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醫經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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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華】

五、論先後天調治之宜中醫治則治法理論十分豐富，張氏在其作深入探討的基礎上指出：當前辨證論治教材化、程式化的模式，在客觀上限制了對治則治法理論的研用。

辨證論治被公認為中醫學特色之後，受到足夠重視。

由於突出了「證」的辨識，相對忽略了「治」的斟酌，以為只要辨證確切，治法方藥可隨證而出，信手拈來，這樣便使青年醫生不注重論治的功夫。

長此以往，辨證論治的神髓將會部分佚失，中醫診療水準會因此受到影響。

所以，張氏十分重視治則理論的研用，對一些重要理論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其中「論先後天調治之宜」便是其中的研究內容之一。

先天之治在腎，後天之治在脾。

調治先後天方法，古今研究頗多，以至有所謂先天派和後天派之分，張氏稱，以補脾或補腎見長則可，以補脾而斥補腎，以補腎而責補脾則非。

中醫學術各流派的形成既有歷史原因，又有當時的現實原因，脫離具體環境條件，便無從形成流派，後世研用各派學說理論，亦當作如是觀。

綜觀古論，補脾補腎各有所宜，各有所忌，知所宜忌，便可「正行無間」。

張氏之於調脾治腎，特重臨床實際，不尚空泛理論，認為脫離實際的爭論並無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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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界定調先後的含義何謂調先後天，必須審明。

張氏指出：脾病治脾、腎病治腎，也不盡是調先後天。

只有病情繁復，治難周全，或病情變化遷延，久治不應時，改從脾腎治療；

或病未重而胃氣先餒，病未愈而腎氣已乏，此時調治腎脾方稱調治先後天。

主於肺病補脾、肝虛補腎，分別稱為培土生金和滋水涵木，也不屬調治先後天之列。

明確這些概念之後，便可對調先後天的治法原則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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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先後天之宜張氏對調補先後天治則持論有四。

其一，久病及腎，腎陽虛者，正補無忌；

腎陰虛者，當兼健脾。

周子乾《醫宗秘奧》論補脾不若補腎時說：「要知此乃補腎中之火，非補水也」。

書有云：「木生君火，君火授權於相火，火乃生土，故知非此火則土無以生。

古人以此火譬釜底之燃薪，最為切喻。

釜底火燃，則釜中之物自熟。

人身命門與胃，同此義也。

故八味丸為補腎之聖藥，以其中桂、附能補命門耳！

若不知此說，而妄用潤劑，脾陽必敗，飲食減少，而欲求腎氣之充，其可得乎？

此即張氏持論之所本。

腎陽虛者，正治之法必以溫補，藥用八味丸，或用桂、附、巴戟、菟絲等品，補腎而外，或兼溫中，或兼健胃，總無礙中運，故可正補無忌。

其腎陰虛者，欲補必借用滋潤之品，易傷脾胃陽氣，於久病之體，尤為不利，故當兼入健脾藥物，以保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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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病至虛實錯雜，依證久治不應，雖無脾腎顯證，卻宜調補之；

其便乾者宜補腎陰，便溏者宜健脾氣。

此論專以大便乾濕為辨，臨床極切實用，曾治張某，患膽囊炎、胃炎、支氣管炎數病，症狀頗雜，治以調胃和中，或健脾疏肝，或宣肺理脾，終無大進後因病人便結難行，改用左歸丸合濟川煎法加減，以補腎養陰為主，竟收諸恙平息之效。

信為經驗之結晶。

疾病既已虛實錯雜，其治法亦難面面俱到，或補或瀉，瀉其幾何，補其幾何，不易周全，非但不能切對病機，且用藥一雜，或於機體有所傷損，釀成新病，故此時用藥尤難。

張氏執定脾腎調補，不計雜繁，避實就虛，有所為亦有所不為，此不治之治也。

掌握此法之要點在於：一為病情繁雜，主要病機不突出；

二為大便之乾與溏；

三為已經多法調治不應。

據此三點運用，常能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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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調男子病，治腎先於治脾；

調女科病，治脾先於治腎；

治小兒病，雖有腎虛，治脾而後腎可也；

治老人病，脾虛腎虛，兼顧不偏。

這是以男、女、老、幼作為治脾治腎依據之一，其於臨證，亦每切用。

此法既遵古人，又有臨床經驗所證。

男女長幼，氣質本不盡同，病時亦有證候之異，是指在辨證論治基本原則，同一病證，男女長幼施治當有差別。

在具體方藥上，張氏治男子以六味丸合參耆為主；

治女子以歸脾湯合地黃、川斷等品為主；

治小兒以啟脾，二陳為主；

治老人則相兼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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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腎虛精血不足治之不愈者補脾，諸病久治罔效者補脾。

《慎齋遺書》曰：「諸病不愈，必尋到脾胃之中，方無一失。

何以言之？

脾胃一傷，四臟皆無生氣，疾病日多矣。

諸病何以久治不愈？

蓋中氣已虛，氣血無繼，臟腑失養，雖藥無功。

又，藥自口入，藉口氣以達病所，中氣或餒，藥無憑藉，何能愈病！

余氏評葉天士醫案有云：「血肉有情之方，正合精血不足補之以味經旨，如果病人胃口傷殘，未可遽投。

可見，雖有腎虛精虧的證，直用滋補，可因脾弱則難以為力，反不若從中補脾，久必化源足而精血自充。

張氏從古人議論中理出規律，用以指導臨證，輒多奇獲。

如治一月經稀少病人，前醫施補腎陰陽法，反致經量更少，詢知其納食呆少，何堪滋膩，遂改弦易轍，直用醒脾調中，數十劑後，經潮而量增多，月經漸次復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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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氏於上述四法之外，還對補腎、補脾之所宜提出新的看法。

前人有「補脾不如補腎」和「補腎不如補脾」兩說，張氏並不偏執一詞。

認為：補脾、補腎各有所宜，大抵治肺、胃之病，調脾者多；

治心、肝之病，治腎者多。

除此而論，則病人胃氣旺者，治腎每應；

胃氣衰者，治脾易效。

又，欲速效者，當求之脾；

欲遠圖者，當歸於腎；

上下三焦俱病者，先和脾胃中運；

由腎虛而脾運胃納不旺者，又非宗「腎為胃關」從腎治其根本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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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論心病治腎張氏臨證辨識疾病，崇尚陰陽整體、臟腑相關的思想，其中運用手足少陰互治、手足太陰互治之法，頗能得心應手，而其心病治腎一治，更具特色。

心病範圍，從病機而論，不外《醫學入門》所謂「血肉之心」與「神明之心」病症，而就臨床表現而言，兩者又常合而為病。

大致心經主病，有怔忡、懊儂、不眠、驚悸、昏迷、心痛、癲狂、溲赤、夢遺、喉痹、結胸、胸痞、胸痹、伏梁等名，它如汗證、瘡瘍、臟躁等，亦屬心病病症。

心病何以治腎，蓋由心腎之特殊關係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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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與腎陰陽相濟，上下相貫，精血相生已為醫家所共識，自不待言。

或謂心於五行屬火，而腎為水，水火相濟，本相克伐，由腎水而抑心火則可，何由他治？

張氏認為自明以降，醫家突破五行之囿，創出命門學說，力倡命火在腎，於是「腎之為臟，合水火二氣」，「治陽虛者，統之以命火」，「治陰虛者，統之以腎水」，心之君火立根於腎，則腎不唯以水濟心，更以火溫之，心腎攸關，復增一層。

由命火而變生相火，上可賊心，然則清腎中相火，又可解心之困也。

再者心腎經絡，均名少陰，二氣本有契同；

而兩經有數條絡脈相屬，是以兩經氣血，流注匯通，病機宜乎相關。

又，經言「心部於表，腎主於裡」，表裡呼應之情，有重於他臟。

至於「腎者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心之取給於腎者，又非特出。

或有疑心病治腎者，認為治腎必有腎證方可，有是證用是藥，何足稱道？

張氏認為不然，心病治腎，固有見證治證者，更有雖無腎證，而必予治之者，後者更為重要，更具臨床意義。

茲就張氏所論，分述其心病治腎方法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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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腎同病同治或專治腎歸結心腎病變相傳之理，大抵血分病多先損心，其次及腎臟；

精氣病多先損腎，其次及心。

心病及腎，或腎病及心，多可心腎同治，甚而以治腎為主。

因為雖先見心病，未必其本在心，實則心病易顯，其發也早；

腎病易隱，其發也遲。

曾治某女，６３歲，患心悸有年，心電圖示為「竇性心動過速」，並有「頻發室性早搏」，素患膽囊炎等症，屢經清心寧神調治未效，反增耳鳴，病關心腎可知，醫以膽火論，與寒涼直折，愈不見功。

諧診時不但耳鳴、心悸未減，且神疲易驚；

脈六部細數，雙尺沉小。

腎開竅於耳，心寄竅於耳，心悸而耳鳴，病關心腎可知；

高年腎水告乏，雖無顯證，而脈已有兆，非滋腎養心不可。

方用生熟地、天麥冬、五味子、枸杞子、沙苑子、知母各９克，炙遠志、丹參、合歡皮各１２克，珍珠母３０克，７劑而心悸漸平，耳鳴亦減，脈細，繼用麥味地黃湯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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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病及腎才兩治心腎，而腎病及心者更當以治腎為主，腎精虧於下，則精不生血，宜乎心血不繼；

腎陰乏於內，水不上承，每致心火浮越；

又或腎陽先虛，水無治理，上泛淩心；

相火妄動，上逼心營，神不守舍；

俱成心腎同病。

臨證可見不寐、遺精、怔忡、驚悸、心煩等症交互起伏。

張氏指出，此等病證，當用交通心腎法，而以治腎最為緊要。

嘗謂：交通心腎，非黃連、肉桂一法一方，該方只宜上熱下寒者施，他證未必適合。

推而廣之，法門眾多：附子與茯苓，用於水氣淩心，可交腎陽心氣；

合歡與遠志，用於失寐多夢，可交腎志心神；

山萸與五味，用於盜汗遺精，可交腎水心液；

鹿膠與阿膠，用於眩暈心悸，可交腎精心血；

它如天冬與桂枝之交腎陰心陽，肉桂與麥冬之交腎陽心陰等等，均交通心腎之方，臨證隨用皆妙。

如治謝某，男，５０歲，病陽痿數年，首以中西藥調治，或效或不效，自服助陽藥酒，竟致夜難成寐。

頃診，面色蒼暗，脈弦滑，苔白而灰。

屬腎陽虛於下，心陰虧於上，水火不能既濟之候，但與尋常腎陰不足所致者有異。

乃當溫下養上，交通心腎：炙遠志、合歡皮各１２克，麥冬、菟絲子、女貞子、沙苑子、蛇床子、節菖蒲各９克，肉桂４５克，鐘乳石１５克，７劑而能寐，加減調理而陽事漸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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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某些心係疾病，呈起伏發作狀態，其發病前常見有腎係病徵，心病既發，腎病之徵反退，醫者從心治療多難取勝。

張氏對這類病症，必專事治腎，因此類病人多為先天稟賦不足，或高年腎氣本虧，或為傷精奪血者。

有趙某者，女，３２歲，曾患腎盂腎炎，經西藥治療控制，但其後時有發作，症見尿頻、尿急、尿赤而痛，並有心煩，舌紅裂痛、口瘡。

醫每作心火移小腸治，用導赤散數劑可平，但遇勞輒復。

診時見其舌紅糜爛、溲赤而頻、脈細弦、雙尺俱滑。

細詢之，知其發病之先，必有腰痛腿軟、白帶增多，數日後方見尿頻舌痛，心煩口苦，而腰痛帶下乃止。

斷為腎陰虛，相火鴟張，與濕合邪，逆犯少陰太陽之證。

相火不平，心火難清。

故擬益腎利濕，藥用丹參、公英、王不留行、大生地各１２克，仙靈脾、巴戟天、粉丹皮、豬苓、茯苓、冬瓜子皮、杜仲、澤瀉各９克，生牡蠣３０克。

服１０劑而諸症漸消，與六味地黃丸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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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病治心不宜而治腎張氏認為：心病而腎未病反從腎治者有三：心火盛者，不宜直折，姑瀉腎火，此「圍魏救趙」法；

心病治之有忌，如心火遇盛夏，有「不治王氣」，「夏不以冷治心」之戒，權滋腎陰，此壯水制火法；

心病治之有礙，如心虛而有邪，兼治則兩相抵牾，於是祛邪則治心，補虛則從腎，此補瀉分治法也。

三法之中，張氏更偏重後者，嘗援清醫周學海之說：「虛處有邪，則補虛之藥不免固邪矣，此施治之最棘手者。

此時當用攻此補彼，「病在氣分，而虛不任攻者，補其血而攻其氣；

病在血分，而虛不任攻者，補其氣而攻其血。

如是則補藥之力不與邪值，不致連邪補著矣」（《讀醫隨筆》）。

故對心陰虛而有火，心氣虛而有痰，心血虛而有瘀等症，皆取補腎治心之法。

曾治李某，男，５９歲。

病舌強語謇，口內流涎１年，西醫診「腦動脈硬化」。

常默默然時哀，悲不自勝，舌苔厚膩，尖多芒刺，舌質不紅，脈寸滑而尺弱。

此心氣虛而痰迷心竅，使心神迷亂所致。

本其當補其心氣，豁其痰涎，但病人此前已曾接受此法治療，並未應手，料是補藥反將痰涎補住，所謂「閉門留寇」也。

慮病人年近六旬，腎氣已衰，雙尺沉弱，衰象已萌，改為從腎進補，以命火濟心氣，卻仍從心經化痰。

擬方：鹿角霜、仙茅、仙靈脾、貝母、陳膽星、炙遠志各９克，淡乾薑、五味子、石菖蒲各４５克，丹參、鬱金各１２克，珍珠母３０克。

７劑後流涎有減，神有仍鈍，再將原方稍事化裁，調理逾月，流涎已止，語言轉暢，神識清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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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病治心不應者治腎許多心係疾病，如怔忡、驚悸、汗證、臟躁、癲狂等，病人來診時往往已經過長期治療，檢其所用方藥，心病心證，治從心經，常切對無隙而不效者，此時，張氏多改從腎治。

嘗謂：古人於心病亦常治腎，但有明言者，亦有不明言者。

戴元禮治汗證稱「只理心血」，而其大補黃耆湯中之肉桂、熟地、山萸、肉蓯蓉卻為補腎要品，此治腎而不明言者。

張景岳治心病多從真陰，力主補腎；

清醫王九峰自汗、怔忡、驚悸等案，證雖在心而此明言治腎者。

張氏治此類病多宗景岳、九峰之法而變化之。

如治吳某，男，５８歲，患有冠心病、前列腺肥大、膽囊炎、慢性胃炎等多種病患，前醫或作心火，或作膽火，或作脾濕，或作胃熱，或化其痰，或行其瘀，終無所驗，輾轉來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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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其神情滯鈍，語言遲緩，心悸、怔忡、胸悶、自汗，膻中及臍下時覺跳動，所見均心經的證；

又有小水不暢，尿意頻頻，心神惑亂之候。

景岳云：「五臟之本，本在命門；

神氣之本，本在無精。

此證非補命門不可。

方用：仙茅、仙靈脾、菟絲子、蔓荊子、沙苑子各９克，五味子３克，大麥冬１２克，紫丹參１５克，山萸肉６克，節菖蒲４５克，生牡蠣３０克。

治月餘而症狀漸除。

張景岳論補血多從補腎著眼，指出「血虛之治有佐者，宜山藥、山萸、杜仲、棗仁、菟絲、五味之屬」（《景岳全書》）。

張氏於心血虛諸證正治不應者多取法景岳。

如治血虛風痹病人武某，女，２２歲，產後失血過多，周身疼痛不已，曾用四物湯加味及獨活寄生湯調治無效。

來診時肢節煩痛，神識恍惚，面色無華，心悸自汗，疲乏無力，脈細小數。

明明心血虛證，四物湯加味非不當也，然既已用無功，所當更張新弦。

遂改溫腎通督法：鹿角霜、仙茅、仙靈脾、當歸各９克，桂枝、甘草各６克，黃耆１２克，大棗３枚，煅龍牡各３０克，服２０餘劑而漸愈。

心腎相通、精血互化之妙，於此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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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醫治心火有直折者，謂：「夫君火，心火也，可以水滅，可以直折。

然寒涼直折，以水滅火，時或不應，抑或不宜。

《醫學心悟》稱：「外感之火，尚當滋水以制之，而內傷者更可知矣。

大抵清火之藥，不可久持，必歸本於滋陰。

張氏治心火之甚者多主滋腎。

如治一舌裂病人崔某，男，３０歲，患「復發性口炎」，口舌生瘡、舌乾而裂反復發作兩年，曾服牛黃解毒片、黃連上清丸、龍膽瀉肝丸及半夏瀉心、甘草瀉心等鮮效。

舌紅而裂，舌尖多芒刺而痛，咽乾口燥，唾涎黏稠，便結鼻乾。

雖舌為心之苗，而舌本繫於腎，必使腎水上滋，方得心火伏降。

故擬滋腎養陰，並佐清肅肺金，使火不生燥。

處方：沙參、花粉、生地、黑芝麻、旱蓮草、天麥冬各１２克，龜板、桑葉、枇杷葉、紫菀各９克，蘆根１５克，生石膏３０克。

７劑後複診，舌轉淡紅，裂紋變淺，口鼻不覺乾燥，原方調理善後。

應當注意，凡心病治之不應改治腎而效者，不可貿然認為治心之失策，而指責前醫或自責既往，或悔不及早治腎。

須知前治原係後治之基礎，亦為後治之借鑒。

前之治心與後之治腎是治病過程中的不同階段而已，無前治心之力，則無後治腎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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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病易反復者治腎有心病者，治心非不宜，亦無不應，但治之即平，輟藥易發；

或有觸冒時令之逆，遭遇情志之變而復發者，張氏亦多從腎經論治。

諸如怔仲、健忘、不寐、驚悸、臟躁等症，見症多在於心，治心亦多取驗，但欲收全功，鞏固療效，必須心腎兼治或專從腎治。

清醫羅國綱論心腎相關之理，調心腎取捨之法，良足借鑒。

羅氏謂：怔仲驚悸等症，「雖有心脾肝腎之分，然陽通乎陰，心本於腎。

上不寧者，未有不由乎下；

心氣虛者，未有不因乎精，以精氣原有互根之用也。

又須知人有之所主者心，心之所藏者神，神之所養者血。

心血一虛，神無所依，而諸症百生。

治者或先養心，或先補腎，或早夜補腎，中時補心」。

徑將腎指為心之本，凡有心病，即便無腎病之證，治腎亦不為誤；

更妙在治心與治腎相間進行，或標而本之，或本而標之，兩相輔成，宜其病自根除。

張氏舉久病失眠而論諸種心病之治曰：「失寐而安心神，猶西藥之『鎮靜安眠』也，旦夕或安，卻不保翌日之寧，且用久則效微；

而治腎則不然，無求近利，功在致遠，雖嫌鞭長，應期當操勝券。

失寐如此，它證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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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病有觸時而發者，亦當從腎治而收功。

張氏論此類疾病，倡以陰陽統之，一為陽弱，能春夏不能秋冬；

一為陰弱，能秋冬不能春夏。

如皮膚瘡瘍與血衄之疾，疾在心火旺而陰虛，病發春夏，補心而瀉心，治之有礙有逆，應當夏病冬治，滋腎養心，可望春夏安寧。

曾治張某，女，１７歲，病鼻衄，春夏作而秋冬愈，發時在西醫五官科常規治療，或在中醫處調經和血，終難根治，屆時仍衄。

來診時方於五官科止血畢，求服中藥，以期久安。

診其脈細數，舌正紅，動則心悸，夜寐多夢易驚，月經先後不定期，血量時多。

認是心陰血虛，為疏天王補心丹，而每於月經後半期服六味地黃丸３盒，冬月不輟，直服至來春，翌年隨訪衄血未再發。

七、闡發燥證理論張氏在新疆工作數十年，極重六氣致病理論的研用，尤其結合當地燥氣亢盛的特點，對燥證的辨析和調治方法有獨到見解和經驗。

在很多疾病的診治過程中，常從燥證理法入手，進行辨證施治，取得顯著療效。

《內經》論燥，以燥配秋，屬陰，性涼而乾；

至金劉完素，以《內經》病機十九條獨於燥氣缺如，乃補燥氣病狀，後世遵之，但言其陰陽屬性；

迄明清溫病學家崛起，敢以溫燥立論，喻昌、王孟英、石芾南等各有闡發，說理、辨證、藥治使用俱全，持論精當，足以振耀千古，啟迪後學。

是故清季以往，燥氣理論可謂備矣！

然以古醫者生涯所及，涉足西北腹地者固少，聞或未備，目睹蓋寡，其於西北燥證自然無從論及。

張氏在學習古人理論的基礎上，對西北燥證特點良多闡發，親自經驗，豐翼古論，可謂推陳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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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肺燥脾濕論傳統論燥，有陰陽、涼溫、時令、方域、內外上下、正化兼化、氣分血分之別。

若論及西北地方燥氣特點，除《內經》有寒、燥定論外，後世只重西北之寒，不重言燥。

然則於燥氣之證，多重時令而輕方域。

張氏認為，西北地方尤其新疆境內多荒漠戈壁，氣候乾旱，少雨多風，燥邪猖獗可知；

此地又屬嚴寒地帶，寒氣亦多，故對寒涼之燥，當地醫師已有共識。

但若言及溫燥，則醫或疑之；

至若言燥而兼濕，則非但疑之，猶且斥之。

張氏恰能超出常見，宣導肺燥脾濕之說，舉溫涼燥濕交互並存，燥與濕主從兼化為西北燥證特徵，確切地闡明了西北地方氣候、方域，飲食、起居、發病，病證和治療的特殊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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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溫涼燥濕交互並存，是指西北燥證，既有溫燥，又有涼燥，燥中有濕，濕中有燥。

陸晉笙曰：「風與火合則化熱燥，屬陽；

風與寒合則化清燥，屬陰。

蓋物之焦乾者為熱燥，水之凍冷者為寒燥。

（《景景室醫稿雜存》）新疆地陵多風，秋冬或夜晚氣寒地冰，風寒即化涼燥；

又其大漠日炳，夏日或午間氣溫驟升，風火交煽，即化溫燥。

並且，一年之內，自秋冬而春夏，燥由涼轉溫；

由春夏而秋冬，燥自溫而轉涼。

一日之內，晝午而昏夜，燥由溫而化涼；

昏夜而晝午，燥由涼而化溫。

且新疆夏秋日照既長，瓜果豐碩，渴而啖飲，外燥而內濕；

冬令早春，雪化猶寒，而室居暖氣火牆燒烤，外濕而內燥，張氏謂：新疆寒暑多變，風高土燥，柔體薄質難耐，慣以大塊羊牛肉食，與內地小切薄片不同，則其內燥自助，痰濕易生可知，此均燥濕共生之由。

俗稱「朝穿皮襖晚披紗，圍著火爐吃西瓜」，既是一種奇特的人文景觀，亦乃特殊的病因病機所在。

所謂燥與濕主從兼化，是指西北地方燥行於天，濕鬱於地；

燥勝於外，濕蘊於內；

以燥為主，燥而兼濕；

燥可化濕，濕亦化燥。

究其所因，仍是西北既寒且火的氣候使然。

石芾南曰：「水火即燥濕所變，而燥濕又因寒熱而化也，水氣寒，火氣熱，寒搏則燥生，熱灼則燥成，熱蒸則濕動，寒鬱則濕凝，是寒熱皆能化為燥濕也。

（《醫原》）惟其如此，自然西北地方之燥與濕不惟並存，而且可互為轉化。

但畢竟燥氣勝於濕氣，在主次因果先後關係上，燥為主為因在先，濕為從為化在後。

濕與燥並行於西北，人在氣交中，必有感而為病者，病之後的證候特點，便是肺燥脾濕。

臨床所見，既有咳嗽、痰黏、無痰、嗆咳、氣急、胸悶痛、毛髮失澤、面色晦滯、口咽乾燥之肺家燥證，又有納呆、苔膩、脘腹滿悶、肢體困乏、大便不爽、小便混濁等脾家濕證。

張氏治此多取法葉天士，但又變易其制。

認為：天士居東南卑濕之處，治溫治濕為其長，偶爾治燥，常為燥邪多發之秋令，不比新疆地區燥氣橫亙於四時，故可取其治燥與治濕異時之方，以佐本地燥濕兼顧同時治。

或問：治燥以潤，治濕用燥，分而治之則可，合為一方，寧不相悖？

張氏稱，這正是取法葉氏而不用他法的道理。

蓋葉氏治燥用辛涼甘潤，究其治濕，亦遠燥熱，徐大椿評葉案曰：「治濕不用燥熱之品，皆以芳香淡滲之藥，疏肺氣而和膀胱，此為良法。

然則葉氏不以燥而治溫，其治濕與治燥兩不相左也明矣。

張氏常用葉氏案中桑葉、沙參、薄荷、扁豆、梨皮、茯神、花粉以療肺氣之燥；

而取滑石、白蔻、竹葉、通草、蘆根、苡仁、茯苓、蘆根、白朮、木瓜、澤瀉等利濕清熱，或將葉案中的厚朴改為朴花。

杏仁一藥，葉氏既用於濕，亦用於燥，張氏亦嘗用此藥以為治燥乾將，且視病之虛實新久而分別選用苦杏仁、甜杏仁、巴旦杏仁等。

曾治孫某某，女，５２歲，病慢性支氣管炎有年，每以客邪引發，發則嗆咳殊甚，舌紅苔膩乾，脈細寸澀。

斷為燥咳，肺燥脾濕。

為疏辛甘宣化法：桑葉、桑白皮、地骨皮、炒黃芩、大生地、元參、天花粉、知母、淡竹葉、蟬衣、蘆根。

複診加沙參、石斛、款冬花、紫菀，前後１０餘劑咳平，諸恙如失。

按：此例潤燥以辛甘潤，化濕用清疏微苦，脾肺同調，兩不為礙。

方內蟬衣一味，允為特出。

徐評葉案云：「有風而燥，當兼治風，案中未備。

本例發病每因客感外邪，其燥因風引可知，加蟬衣疏風於外，可補葉案未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