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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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研中藥保證療效】

中藥是中醫治病的重要武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我國地大物博，中藥品種繁多，經驗極為豐富。

但由於同名異物，同物異名，名實混淆，妨礙用藥的正確性。

例如，《金匱要略?嘔吐噦下利病脈證治》紫參湯中紫參這昧藥陰錯陽差地變成了蚤休、重樓，因而真正的蚤體（七葉一枝花）則不予收購，淪落民間。

又如《傷寒論?辨陽明病》麻黃連軺赤小豆湯之連軺，是金絲桃科的小連翹（地耳草、田基黃）。

考諸本草學，原有「大翹」、「小翹」，「狹葉、黃花」，「藥用莖葉，連花實」等記述。

李時珍云；

「旱蓮乃小翹，今用如椿實者，乃蜀中來。

意思是說今用的木樨科連翹，是後來新發現的，而原來的大翹、小翹因而失傳。

其實，小連翹（田基黃）對早期肝硬化有效，麻黃連軺赤小豆湯明記用根，是金絲桃科連翹，今叫做紅旱蓮。

還有蘿蘑科的杠柳，也是後來發現的，叫做「北五加」，因而原來五加科的五加失傳了。

真正的五加皮是功似人參的一種珍貴強壯藥。

本草所載「金玉滿車，不如五加」，是記其功用也。

諸如此類，無疑影響了中醫用藥的正確性和療效。

所以，我感到中醫需要研究中藥本草，這是非常迫切的任務。

為了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我又重點投入了這方面的工作，寫了《江蘇中藥名實考》、《現代實用中藥》和「本草推陳》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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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門戶拓寬思路】

中醫過去有所謂經方派、時方派以及所謂溫補派、寒涼派、補陰派，攻下派等等的門戶之見。

百家爭鳴是好事，但囿於門戶成見，往往束縛了自己的思路，必須克服。

我自幼接受業師傳授，開始偏重於經方。

平心而論，張仲景《傷寒論》，《金匱要略》的辨證處方，理法嚴謹，方藥組織頗有規律，其備受歷代各家所推崇者，不是偶然的。

可是醫藥學術總是不斷發展的。

後世各家，各有其心得與經驗，藥物亦在不斷地發展。

舊社會之宗經方者，強調仲景經方能治萬病，而宗時方者則謂古方不能治今病，這些論調都是錯誤的，應該破除門戶之見，學習各家之長，擇善而從。

例如，溫熱學家所發展的清熱解毒藥，養陰學家創造的滋陰降火劑，溫補學派所擅長的補中益氣湯，泄火攻實學派的防風通聖散等，都是我國醫藥史上的新發展，應當兼收並蓄，取精用宏，通過自已的再實踐，加以總結提高。

個人認為中醫中藥以防病治病為唯一目標，不管經方、時方，哪家、哪派，只要行之有效，而能重復推廣的，就是好的，就要學習和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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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復實踐深化領會】

解放前農村極端貧困，農民往往「貧、病相連」。

記得有一年我去鄉里出診時，一病家邀我順便一診。

患者是中年婦女，病由黃疸後變成黑疸，面目青褐色，胸滿腹脹，大便頑固秘結，鄰人悄悄說：黃病變成臌脹，怕是不治之症了吧！

患者呻吟病床已年餘，因長期負擔醫藥費用，家中已典賣一空，寡婦孤兒，情殊堪憐，故給予免費診治，並送了幾服藥，稍稍好轉。

乃教給她十多歲的兒子，自挖蒲公英（當地農民叫「奶汁草」），每天大量（90～120克或更多）煮湯喝，喝了一個多月，不化分文，竟把這遷延了一年零七個月的慢性肝膽病治癒了。

這對我觸動很大。

蒲公英過去我也常用，而這次鮮草大量單獨用，未料竟有如此的威力，可見生草藥單方對症使用，其力專，其效確。

這就增加了我對中藥的用法、劑量與療效關係的新認識。

使用單味藥，劑量應增加，而復方則不然。

根據我的經驗，復方成人每日一帖藥的總重量，60～90克已足夠了。

中藥的定量問題希望有專人研究討論之。

關於生草藥，曾以一味野菊花治癒重症口唇疔。

一位三十歲左右的男性，鼻旁生一小癤，一夜之間，腫脹蔓延面顴，口唇堅硬緊張，疼痛高熱，神志恍忽，人都知道這是疔瘡將走黃。

其時，我急命採取野菊花一大把（約半斤）煎湯，一天連喝數大碗，當夜即安靜，翌日退熱，痛大減，不過一星期而愈。

還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女性，患慢性腎盂炎、膀胱炎，帶濁淋漓，痛苦不堪，半年多來，抗菌素用了不少，時輕時重，已失去了治療信心。

我介紹其自采新鮮車前草十至二十棵煎水，多量飲服，很快見效。

連服一個月，後未復發。

以上這些生動事例不是偶然的一次兩次，而且是可以重復的。

如野菊花還可用於濕疹的感染化膿，煎湯作洗劑，往往一掃而光。

蒲公英亦可治乳癰，車前草並能治瀉痢等等，還有很多，不能多舉。

這更使我深深感到：中國醫藥學這一偉大寶庫中，對人民有利的東西太多了。

作為一個醫生來說，不管經方、時方、單方、復方，內服、外用，只要效果可靠，就應該兼收並蓄，為人民保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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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知彼取長補短】

我在三十歲以後，從鄉下遷到雙林鎮開業，兼雙林救濟院醫生，每週兩次為貧苦病人施診。

此時，常和雙林教會醫院的一位西醫接觸，並交了朋友。

他喜歡中草藥和單方、驗方，要我給介紹。

而我則感到實驗室檢查對惡性瘧疾和傷寒等診斷的幫助很大，經常請他幫助化驗標本，並向他學習。

當時，中西醫之間不但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而且往往互相攻訐。

我們在坦白交流中，認為各有其長處：西醫的優點在於分析，中醫的優點在於綜合。

事實上，理論的研究需要分析，而整體性的內科治療，則需要綜合，何況中醫中藥治療的方法很多。

在日本有一句名言，叫做「理論之完備，莫如西醫；

療法之周到，莫若中醫」。

這也說明這一點。

我對於中醫的發展，那時即已有了一些考慮；

是否採用中醫中藥的整體性治病，以西醫分析的科學方法說理。

因而粗率地先後寫了《近世內科國藥處方集》和《近世婦科中藥處方集》等。

當時只是一個嘗試，現在看來存在許多缺點，就是疏忽了方劑的辨證。

後來看到日本漢方醫家大壕敬節、矢數道明、清水藤太郎、木村長久四人合著的《漠方診瘵0突降》（中譯本為《中醫診療要覽》，一九五三年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又一九六三年朝鮮譯本名為《實際漢方診療》），此書在日本，已幾經修訂增補，現改稱為《漠方診瘵醫典》，其體例也以現代醫學分類，如傳染病，呼吸器病，迴圈器病，消化器病等，病名和病理說，而附以漢方處方。

不過他們的處方，說明了該方之適應症，這是值得我學習的。

我深深感到應做到老，學到老，改到老。

我早就想把〈近世內科國藥處方集》加以修訂，可是瑣事繁劇，而年老體衰，力不從心，這條道路是否走得通，有待今後青年一輩的努力探索。

（馬永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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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甘蔗境憶從前】

上海中醫研究所顧問、教授劉樹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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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劉樹農（1895～），江蘇省淮安縣人，從事中醫事業六十餘年。

歷任上海中醫學院《金匱》、內科、各家學說教研組和中醫文獻資料研究窒主任等職，現任上海中醫研究所顧問。

我對中醫事業很少貢獻，實有愧於老。

惟在學以致用的過程三事，爰略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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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與業師】

廢科舉後，在風氣閉塞的小城市裏，多不願孩子們去上「洋學堂」，仍留在私塾裏念書，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的塾師是個晚清廩生，頗知醫，對《內經》等經典著作，有一定的研究。

所以在教我讀醫書時，既講文理，又講醫理，選擇《素靈類纂約注》、《傷寒論》、《金匱要略》、《溫病條辨）、和《本草從新》、《湯頭歌訣》等書，要我熟讀硬背。

當時雖稍感重負，爾後卻獲益良多。

七十餘年前往事，歷歷如在目前。

我十七歲離開私摯後，既在堂伯父小兒科小泉公和業師大方脈家應金台老夫子兩處診所，輪流進行臨床實習。

儘管他們診務很忙，對徒弟們卻嚴格要求，並毫無保留地傳授他們的寶貴經驗。

由於我有了一些理論知識，在他們耳提面命之下，接受尚比較容易。

記得堂伯父曾教導我們：小兒為稚陰稚陽之體，一旦罹病，即應速戰速決，不能以疲藥誤事。

他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

如他對於當時流行的天花，在初期每重用透托和清解，並善於使用大黃，以撤在裏之熱毒。

繼則從事補益氣血，分別兼溫或兼清，重與托裏排膿，治癒很多的險症。

至於應老夫子則聰慧過人，學識淵博，尤精於濕溫病的治療。

他堅持「氣化則濕邪自化」的原則，以《溫病條辯》中的三仁湯為基本方，隨症加減，既善於守，也善於變。

記得他曾治一濕溫病人，在服用三仁湯加減四五天之後，病勢不但不減，胸痞反而加劇，但不拒按，且伴有不得臥、不知饑、不欲飲等症。

苔厚膩浮灰而滑，脈沉細而數。

他毅然改用瓜萎薤自桂枝湯加乾薑、細辛，直通胸中之陽，而橫掃陰霾。

藥下嚥後，胸痞頓開，諸症遞減，身熱亦得周身汗出而解。

老夫子辨證之準確，應變之敏捷，使我受到很好的教育，給我的印象亦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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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與成功】

我開業後不久，兩業師即相繼謝世。

而我在他們余蔭之下，業務卻很可觀。

一年初秋，裏中曾發生具有發熱、有汗、咳嗽、鼻血等症狀的一種流行病，蔓延頗廣。

當時醫者多從新感引發伏暑論治，但未能愈病。

我在碰到這種病人時，據其數脈且右大於左的脈象，認為是《溫病條辨?上焦篇》所說的「秋燥」病，分別予以桑杏湯或沙參麥冬湯等方加減，輒應手取效。

越二年的夏秋之交又流行一種上吐下瀉證，甚至肢冷轉筋、躁擾不寧。

我在辨證上，確認其為「熱霍亂」。

用王孟英《霍亂論》和姚訓恭《霍亂新論》兩書中所載的連萸解毒湯、駕輕湯和蠶矢湯等方，治好了很多的因誤服熱藥而至危重的病人。

由是而聲譽日隆，求診者日眾，且委之以疑難重病而不復置疑。

於是，就遇到一些在我知識範圍以外不能識別的病人，竟死於我之誤治。

如急慢性闌尾炎、急性胰腺炎、宮外孕、尿毒癥等等。

及今思之，猶有餘慟！

然而，這些失敗的例子，猶可諉之於歷史條件的限制。

使我最感痛心給我教訓最深刻的，莫過於誤治一病兒的經過：約一九二九年夏季，有一十來歲男孩，一得病即壯熱、煩躁、神昏、抽搐，認為是暑癇，用清營湯加減。

開始進藥，煩躁，抽搐即停止。

續進苦寒撤熱而壯熱如故，屢投芳香開竅而神昏依然。

旬日後，病兒於昏蒙中用右手頻掐陰器，去其手、手復至，問其故，不能答。

我亦莫知所措，過三四天，即死於內閉外脫。

究其致死之由，久久不能得。

等到一九三九年來上海後，得見日人源元凱所著《溫病之研究》，係疏證《溫疫論》之作。

該書上卷之末，有「掐陰」一節，述一染疫病兒，至六七日，煩躁譫語，神昏不寧，頻掐陰。

診其少腹，按至橫骨旁，有蹙額痛苦難堪狀，而所掐便止，放手復掐，與加減真武湯，至八九日而熱解，神少蘇，所掐亦漸止。

經詰問，乃知其所以掐，是少腹連陰筋劇痛不可忍。

因確認其為「臟結」證。

我閱竟，不禁駭然而起，繞室傍徨，回憶前所遇病兒之死，並非死於病，而是死於藥。

病一開始，即誤於寒涼遏抑，逼其內陷，轉化為陰證，繼而又末能及時用溫藥挽救。

誰實為之，愧悔交加！

在汲取教訓以後，每遇小兒暑癇，均治以風引湯，不妄事增損，二三日叩痊癒。

一九三六年，經同鄉人介紹，刊南京診治某巨公（四十八歲）頭暈病，症狀為頭暈而沉重，起立則覺天旋地轉，時吐涎水，旋吐旋生，食少神疲，靜臥懶言，如是者近一年，經中西醫治療無效。

我診其脈抗弦而緩，視其舌淡苔灰滑，知其為在上之清陽不足，濁陰之邪上泛，已成陰乘陽位之局。

但屢進苓、薑、朮、桂、參、茸之品，僅得稍稍改善，而效不顯著。

患者有休息痢史，每月必發，經西藥治療，三五日即止。

我結合這一點，遵張子和。

寒濕固冷，「可泄而出之」之說，按《千金方》治「下腹中痰遊」的「紫圓」方，照方配製，先服如梧子大者三粒，得微下。

隔一日用十粒分兩次服，下水液雜膿血數次，越二日頭暈即大減，灰膩滑潤之苔亦漸化，食納加，精神爽。

續進調補脾腎兩陽之荊，康復如初，休息痢亦不復發作。

年逾八十，以他疾終。

在受到《溫病之研究》的啟發以後，深感日人治學之精與識見之廣。

又揣摩了湯本求真所著的《皇漢醫學》，覺得這部書的好處，是教人從腹診上以識別陰證與陽證。

我在臨床上曾根據確診所得，用該書所讚賞的桂枝加苓朮附湯，治癒了幾個滬地所謂「濕溫傷寒」屬於陰徵類型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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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更新略有長進】

我於一九五六年夏走上中醫教學崗位。

如枯木之逢春，親承雨露；

慶晚年之幸福，「自首為郎」。

既受教於良朋益友，又飽覽夫玉軸牙籤。

既能從今以驗古，亦可溫故而知新。

儘管學而不力，卻也略有所得。

（一）關於理論初步學習了一些哲學著作以後，懂得了；

①中醫理論的形成，是由於我們祖先在積累長期和疾病作斗爭的實踐經驗中，認識到醫學部門所有事物的矛盾法則，其變化發展的根本原因是在於事物內部所包含的對立勢力的相互作用和斗爭。

因而在矛盾普遍性原理指導下，運用具有哲理的矛盾分析法的陰陽學說，來闡發醫學部門本身特殊的矛盾運動規律。

中醫書籍中的陰陽二字，雖然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含義，但「運動本身即是矛盾」。

「運動是物質存在的形式」。

因此，陰陽兩者的本身，是客觀存在的物質。

而祖國醫學理論體系中的陰陽學說，則是揭示醫學特殊矛盾的說理工具，因而陰陽並不等同於普遍的矛盾。

至於臟象、經絡、血氣、精津、營衛、病因等學說，無論其關係到生理活動或病理變化，都離不開矛盾運動的物質，也就離不開陰陽。

所以《素問?陰陽離合論）》說：「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

數之可千，推之可萬；

萬之大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

王冰注：「一，謂離合也。

所謂「離合」，即意味著對立統一的矛盾運動。

基於此，也就加強了我一向主張以陰陽學說為中醫理論體系核心的信念。

②「天人相應」說的精神實質，符合於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所認為「生命存在方式的基本因素在於和它周圍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斷的新陳代謝」的觀點。

毫無疑問，新陳代謝是生命生存的基本條件。

如《素問?陰陽應像大論》所說；

「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

固然只是粗略地描繪機體新陳代謝的概況，而同書《六微旨大論》：「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

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之說，則是對自然界一切不斷的新陳代謝的概括。

中醫發病學的特點，不僅在於認識副疾病內部存在著邪正斗爭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在內外因統一的認識基礎上，把機體的正氣（內因）放在首要的地位，邪氣（外因）能否致人於病，決定於機體正氣的適應能力。

這就吻合於「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的科學論斷。

至於陳無擇只片面地看到致病之因，看不到受病之體的「三因」說和王清任「本不弱而生病」之說，都違悖了祖國醫學固有的朴素的辯證法的兩點論，而是形而上學一點論的純外因論或被動論。

惟有許叔微獨具隻眼，能夠辯證地對待疾病發生、發展的問題。

他在《本事方》中曾重復地於經文「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的下面，接著說「留而不去，其病則實」。

這和現代醫學所認為因致病因數的刺激，機體生理性的防禦裝置起而抗爭的觀點，如出一轍。

其實，這也就是疾病本身的辯證法。

在編寫第一屆西學中研究班中醫內科雜病教材工作中，認識到最重要的一條，是儘量把祖國醫學文化遺產中最有實用價值的東西寫進去，藉以加強西醫師們學習中醫的信心。

例如寫「虛勞篇」講義時，鑒於過去關手虛勞病的論述，多數認為是「積虛成損，積損成勞」，只強調正虛而不及邪實，並把現代醫學所指的結核病也納入其中。

其實，我們祖先對任何疾病的形成，都認為是邪正兩方面的事。

《內經》和《傷寒》、《金匱》均有大量的記載，細按即得。

因此，把「虛勞」分為「虛損」與「勞瘵」兩類。

前者因另開《金匱》課，只筒略地敍述漢以後關於「虛損」方面比較切合實際的理法方藥，後者則重點突出《外台秘要?骨蒸門》所引用的「蘇遊論」。

儘管在它以前已有人認識到這是一種傳染病，但它卻明確指出患者是因「毒氣內傳，周遍五臟而死」。

所謂「毒氣」，自是指六淫以外的外來之邪，這是非常可貴的。

又如在「腫脹篇」中特別提出《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並治》「血不利則為水，名日血分」的觀點。

雖然它是指的「婦人經水不通」，不免帶有局限性，但它已估計到血與水的關係。

這些都是祖國醫學理論中的精華部分，理應曉之後人。

可是，我在擔任這項工作很短的時間以後，即病支氣管擴張，大量咯血，反復發作，體力不支，而另讓賢能。

在目前大量論著中，有不少論及了中醫五行學說內孕育著「內穩定器模型」、「系統論」和「控制論」的萌芽，在這些論文的啟示下，我進一步認識到古老的祖國醫學的確是一個偉大的寶庫。

並從而認為《金匱今釋》「五行可廢、陰陽不可廢」之說，是毫無根據的。

朱熹《太極圖說?注》中曾指出。

「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用之道。

於此，可知五行之中固莫不具有陰陽，而中醫五行學說以五行聯繫機體內外環境的整體統一和相互資生，相互制約、自動調節的一系列活動，又莫不包含著陰陽兩者的矛盾運動。

陸氏未見及此，宜其有廢此存彼的錯覺。

若夫中醫慣用的有關五行方面術語中的克字與制字，則應有所區別，不能混淆不分。

因為它關係到生理與病理，即正與邪兩個方面，而各異其含義。

如《醫經潮洄集》在解釋「亢害承制」時說；

「承，猶隨也。

不亢則隨之而已，既亢，則起而制之，承斯見矣。

這和《類經附翼》「無制則亢而為害」說中的所謂制，都屬於生理性的自動調節。

施制與受制的雙方，都屬於正的方面。

當然，制的作用，也可施之於邪的一方，如培土以制水，滋水以制火，其所制者，自屬於邪。

不過，這所謂制，是來自予體外的輸入。

假如是陽明大實，煎熬腎陰，則為邪土克正水；

水濕上淩，蒙閉心陽，則為邪水克正火。

總之，殼我者為邪氣之賊害，被克者為正氣之受戕。

正如《素問?至真要大論》所說：「清氣大來，燥之勝也，風木受邪，肝病生焉，熱氣大來，火之勝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因此，為了使概念明確，對克字與制字的使用，有嚴格區分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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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更新略有長進】

（=）關於臨床在接觸臨床的帶教工作中，在目前辨證與辨病相結合的要求下，感到臨床上單靠中醫的辨證，顯得十分不夠，是毋庸諱言的。

然而有些病例，在現代診斷的客觀指標提示下，卻閃爍著中醫理論的光輝。

例如，慢性腎炎病人的早期，尿檢中有蛋白、管型、紅白細胞等等，至晚期血檢中非蛋白氮等升高而死於尿毒癥。

這就充分證明了清代鄒澍在《本經疏證》「山藥」條下「腎氣者，周當留其精而瀉其粗也」之說，是天才的發現。

在彼時的歷史條件下，當然不可能清楚地認識到精與粗的實質，但這一論點，確是對腎臟生理功能認識上的突破。

尤其是在目前，有足夠的資料使人理解到：慢性腎炎病人，始而留精功能不足，亦腎氣之衰頹，繼而去粗功能有虧，知邪毒之瀦留。

從而為指導治療提供了有益的論據，有力地糾正了過去僅據尿毒癥出現的驚厥、昏迷症狀，認為是病久延虛、虛風內動，治以三甲復脈湯等方的偏差。

不僅於此，現在還能根據腎臟早有器質性病變的認識，及早地適當地佐用活血化瘀、消腫生肌的藥物以提高療效而推遲惡化，乃至完全治癒。

當然，也不能因此而忽視中醫的整體觀點。

如在治療經過現代醫學確診為冠心病範圍內的某些心臟疾患時，根據傳統的四診所得，參用補腎陰或溫腎陽的方法，往往取得比較滿意的療效，這又說明了中醫「心腎相交」、「坎離既濟」等理論並沒有過時。

與此相反，我在運用膚淺的現代醫學知識從事臨床實踐中，又常常感到某些中醫理論的不夠完善，甚至變更了原來整套的理法方藥。

如眾所周知，現代醫學對其所謂炎症，每指出其病所有充血、水腫等病變。

我曾遇到一個失音五年、別無所苦、久治不愈的病人，即根據五官科對聲帶診斷的結論，用通竅活血湯合真人活命飲加減，不過數劑即得音開而逐漸響亮如初。

這就免去了是「金實不嗚」還是「金破不鳴」不必要的顧慮。

還有，我曾用活血消腫、滲濕清熱、專理腸間的方法，治癒多例慢性腹瀉，以及在治療遷延性肝炎、慢性肝炎和早期肝硬化的過程中，總是儘先解決血氣有虧與邪毒和瘀血留滯這一對虛與實的主要矛盾及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多能完全治癒或獲得緩解。

這又使我感到李士材治瀉九法和王旭高治肝三十法，都不免限於歷史條件而不盡切合實際。

也有一些慢性腹痛，其病機正如《臨證指南醫案》「便血」醫案中所說「臟陰有寒，腑陽有熱」的相反狀況，治療上自應兼籌並顧。

葉氏之說，自是從《金匱》黃土湯方義領會而來。

實際上，有很多胃腸和其他方面疾病的病機，同時存在著臟寒腑熱，亟需仔細分析，這就是辯證法在病理上的體現，也是辨證論治的精華所在。

閑嘗憶及《醫學入門》有「人皆知百病生於氣也，而不知百病生於血也」之說。

我則認為，百病未必皆生於血，但百病都或多或少地與血有關。

這從活血化瘀法在臨床上用途之廣，取效之捷，可見一斑。

吾生有涯而知無涯。

縱皓首窮經，猶未窺堂奧。

然涉獵既久，也不免有一知半解。

但一念及先賢顧亭林「凡著書立說，必為前人所未言，而為後人所必需」之言，則又不敢率爾操觚。

荏苒至今，徒傷老大。

最後，我不辭衰朽，謹向同道們貢一得之愚：就是我們祖先留下來的寶貴醫學，是研究和解決醫學部門特殊矛盾運動的學問。

要學好這一寶貴醫學，就要學習辯證法。

《辯證唯物主義講課提綱》中曾指出：「科學歷史告訴我們，每一種科學都是研究世界的某一方面的過程的矛盾運動的學問，科學家只要一旦離開了矛盾分析的研究，把它研究的物件看作是沒有矛盾的東西，就要使科學的進步遇到障礙。

因此，我願在有生之年，和同道們一起，一面加強辯證法的學習，一面呼籲多學科的協助，進一步探索祖國醫學理論的精髓，為中醫學術的發展共同努力。

（郭天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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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醫征途回眸】

北京中醫醫院到院長、教授關幼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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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關幼波（1913～），北京市人。

醫承家學，廣擷博采。

臨床四十多年，對於肝病的治療，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在有關同志協助下，創制「關幼波肝病辨證施治電子計算器程式」，獲得成功。

著有《關幼波臨床經驗選》等。

現兼任中華全國中醫學會常務理事、中華醫學會內科分會理事、北京中醫分會副理事長、北京市科協理事等職。

像 我從事中醫工作已四十多年，途中小憩回眸，展望中醫現代化的美好前景，欣喜之餘，樂於總結一下自己的學習經過和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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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字開的頭】

（一）嚴父即嚴師我幼承家學，六歲讀私塾，在老師與家父的嚴格管教下，熟讀四書五經並嗜書法，九歲時曾在街頭當眾揮毫書寫春聯，路人得之以求吉利。

十六歲與家兄隨父學醫侍診左右。

我的父親關月波是北京地區名醫，擅長內、婦、兒科，對於時令病、婦女病更有獨到之處。

他的學術觀點受滋陰派朱丹溪的影響，傾向於「陽有餘、陰不足」。

他體會：天花、麻疹、猩紅熱等屬於溫疫範圍，病毒由口鼻而入，在氣分不發病，在血分才發病，所以在治療時一定要加用涼血活血的藥物，如丹皮、赤芍、白茅根、元參。

麥冬、生地等，自始至終注意養陰為佐，亦即解毒養陰、涼血透表之法。

由於當時溫疫流行，他曾將自己的經驗方做成「溫疫靈丹」加引吞服，簡便廉驗，深受勞苦大眾歡迎。

對於婦科病，他以四物湯治血為法，因病而異，靈活化裁，每收殊效。

內科方面善治脾胃病，側重於調理氣血。

總起來看雖然方藥平平，但是辨證精當，療效卓著，名人墨客祝賀稱頌者不絕於戶。

其中胡某重病獲愈，感激不盡，進金匾一幅，匾中八個大字兩行排列：髂翌罄。

橫豎可讀，回環成誦，意思是：儒乃達儒、醫是明醫，儒達乃儒、醫明是醫，儒醫乃是達明儒醫，儒醫達明乃是儒醫。

此段「回文詩」我一直保留到解放前夕，並以此鼓勵自己。

父親既是嚴父，又是嚴師，對我兄弟二人要求十分嚴格。

有一次，吾兄誤將「橘紅」寫成「菊紅」，父親當著病人狠狠地給了他一嘴巴！

並辭退了這個「徒弟」。

我也曾挨過父親的戒尺，因好學善問，得以繼續留在身邊學習。

但隨診多年，從不輕易放手獨診。

在父親抱病期問，他曾連續抽查了我的三個脈案，經過認真復核，「考試」合格，最後滿意地說：「你可以治病救人了。

』不久，他便與世長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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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字開的頭】

（二）根基立堅實父親以「品端術正」為座右銘，並一再告誡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對於同道主要是學，不要評頭品足，妄加批評，治病救人重於義氣、輕於財氣……這些朴實而略帶「封建色彩」的哲理，作為醫德教育，在當時來說，是無可非議的。

父親醫術高超，並非開口《內》、《難》，閉口《金匱》、《傷寒》，而是重視醫理與病理的結合，在基本功上嚴格要求。

諸如《雷公藥性賦》、《湯頭歌》、《瀕湖脈學》等，都要求熟背，對於《內經》、《難經》、《傷寒論》、《金匱要略》，則以實用為准選學精讀，要求明其理、知其要、融會貫通。

比較重視的是葉天士的《溫熱論》和吳鞠通的《溫病條辨》。

另外，也重視朱震亨的《丹溪心法》，李東垣的《脾胃論》，王清任的《醫林改錯》，唐宗川的《血證論》等。

父親常說：「醫者理也，認清醫理才能治好病。

所以，在學習經典醫籍時絕不要求死記硬背，在臨床應用時絕不要求生搬硬套，而是在理解的基礎上記憶，在實踐中加深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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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字鋪開路】

（一）實踐出真知父親病故後，房東把房賣了，按照當時「典三賣四」的規矩，必須在四個月之內搬出去。

那年我二十八歲，參加偽政府衛生局的考試（應試者五百餘人，合格者僅有四十多入），雖然獲得了中醫師合格證書，但仍不能正式開業，必須到汪逢春會長為首舉辦的中醫師學會講習所學習一年，考試合格後才能正式掛牌。

當時正值喪父就學之際，飽嘗了「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的苦酸辛辣。

只好搬到前門外大席胡同「廣福客店」，三世同居一小陋室，晚上搭鋪就寢，白天拆鋪攻讀、看病、吃飯。

所謂「廣福客店」實際上是貧民窟的一角，住有五十多戶人家，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應有盡有，故與我交往者盡貧苦之輩。

由於國腐民窮，瘟疫流行，應接不暇的門診、出診，鍛煉了我這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中醫。

成功與失敗、欣慰與焦慮，復雜的心情激勵著我的進程。

由於廣泛實踐，把從父輩和醫書上獲得的知識變成了我的直接經驗。

例如，我出診時進門一聞，便能鑒別出是麻疹還是猩紅熱，這種聞診的敏感性，可以說是後天獲得的「特異功能」。

由於當時的處境，使我有機會經常接觸民眾，加強了與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

例如有位「洋車夫」請我出診，事後拿出一元錢酬謝，我一眼就看見月份牌上夾著一張當票，心中淒然，迅速推回「車夫」的雙手說；

「快拿去給孩子買藥吧l」這樣的事是很多的，無數貧民難友雖然無錢送禮掛匾，但是「心中」的匾牌，情意更為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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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字鋪開路】

（二）博采思路廣北京解放了，我同時在幾個藥鋪坐堂，如前門大街的「永安堂」、「體乾堂」。

，三里河大街的「同和堂」、「保得堂」等。

當時我有幸與北京四大名醫之一施今墨同一藥鋪坐堂，施為下午4～6點，我為下午6～8點。

每天我都早去站櫃臺流覽施的脈案，並親自詢問服藥後的變化，洞察其中奧妙，正是「行家看門道」，稍有所得便默記腦海，日久天長像孔伯華、肖龍友、汪逢春等名家脈案都成了我的活教材。

另外，我還廣交同道淡論醫道，像前門地區名醫康乃安、趙瑞麟等都是我的摯友。

由於我勤學好問，康在臨死前把祖傳秘方「鵝口散」傳給我，經我推廣使用對於口腔潰瘍、白賽氏病等都有良效，現改名「口腔潰瘍散」，由藥材公司公開出售。

一九五三年我參加了北京市第一中醫門診部，與已故婦科名老中醫劉奉五對桌應診。

劉是國醫學院科班出身，又曾在校任教，理論基礎扎實，臨床療效也好，我打破了「文人相輕」的舊習，主動與劉探討醫術，並互相交換病例。

我當時把所能接觸到的前輩和同行，都當成了老師，履行了仲景「勤求古訓、博采眾方」的遺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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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字鋪開路】

（三）勤學不恥下問我自幼曾受過「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古訓，又經歷了做學問的艱辛。

所以，我體會到：「學問、學問，邊學邊問」通過實踐，才是自己真正的學問。

平時我參加外院疑難重症會診較多，很多西醫都樂意與我合作，我也把會診作為向「能者」學習的好機會，並經常從搶救疑難病例中，汲取現代的醫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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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研」持以恒】

（一）由「博」返「約」，深鑽肝病辨治調入市中醫醫院後，由於科研需要，我進了肝病組，組內成員雖幾經調整，我可以說是「開國元勳」之一，也是耐力持久的主力隊員。

從製定科研計畫到實際臨床觀察，我都親身參加，及時總結經驗，多次在雜誌上發表文章。

我很注意某些新的苗頭和新的線索。

例如在五十年代初期治療肝炎除清熱利涅法則外，還流行清熱解毒之說。

我曾發現南方某肝病專家善用芳香化濁之品，對於改善症狀和肝功能療效尚好，我迅即擴大使用，於是藿香、佩蘭等芳香化濕解毒的方藥得以驗證。

再如肝病後期，正氣耗傷，病邪易於散蔓，過用清熱解毒、清熱祛濕反而容易中傷脾胃。

我根據「肝欲散，以辛補之，以酸瀉之」的理論，選用一些酸味的藥物，像白芍、木瓜、五倍子、烏梅、五味子等，一方面收斂正氣，一方面「瀉肝」酸斂解毒。

特別是對於五味子的研究更是受到多方面的重視，並做了大量的實驗研究。

其他如肝病辨治過程中的邪正關係，病證結合與中西合參，對於肝病的脇痛、腹脹、低熱、痞塊、合併痰濕（肝炎後肝脂肪性變）、消渴等症侯，以及近些年來新發現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gAg）陽性」等問題，我都認真細緻地進行觀察，並不斷總結自己的治療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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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研」持以恒】

（二）辨證嚴謹抓實質，力挽危難我不僅僅治療肝病，對於雜病也注意積累經驗。

在學術觀點上，我比較重視氣、血、痰的理論，因為「氣血為病」，「痰生百病」。

所謂氣、血、痰（古人稱痰者水也），實際上是氣、血、水三者，既是構成人體的物質基礎，又是病理變化的實質。

所以在臨證時，除了遵守傳統的辨證法則之外，特別注意抓住氣、血、痰，對於疑難重症的治療更是如此，例如有一次外院會診，中西醫專家也在場，患者（河南人）是流行性出血熱，因在外地搶救未愈來京，病情危重。

本病北京不多見，我不熟悉，於是以「能者」為師，首先向西醫專家請教，瞭解到本病病原為特殊病毒，由地鼠（齧齒動物）和恙蟎傳播，而且發病急驟，死亡率很高，且以發熱，出血、休克、腎功能障礙為特徵。

臨床可分為發熱期、低血壓期、尿少期、多尿期。

我又向護送的中醫師請教，他們認為：發熱期相當於毒熱入於血分，用犀角地黃湯加減，低血壓期以西醫藥為主積極搶救休克，腎功能障礙多尿期，以補腎為法，用六味地黃丸加減。

而本例正處於多尿期，曾服六味諸劑數日效果不顯，我聆聽了中西醫「能者」珍言，進行認真的思考，並詳細詢問患者現狀，發現患者少氣懶言，精神萎靡，雖然發熱已平，然而尿雖多而口渴、喜冷飲，舌苔白而舌質紅，脈細數而略有鼓指。

於是透過復雜的表像，深入探求毒熱入血，耗傷氣陰的病理實質，辨證為裏熱未清、氣崩大傷。

使用六味之輩為時尚早，於是改用竹葉石膏湯與人參白虎湯合方加減，三劑後症除溲斂，再用六昧加減而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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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研」持以恒】

（三）著書立說，繼承發揚傳心悟我瞄為我應當是祖國醫學歷史中的接力賽跑隊員，繼承了古人的遺產，又傳下去。

所以，我從十幾年前就開始積累病歷和資料。

在整理和編寫的過程中，所採取的態度是：通過「加工製作」使經驗帶上系統性、條理性，從而提高一步。

除了突出肝病治療經驗外，對於雜病也圍繞我的學術觀點，進行歸納和分析，並採取說理與舉例相結合的方法，對於每一觀點、每一看法，都用實際病歷加以說明，有一說一，有二說二，避免重談，更忌誇張炫耀之詞，同時為了通俗易懂、深入淺出，還把主要論點用歌訣的形式作標題，以利上口，讀後能誦能用。

例如肝病調護宜忌簡介一節，以「情緒舒暢，不能著急」飲食有節，不可偏倚；

生活起居，要有規律；

勞逸結合，善於調理」四句話為小標題，概括地說明了肝病調護的要點。

《關幼波臨床經驗選》出版後受到多方面的關注。

例如一位主管衛生工作的領導寫信給我說：「總結行醫經驗，交流推廣，造福人類，是件大好事，你的著作顯示了你的貢獻。

這對於我是極大的鼓勵和鞭策。

日本神戶市中醫研究會會長森雄材來函說：「我們的中醫研究會，計畫出版一本西醫診斷與中醫辨證相結合的臨床書籍，並打算將先生的《關選》作為編寫的參考。

由於本書源於實踐，所以書中的經驗可以借鑒。

例如山西臨汾人民醫院某醫生說；

「我覺得此書章法新穎，重點突出，經驗確實，可以重復。

並用實際病例來說明運用我的經驗後所獲得的效果。

如封××，男，38歲，一九七九年十月確診為急性黃疸型肝炎，服用茵陳蒿湯加減八十餘劑，黃疸雖減終未全除，加用白礬、鬱金、陳皮、萊菔子等化痰之品，黃疸迅速消除，驗證了「治黃要治痰」的看法。

再如桂西山區中醫治療站某醫生來信說：「有一婦女久患頑固性頭痛，鄰近醫院跑遍，百藥皆惘然。

後按《關選》中『怪病責之於痰』一章治法，原方加減服十二劑，病症大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