有這些，都不是六經辨證所能指導，也不是單用經方所能解決的。

由於歷史的條件，《傷寒論》決不可能概括萬病，它的理法方藥，也決不可能完全適用於一切外感熱病。

溫病的學說是在《傷寒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兩者都代表外感熱病。

從整個發病過程中，由初期、中期到末期，都有其不同的臨床特點。

可以說，傷寒與溫病是外感熱病的兩大類型，每一類型包括若干病種，同一病種也可能在病程中出現不同的類型。

這兩個類型既有所區別，又各有特點，而且它們的理論核心，都是落實副臟腑經絡之上，《傷寒論》一些方荊，仍為溫病所沿用。

因此，六經、三焦、衛氣營血辨徵應該密切地結合在一起。

根據具體病情，靈活掌握，經方、時方統一運用，不應繼續存在幾百年來所謂寒溫門戶之見。

個人早期臨床既在經方上有所收穫，但以後也常應用時方而收效。

因此，我個人既不是經方派，更不是時方派，而是綜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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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師學與獨立思考】

施今墨先生治病，博采古今南北各家之長，遇有疑難之症，必參合醫理，窮源溯流，深思巧構，療效突出。

其臨床特點很多，外感內傷均所擅長。

舉如急性傳染病、呼吸、消化、迴圈、泌尿，特別對神經系統疾患，均有獨到之處。

施師尤擅長婦科，特別注意調理氣血，強調「氣以帥血，理血必先理氣」之旨。

對功能性子宮出血、子宮脫垂、閉經、滑胎、妊娠惡阻、盆腔急慢性疾患等，療效極為顯著。

施師處方，喜開「對藥」，如厚朴花與玳玳花連用，大生地與大熟地連用，砂仁殼與豆蔻殼連用，蒼朮與白朮連用等。

用藥劑量非常謹慎，麻黃均用蜜炙且份量極微，一般0.9～1.5克，很少用至3克。

常諄諄告誡同學慎用葛根，必要時以青蒿代之。

我多年來秉承師法，每獲良技，但有時也要跳出老師的框子。

施師慎用葛根，而我經常慣用，並無副作用發生。

施師對某些藥使用劑量甚微，而我根據病情需要，往往超量應用始能奏效。

例如施師用葶藶子經常不超過1.5克，而我則用至9克。

又如麻黃定喘，對急性呼吸道疾患，雖小量亦效，但對慢性者，墨守微量，往往無濟於事。

施師治療頭風證中的神經性頭痛，喜用蟲類平肝熄風藥，一般地用地龍、殭蠶，稍重用全蠍，特重用蜈蚣。

施師用蜈蚣，每劑從未超過一條，我則根據病情需要，每劑最多用至十六條，並未發生中毒反應。

舉例如下；

宋××，男，三十一歲，某麵粉廠工人。

1956年2月15日初診：頭痛四周，陣發性，痛時劇烈難忍。

一周前頭痛突然昏例，手足厥冷，當時由廠醫送往某醫院曬係科住院檢查。

醫院考慮腦腫瘤，決定開顱探查。

患者不同意手術，於朮前一日自動出院來診。

當時精神緊張，頭痛時額汗如珠，常有幻視，夜夢紛紜，不能酣睡。

舌質暗紅，苔少，脈象弦數。

證屬肝風上擾，頭風重證。

宜鎮肝熄風。

處方：天麻、猛薟草、菊花、白蒺藜各g克，桑寄生15克，代赭石18克，山慈菇0克，鍛磁石30克，川連、膽草各4.5克，蜈蚣3條，全蠍g克，水煎眼。

上方加減服至2月28日，頭痛好轉，但頭部有時有上撞感。

睡眠時間略長，但夢多、幻視已輕，脈象弦數轉緩。

改定處方：紫石英24克，鍛磁石30克，生龍齒、代赭石、茺蔚子各15克，生石決明30克，全蠍9克，殭蠶、膽草各4.5克，菊花、地、坨、勾藤、天麻、稀薟草各9克，蜈蚣4條。

從2月28日起，依上方加減服至4月4日一個多月中，蜈蚣用量陸續增至16條，頭痛全止。

再服五、六劑後逐步減量。

一般情況仍好，乃停藥觀察，後封某醫院腦係科複查，已無陽性體徵，恢復工作。

當然，在臨床方面，每人經歷不同，故有不同的經驗積累。

但是新的經驗積累，必然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如我喜用葛根，係我的啟蒙老師天津市已故名醫陳澤東親傳。

陳老以善用溫燥藥而聞名，裏證動輒薑、附、桂，表證常用蘇（蘇葉代替麻黃）、葛、柴。

我雖然投入施門，但對陳派用藥已先入為主，故對施師深惡葛根，反滋疑竇，而我以後在長期臨床體驗中，葛根用之得法，其妙無窮。

因此，兼采各家之長，又要獨立思考、推陳出新，才是治學治醫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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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實際加強認識】

學然後知不足。

我在老師指導下，讀了許多中醫經典，可是越讀越感到自己知識的不足，問題越來越多。

因老師診務很忙，常常我自己翻檢圖書，或證之於實踐，以求得解答。

有時向老師請教。

老師說：「中醫古典醫學是非常深奧的，有些問題我也講不清楚。

古人曾說『此事難知』。

只能多讀多記，還要多用，熟能生巧，一旦豁然貫通。

這不僅學中國醫學，學中國古時的一般文學大都如此。

我在老師處學了三年滿師後，回到自己家鄉獨立開診。

按照老師的經驗，處方用藥，治療效果還不差。

後來診治病人越多，越覺得自己所學的太少了，於是白天看病，晚上查對醫書，對照一天看病處方的得失，溫書補課，多方面吸取先輩的經驗，聯繫實際。

把讀過的經書，加以思考，求得認識的深化，靈活地應用於具體的病例。

一次出診，一婦人與人爭吵而投河，被救起後嚎哭辯踴，突然僵仆，挺臥如死者半日餘。

診之四肢冰冷，牙關緊閉，脈尚未絕，知為屍厥。

此時藥不能進，為之束手。

忽然想到扁鵲醫虢太子，有「礪針砭石，八減之湯，五分之熨」之說，因即用湯沐熱熨其四肢，適見圍觀者一婦人手中持有紮鞋底之針，即藉以強刺湧泉穴，患者抽縮其腳，即哭叫而醒。

病雖得救，其理何在，仍不得解。

事後查閱醫書，原來早有記載：「血之與氣，並走於上，則為大厥。

厥復返則生，不返則死。

恍然予針刺熱熨，殆促使其氣血復返耳。

猶憶老師曾經教我要多讀、多記、多用，所謂熟能生巧，這是理論聯繫實際，在實踐中求得解答的一種認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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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研中藥保證療效】

中藥是中醫治病的重要武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我國地大物博，中藥品種繁多，經驗極為豐富。

但由於同名異物，同物異名，名實混淆，妨礙用藥的正確性。

例如，《金匱要略?嘔吐噦下利病脈證治》紫參湯中紫參這昧藥陰錯陽差地變成了蚤休、重樓，因而真正的蚤體（七葉一枝花）則不予收購，淪落民間。

又如《傷寒論?辨陽明病》麻黃連軺赤小豆湯之連軺，是金絲桃科的小連翹（地耳草、田基黃）。

考諸本草學，原有「大翹」、「小翹」，「狹葉、黃花」，「藥用莖葉，連花實」等記述。

李時珍云；

「旱蓮乃小翹，今用如椿實者，乃蜀中來。

意思是說今用的木樨科連翹，是後來新發現的，而原來的大翹、小翹因而失傳。

其實，小連翹（田基黃）對早期肝硬化有效，麻黃連軺赤小豆湯明記用根，是金絲桃科連翹，今叫做紅旱蓮。

還有蘿蘑科的杠柳，也是後來發現的，叫做「北五加」，因而原來五加科的五加失傳了。

真正的五加皮是功似人參的一種珍貴強壯藥。

本草所載「金玉滿車，不如五加」，是記其功用也。

諸如此類，無疑影響了中醫用藥的正確性和療效。

所以，我感到中醫需要研究中藥本草，這是非常迫切的任務。

為了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我又重點投入了這方面的工作，寫了《江蘇中藥名實考》、《現代實用中藥》和「本草推陳》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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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門戶拓寬思路】

中醫過去有所謂經方派、時方派以及所謂溫補派、寒涼派、補陰派，攻下派等等的門戶之見。

百家爭鳴是好事，但囿於門戶成見，往往束縛了自己的思路，必須克服。

我自幼接受業師傳授，開始偏重於經方。

平心而論，張仲景《傷寒論》，《金匱要略》的辨證處方，理法嚴謹，方藥組織頗有規律，其備受歷代各家所推崇者，不是偶然的。

可是醫藥學術總是不斷發展的。

後世各家，各有其心得與經驗，藥物亦在不斷地發展。

舊社會之宗經方者，強調仲景經方能治萬病，而宗時方者則謂古方不能治今病，這些論調都是錯誤的，應該破除門戶之見，學習各家之長，擇善而從。

例如，溫熱學家所發展的清熱解毒藥，養陰學家創造的滋陰降火劑，溫補學派所擅長的補中益氣湯，泄火攻實學派的防風通聖散等，都是我國醫藥史上的新發展，應當兼收並蓄，取精用宏，通過自已的再實踐，加以總結提高。

個人認為中醫中藥以防病治病為唯一目標，不管經方、時方，哪家、哪派，只要行之有效，而能重復推廣的，就是好的，就要學習和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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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復實踐深化領會】

解放前農村極端貧困，農民往往「貧、病相連」。

記得有一年我去鄉里出診時，一病家邀我順便一診。

患者是中年婦女，病由黃疸後變成黑疸，面目青褐色，胸滿腹脹，大便頑固秘結，鄰人悄悄說：黃病變成臌脹，怕是不治之症了吧！

患者呻吟病床已年餘，因長期負擔醫藥費用，家中已典賣一空，寡婦孤兒，情殊堪憐，故給予免費診治，並送了幾服藥，稍稍好轉。

乃教給她十多歲的兒子，自挖蒲公英（當地農民叫「奶汁草」），每天大量（90～120克或更多）煮湯喝，喝了一個多月，不化分文，竟把這遷延了一年零七個月的慢性肝膽病治癒了。

這對我觸動很大。

蒲公英過去我也常用，而這次鮮草大量單獨用，未料竟有如此的威力，可見生草藥單方對症使用，其力專，其效確。

這就增加了我對中藥的用法、劑量與療效關係的新認識。

使用單味藥，劑量應增加，而復方則不然。

根據我的經驗，復方成人每日一帖藥的總重量，60～90克已足夠了。

中藥的定量問題希望有專人研究討論之。

關於生草藥，曾以一味野菊花治癒重症口唇疔。

一位三十歲左右的男性，鼻旁生一小癤，一夜之間，腫脹蔓延面顴，口唇堅硬緊張，疼痛高熱，神志恍忽，人都知道這是疔瘡將走黃。

其時，我急命採取野菊花一大把（約半斤）煎湯，一天連喝數大碗，當夜即安靜，翌日退熱，痛大減，不過一星期而愈。

還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女性，患慢性腎盂炎、膀胱炎，帶濁淋漓，痛苦不堪，半年多來，抗菌素用了不少，時輕時重，已失去了治療信心。

我介紹其自采新鮮車前草十至二十棵煎水，多量飲服，很快見效。

連服一個月，後未復發。

以上這些生動事例不是偶然的一次兩次，而且是可以重復的。

如野菊花還可用於濕疹的感染化膿，煎湯作洗劑，往往一掃而光。

蒲公英亦可治乳癰，車前草並能治瀉痢等等，還有很多，不能多舉。

這更使我深深感到：中國醫藥學這一偉大寶庫中，對人民有利的東西太多了。

作為一個醫生來說，不管經方、時方、單方、復方，內服、外用，只要效果可靠，就應該兼收並蓄，為人民保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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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知彼取長補短】

我在三十歲以後，從鄉下遷到雙林鎮開業，兼雙林救濟院醫生，每週兩次為貧苦病人施診。

此時，常和雙林教會醫院的一位西醫接觸，並交了朋友。

他喜歡中草藥和單方、驗方，要我給介紹。

而我則感到實驗室檢查對惡性瘧疾和傷寒等診斷的幫助很大，經常請他幫助化驗標本，並向他學習。

當時，中西醫之間不但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而且往往互相攻訐。

我們在坦白交流中，認為各有其長處：西醫的優點在於分析，中醫的優點在於綜合。

事實上，理論的研究需要分析，而整體性的內科治療，則需要綜合，何況中醫中藥治療的方法很多。

在日本有一句名言，叫做「理論之完備，莫如西醫；

療法之周到，莫若中醫」。

這也說明這一點。

我對於中醫的發展，那時即已有了一些考慮；

是否採用中醫中藥的整體性治病，以西醫分析的科學方法說理。

因而粗率地先後寫了《近世內科國藥處方集》和《近世婦科中藥處方集》等。

當時只是一個嘗試，現在看來存在許多缺點，就是疏忽了方劑的辨證。

後來看到日本漢方醫家大壕敬節、矢數道明、清水藤太郎、木村長久四人合著的《漠方診瘵0突降》（中譯本為《中醫診療要覽》，一九五三年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又一九六三年朝鮮譯本名為《實際漢方診療》），此書在日本，已幾經修訂增補，現改稱為《漠方診瘵醫典》，其體例也以現代醫學分類，如傳染病，呼吸器病，迴圈器病，消化器病等，病名和病理說，而附以漢方處方。

不過他們的處方，說明了該方之適應症，這是值得我學習的。

我深深感到應做到老，學到老，改到老。

我早就想把〈近世內科國藥處方集》加以修訂，可是瑣事繁劇，而年老體衰，力不從心，這條道路是否走得通，有待今後青年一輩的努力探索。

（馬永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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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甘蔗境憶從前】

上海中醫研究所顧問、教授劉樹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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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劉樹農（1895～），江蘇省淮安縣人，從事中醫事業六十餘年。

歷任上海中醫學院《金匱》、內科、各家學說教研組和中醫文獻資料研究窒主任等職，現任上海中醫研究所顧問。

我對中醫事業很少貢獻，實有愧於老。

惟在學以致用的過程三事，爰略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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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與業師】

廢科舉後，在風氣閉塞的小城市裏，多不願孩子們去上「洋學堂」，仍留在私塾裏念書，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的塾師是個晚清廩生，頗知醫，對《內經》等經典著作，有一定的研究。

所以在教我讀醫書時，既講文理，又講醫理，選擇《素靈類纂約注》、《傷寒論》、《金匱要略》、《溫病條辨）、和《本草從新》、《湯頭歌訣》等書，要我熟讀硬背。

當時雖稍感重負，爾後卻獲益良多。

七十餘年前往事，歷歷如在目前。

我十七歲離開私摯後，既在堂伯父小兒科小泉公和業師大方脈家應金台老夫子兩處診所，輪流進行臨床實習。

儘管他們診務很忙，對徒弟們卻嚴格要求，並毫無保留地傳授他們的寶貴經驗。

由於我有了一些理論知識，在他們耳提面命之下，接受尚比較容易。

記得堂伯父曾教導我們：小兒為稚陰稚陽之體，一旦罹病，即應速戰速決，不能以疲藥誤事。

他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

如他對於當時流行的天花，在初期每重用透托和清解，並善於使用大黃，以撤在裏之熱毒。

繼則從事補益氣血，分別兼溫或兼清，重與托裏排膿，治癒很多的險症。

至於應老夫子則聰慧過人，學識淵博，尤精於濕溫病的治療。

他堅持「氣化則濕邪自化」的原則，以《溫病條辯》中的三仁湯為基本方，隨症加減，既善於守，也善於變。

記得他曾治一濕溫病人，在服用三仁湯加減四五天之後，病勢不但不減，胸痞反而加劇，但不拒按，且伴有不得臥、不知饑、不欲飲等症。

苔厚膩浮灰而滑，脈沉細而數。

他毅然改用瓜萎薤自桂枝湯加乾薑、細辛，直通胸中之陽，而橫掃陰霾。

藥下嚥後，胸痞頓開，諸症遞減，身熱亦得周身汗出而解。

老夫子辨證之準確，應變之敏捷，使我受到很好的教育，給我的印象亦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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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與成功】

我開業後不久，兩業師即相繼謝世。

而我在他們余蔭之下，業務卻很可觀。

一年初秋，裏中曾發生具有發熱、有汗、咳嗽、鼻血等症狀的一種流行病，蔓延頗廣。

當時醫者多從新感引發伏暑論治，但未能愈病。

我在碰到這種病人時，據其數脈且右大於左的脈象，認為是《溫病條辨?上焦篇》所說的「秋燥」病，分別予以桑杏湯或沙參麥冬湯等方加減，輒應手取效。

越二年的夏秋之交又流行一種上吐下瀉證，甚至肢冷轉筋、躁擾不寧。

我在辨證上，確認其為「熱霍亂」。

用王孟英《霍亂論》和姚訓恭《霍亂新論》兩書中所載的連萸解毒湯、駕輕湯和蠶矢湯等方，治好了很多的因誤服熱藥而至危重的病人。

由是而聲譽日隆，求診者日眾，且委之以疑難重病而不復置疑。

於是，就遇到一些在我知識範圍以外不能識別的病人，竟死於我之誤治。

如急慢性闌尾炎、急性胰腺炎、宮外孕、尿毒癥等等。

及今思之，猶有餘慟！

然而，這些失敗的例子，猶可諉之於歷史條件的限制。

使我最感痛心給我教訓最深刻的，莫過於誤治一病兒的經過：約一九二九年夏季，有一十來歲男孩，一得病即壯熱、煩躁、神昏、抽搐，認為是暑癇，用清營湯加減。

開始進藥，煩躁，抽搐即停止。

續進苦寒撤熱而壯熱如故，屢投芳香開竅而神昏依然。

旬日後，病兒於昏蒙中用右手頻掐陰器，去其手、手復至，問其故，不能答。

我亦莫知所措，過三四天，即死於內閉外脫。

究其致死之由，久久不能得。

等到一九三九年來上海後，得見日人源元凱所著《溫病之研究》，係疏證《溫疫論》之作。

該書上卷之末，有「掐陰」一節，述一染疫病兒，至六七日，煩躁譫語，神昏不寧，頻掐陰。

診其少腹，按至橫骨旁，有蹙額痛苦難堪狀，而所掐便止，放手復掐，與加減真武湯，至八九日而熱解，神少蘇，所掐亦漸止。

經詰問，乃知其所以掐，是少腹連陰筋劇痛不可忍。

因確認其為「臟結」證。

我閱竟，不禁駭然而起，繞室傍徨，回憶前所遇病兒之死，並非死於病，而是死於藥。

病一開始，即誤於寒涼遏抑，逼其內陷，轉化為陰證，繼而又末能及時用溫藥挽救。

誰實為之，愧悔交加！

在汲取教訓以後，每遇小兒暑癇，均治以風引湯，不妄事增損，二三日叩痊癒。

一九三六年，經同鄉人介紹，刊南京診治某巨公（四十八歲）頭暈病，症狀為頭暈而沉重，起立則覺天旋地轉，時吐涎水，旋吐旋生，食少神疲，靜臥懶言，如是者近一年，經中西醫治療無效。

我診其脈抗弦而緩，視其舌淡苔灰滑，知其為在上之清陽不足，濁陰之邪上泛，已成陰乘陽位之局。

但屢進苓、薑、朮、桂、參、茸之品，僅得稍稍改善，而效不顯著。

患者有休息痢史，每月必發，經西藥治療，三五日即止。

我結合這一點，遵張子和。

寒濕固冷，「可泄而出之」之說，按《千金方》治「下腹中痰遊」的「紫圓」方，照方配製，先服如梧子大者三粒，得微下。

隔一日用十粒分兩次服，下水液雜膿血數次，越二日頭暈即大減，灰膩滑潤之苔亦漸化，食納加，精神爽。

續進調補脾腎兩陽之荊，康復如初，休息痢亦不復發作。

年逾八十，以他疾終。

在受到《溫病之研究》的啟發以後，深感日人治學之精與識見之廣。

又揣摩了湯本求真所著的《皇漢醫學》，覺得這部書的好處，是教人從腹診上以識別陰證與陽證。

我在臨床上曾根據確診所得，用該書所讚賞的桂枝加苓朮附湯，治癒了幾個滬地所謂「濕溫傷寒」屬於陰徵類型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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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更新略有長進】

我於一九五六年夏走上中醫教學崗位。

如枯木之逢春，親承雨露；

慶晚年之幸福，「自首為郎」。

既受教於良朋益友，又飽覽夫玉軸牙籤。

既能從今以驗古，亦可溫故而知新。

儘管學而不力，卻也略有所得。

（一）關於理論初步學習了一些哲學著作以後，懂得了；

①中醫理論的形成，是由於我們祖先在積累長期和疾病作斗爭的實踐經驗中，認識到醫學部門所有事物的矛盾法則，其變化發展的根本原因是在於事物內部所包含的對立勢力的相互作用和斗爭。

因而在矛盾普遍性原理指導下，運用具有哲理的矛盾分析法的陰陽學說，來闡發醫學部門本身特殊的矛盾運動規律。

中醫書籍中的陰陽二字，雖然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含義，但「運動本身即是矛盾」。

「運動是物質存在的形式」。

因此，陰陽兩者的本身，是客觀存在的物質。

而祖國醫學理論體系中的陰陽學說，則是揭示醫學特殊矛盾的說理工具，因而陰陽並不等同於普遍的矛盾。

至於臟象、經絡、血氣、精津、營衛、病因等學說，無論其關係到生理活動或病理變化，都離不開矛盾運動的物質，也就離不開陰陽。

所以《素問?陰陽離合論）》說：「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

數之可千，推之可萬；

萬之大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

王冰注：「一，謂離合也。

所謂「離合」，即意味著對立統一的矛盾運動。

基於此，也就加強了我一向主張以陰陽學說為中醫理論體系核心的信念。

②「天人相應」說的精神實質，符合於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所認為「生命存在方式的基本因素在於和它周圍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斷的新陳代謝」的觀點。

毫無疑問，新陳代謝是生命生存的基本條件。

如《素問?陰陽應像大論》所說；

「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

固然只是粗略地描繪機體新陳代謝的概況，而同書《六微旨大論》：「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

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之說，則是對自然界一切不斷的新陳代謝的概括。

中醫發病學的特點，不僅在於認識副疾病內部存在著邪正斗爭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在內外因統一的認識基礎上，把機體的正氣（內因）放在首要的地位，邪氣（外因）能否致人於病，決定於機體正氣的適應能力。

這就吻合於「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的科學論斷。

至於陳無擇只片面地看到致病之因，看不到受病之體的「三因」說和王清任「本不弱而生病」之說，都違悖了祖國醫學固有的朴素的辯證法的兩點論，而是形而上學一點論的純外因論或被動論。

惟有許叔微獨具隻眼，能夠辯證地對待疾病發生、發展的問題。

他在《本事方》中曾重復地於經文「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的下面，接著說「留而不去，其病則實」。

這和現代醫學所認為因致病因數的刺激，機體生理性的防禦裝置起而抗爭的觀點，如出一轍。

其實，這也就是疾病本身的辯證法。

在編寫第一屆西學中研究班中醫內科雜病教材工作中，認識到最重要的一條，是儘量把祖國醫學文化遺產中最有實用價值的東西寫進去，藉以加強西醫師們學習中醫的信心。

例如寫「虛勞篇」講義時，鑒於過去關手虛勞病的論述，多數認為是「積虛成損，積損成勞」，只強調正虛而不及邪實，並把現代醫學所指的結核病也納入其中。

其實，我們祖先對任何疾病的形成，都認為是邪正兩方面的事。

《內經》和《傷寒》、《金匱》均有大量的記載，細按即得。

因此，把「虛勞」分為「虛損」與「勞瘵」兩類。

前者因另開《金匱》課，只筒略地敍述漢以後關於「虛損」方面比較切合實際的理法方藥，後者則重點突出《外台秘要?骨蒸門》所引用的「蘇遊論」。

儘管在它以前已有人認識到這是一種傳染病，但它卻明確指出患者是因「毒氣內傳，周遍五臟而死」。

所謂「毒氣」，自是指六淫以外的外來之邪，這是非常可貴的。

又如在「腫脹篇」中特別提出《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並治》「血不利則為水，名日血分」的觀點。

雖然它是指的「婦人經水不通」，不免帶有局限性，但它已估計到血與水的關係。

這些都是祖國醫學理論中的精華部分，理應曉之後人。

可是，我在擔任這項工作很短的時間以後，即病支氣管擴張，大量咯血，反復發作，體力不支，而另讓賢能。

在目前大量論著中，有不少論及了中醫五行學說內孕育著「內穩定器模型」、「系統論」和「控制論」的萌芽，在這些論文的啟示下，我進一步認識到古老的祖國醫學的確是一個偉大的寶庫。

並從而認為《金匱今釋》「五行可廢、陰陽不可廢」之說，是毫無根據的。

朱熹《太極圖說?注》中曾指出。

「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用之道。

於此，可知五行之中固莫不具有陰陽，而中醫五行學說以五行聯繫機體內外環境的整體統一和相互資生，相互制約、自動調節的一系列活動，又莫不包含著陰陽兩者的矛盾運動。

陸氏未見及此，宜其有廢此存彼的錯覺。

若夫中醫慣用的有關五行方面術語中的克字與制字，則應有所區別，不能混淆不分。

因為它關係到生理與病理，即正與邪兩個方面，而各異其含義。

如《醫經潮洄集》在解釋「亢害承制」時說；

「承，猶隨也。

不亢則隨之而已，既亢，則起而制之，承斯見矣。

這和《類經附翼》「無制則亢而為害」說中的所謂制，都屬於生理性的自動調節。

施制與受制的雙方，都屬於正的方面。

當然，制的作用，也可施之於邪的一方，如培土以制水，滋水以制火，其所制者，自屬於邪。

不過，這所謂制，是來自予體外的輸入。

假如是陽明大實，煎熬腎陰，則為邪土克正水；

水濕上淩，蒙閉心陽，則為邪水克正火。

總之，殼我者為邪氣之賊害，被克者為正氣之受戕。

正如《素問?至真要大論》所說：「清氣大來，燥之勝也，風木受邪，肝病生焉，熱氣大來，火之勝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因此，為了使概念明確，對克字與制字的使用，有嚴格區分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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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更新略有長進】

（=）關於臨床在接觸臨床的帶教工作中，在目前辨證與辨病相結合的要求下，感到臨床上單靠中醫的辨證，顯得十分不夠，是毋庸諱言的。

然而有些病例，在現代診斷的客觀指標提示下，卻閃爍著中醫理論的光輝。

例如，慢性腎炎病人的早期，尿檢中有蛋白、管型、紅白細胞等等，至晚期血檢中非蛋白氮等升高而死於尿毒癥。

這就充分證明了清代鄒澍在《本經疏證》「山藥」條下「腎氣者，周當留其精而瀉其粗也」之說，是天才的發現。

在彼時的歷史條件下，當然不可能清楚地認識到精與粗的實質，但這一論點，確是對腎臟生理功能認識上的突破。

尤其是在目前，有足夠的資料使人理解到：慢性腎炎病人，始而留精功能不足，亦腎氣之衰頹，繼而去粗功能有虧，知邪毒之瀦留。

從而為指導治療提供了有益的論據，有力地糾正了過去僅據尿毒癥出現的驚厥、昏迷症狀，認為是病久延虛、虛風內動，治以三甲復脈湯等方的偏差。

不僅於此，現在還能根據腎臟早有器質性病變的認識，及早地適當地佐用活血化瘀、消腫生肌的藥物以提高療效而推遲惡化，乃至完全治癒。

當然，也不能因此而忽視中醫的整體觀點。

如在治療經過現代醫學確診為冠心病範圍內的某些心臟疾患時，根據傳統的四診所得，參用補腎陰或溫腎陽的方法，往往取得比較滿意的療效，這又說明了中醫「心腎相交」、「坎離既濟」等理論並沒有過時。

與此相反，我在運用膚淺的現代醫學知識從事臨床實踐中，又常常感到某些中醫理論的不夠完善，甚至變更了原來整套的理法方藥。

如眾所周知，現代醫學對其所謂炎症，每指出其病所有充血、水腫等病變。

我曾遇到一個失音五年、別無所苦、久治不愈的病人，即根據五官科對聲帶診斷的結論，用通竅活血湯合真人活命飲加減，不過數劑即得音開而逐漸響亮如初。

這就免去了是「金實不嗚」還是「金破不鳴」不必要的顧慮。

還有，我曾用活血消腫、滲濕清熱、專理腸間的方法，治癒多例慢性腹瀉，以及在治療遷延性肝炎、慢性肝炎和早期肝硬化的過程中，總是儘先解決血氣有虧與邪毒和瘀血留滯這一對虛與實的主要矛盾及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多能完全治癒或獲得緩解。

這又使我感到李士材治瀉九法和王旭高治肝三十法，都不免限於歷史條件而不盡切合實際。

也有一些慢性腹痛，其病機正如《臨證指南醫案》「便血」醫案中所說「臟陰有寒，腑陽有熱」的相反狀況，治療上自應兼籌並顧。

葉氏之說，自是從《金匱》黃土湯方義領會而來。

實際上，有很多胃腸和其他方面疾病的病機，同時存在著臟寒腑熱，亟需仔細分析，這就是辯證法在病理上的體現，也是辨證論治的精華所在。

閑嘗憶及《醫學入門》有「人皆知百病生於氣也，而不知百病生於血也」之說。

我則認為，百病未必皆生於血，但百病都或多或少地與血有關。

這從活血化瘀法在臨床上用途之廣，取效之捷，可見一斑。

吾生有涯而知無涯。

縱皓首窮經，猶未窺堂奧。

然涉獵既久，也不免有一知半解。

但一念及先賢顧亭林「凡著書立說，必為前人所未言，而為後人所必需」之言，則又不敢率爾操觚。

荏苒至今，徒傷老大。

最後，我不辭衰朽，謹向同道們貢一得之愚：就是我們祖先留下來的寶貴醫學，是研究和解決醫學部門特殊矛盾運動的學問。

要學好這一寶貴醫學，就要學習辯證法。

《辯證唯物主義講課提綱》中曾指出：「科學歷史告訴我們，每一種科學都是研究世界的某一方面的過程的矛盾運動的學問，科學家只要一旦離開了矛盾分析的研究，把它研究的物件看作是沒有矛盾的東西，就要使科學的進步遇到障礙。

因此，我願在有生之年，和同道們一起，一面加強辯證法的學習，一面呼籲多學科的協助，進一步探索祖國醫學理論的精髓，為中醫學術的發展共同努力。

（郭天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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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醫征途回眸】

北京中醫醫院到院長、教授關幼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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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關幼波（1913～），北京市人。

醫承家學，廣擷博采。

臨床四十多年，對於肝病的治療，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在有關同志協助下，創制「關幼波肝病辨證施治電子計算器程式」，獲得成功。

著有《關幼波臨床經驗選》等。

現兼任中華全國中醫學會常務理事、中華醫學會內科分會理事、北京中醫分會副理事長、北京市科協理事等職。

像 我從事中醫工作已四十多年，途中小憩回眸，展望中醫現代化的美好前景，欣喜之餘，樂於總結一下自己的學習經過和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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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字開的頭】

（一）嚴父即嚴師我幼承家學，六歲讀私塾，在老師與家父的嚴格管教下，熟讀四書五經並嗜書法，九歲時曾在街頭當眾揮毫書寫春聯，路人得之以求吉利。

十六歲與家兄隨父學醫侍診左右。

我的父親關月波是北京地區名醫，擅長內、婦、兒科，對於時令病、婦女病更有獨到之處。

他的學術觀點受滋陰派朱丹溪的影響，傾向於「陽有餘、陰不足」。

他體會：天花、麻疹、猩紅熱等屬於溫疫範圍，病毒由口鼻而入，在氣分不發病，在血分才發病，所以在治療時一定要加用涼血活血的藥物，如丹皮、赤芍、白茅根、元參。

麥冬、生地等，自始至終注意養陰為佐，亦即解毒養陰、涼血透表之法。

由於當時溫疫流行，他曾將自己的經驗方做成「溫疫靈丹」加引吞服，簡便廉驗，深受勞苦大眾歡迎。

對於婦科病，他以四物湯治血為法，因病而異，靈活化裁，每收殊效。

內科方面善治脾胃病，側重於調理氣血。

總起來看雖然方藥平平，但是辨證精當，療效卓著，名人墨客祝賀稱頌者不絕於戶。

其中胡某重病獲愈，感激不盡，進金匾一幅，匾中八個大字兩行排列：髂翌罄。

橫豎可讀，回環成誦，意思是：儒乃達儒、醫是明醫，儒達乃儒、醫明是醫，儒醫乃是達明儒醫，儒醫達明乃是儒醫。

此段「回文詩」我一直保留到解放前夕，並以此鼓勵自己。

父親既是嚴父，又是嚴師，對我兄弟二人要求十分嚴格。

有一次，吾兄誤將「橘紅」寫成「菊紅」，父親當著病人狠狠地給了他一嘴巴！

並辭退了這個「徒弟」。

我也曾挨過父親的戒尺，因好學善問，得以繼續留在身邊學習。

但隨診多年，從不輕易放手獨診。

在父親抱病期問，他曾連續抽查了我的三個脈案，經過認真復核，「考試」合格，最後滿意地說：「你可以治病救人了。

』不久，他便與世長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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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字開的頭】

（二）根基立堅實父親以「品端術正」為座右銘，並一再告誡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對於同道主要是學，不要評頭品足，妄加批評，治病救人重於義氣、輕於財氣……這些朴實而略帶「封建色彩」的哲理，作為醫德教育，在當時來說，是無可非議的。

父親醫術高超，並非開口《內》、《難》，閉口《金匱》、《傷寒》，而是重視醫理與病理的結合，在基本功上嚴格要求。

諸如《雷公藥性賦》、《湯頭歌》、《瀕湖脈學》等，都要求熟背，對於《內經》、《難經》、《傷寒論》、《金匱要略》，則以實用為准選學精讀，要求明其理、知其要、融會貫通。

比較重視的是葉天士的《溫熱論》和吳鞠通的《溫病條辨》。

另外，也重視朱震亨的《丹溪心法》，李東垣的《脾胃論》，王清任的《醫林改錯》，唐宗川的《血證論》等。

父親常說：「醫者理也，認清醫理才能治好病。

所以，在學習經典醫籍時絕不要求死記硬背，在臨床應用時絕不要求生搬硬套，而是在理解的基礎上記憶，在實踐中加深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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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字鋪開路】

（一）實踐出真知父親病故後，房東把房賣了，按照當時「典三賣四」的規矩，必須在四個月之內搬出去。

那年我二十八歲，參加偽政府衛生局的考試（應試者五百餘人，合格者僅有四十多入），雖然獲得了中醫師合格證書，但仍不能正式開業，必須到汪逢春會長為首舉辦的中醫師學會講習所學習一年，考試合格後才能正式掛牌。

當時正值喪父就學之際，飽嘗了「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的苦酸辛辣。

只好搬到前門外大席胡同「廣福客店」，三世同居一小陋室，晚上搭鋪就寢，白天拆鋪攻讀、看病、吃飯。

所謂「廣福客店」實際上是貧民窟的一角，住有五十多戶人家，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應有盡有，故與我交往者盡貧苦之輩。

由於國腐民窮，瘟疫流行，應接不暇的門診、出診，鍛煉了我這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中醫。

成功與失敗、欣慰與焦慮，復雜的心情激勵著我的進程。

由於廣泛實踐，把從父輩和醫書上獲得的知識變成了我的直接經驗。

例如，我出診時進門一聞，便能鑒別出是麻疹還是猩紅熱，這種聞診的敏感性，可以說是後天獲得的「特異功能」。

由於當時的處境，使我有機會經常接觸民眾，加強了與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

例如有位「洋車夫」請我出診，事後拿出一元錢酬謝，我一眼就看見月份牌上夾著一張當票，心中淒然，迅速推回「車夫」的雙手說；

「快拿去給孩子買藥吧l」這樣的事是很多的，無數貧民難友雖然無錢送禮掛匾，但是「心中」的匾牌，情意更為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