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孔子孟子之人文思想與墨子之次人文、莊子之超人文、及法家之反人文思想
真正對於中國傳統之人文中心的文化精神,加以自覺瞭解,而抒發其意義與價值者,乃孔子所開啟之先秦儒家思想。
而由孔子至秦之一時期,即可稱為中國人文思想之自覺的形成時期。
孔子一生之使命,不外要重建中國傳統之人文中心的文化。
當時的時代問題,是周哀而夷狄之力量興起,是貴族階級之墮落與無禮,是士庶人之逐漸要求提高社會地位。總而言之,是傳統的禮之壞,樂之崩。
即中國人文世界之內部敗壞,與反中國人的夷狄勢力,對中國人文的威脅。
孔子一方佩服周公,佩服倡尊王攘夷,使他不致被發左襟的管仲,一方即要當時居貴族與平民間的士人,負起保護與重建中國人文的責任。
士本是武士,武士本是執干戈以衛社稷的。
而孔子則教士人”忠信以為由胄,禮義以為干櫓”,”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以衛”文王既沒”後之”斯文”。
這正是解決當時的時代問題唯一的呼召。
孔子作春秋寓褒眨,不同於耶穌之說要再來作末日的審判。
這是一對當時之政治人物之一直接的審判。
末日的審判,是超人文世界的事業。
直接的審判,則是人文世界中的事業。
耶穌反對法利賽人的偽道德、偽法律,因而歸到我們的國在天上。
孔子則痛心于當時貴族階級人物之僭竊禮樂,因而說”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
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
他要人知內心仁德,乃為禮樂之本。孔子雖以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但我們從孔子之屢說”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又說”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便知孔子之所謂文並非重在禮樂之儀文,而尤重在成此禮樂之文之德。
此德即文之質。”
虞夏之質,不勝其文。
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孔子明是要特重”文之質”或”文之德”,以救當時之文敝。
簡言之,即孔子之教,于人文二字中,重”人”過於重其所表現於外之禮樂之儀”文”,而要人先自覺人之所以成為人之內心之德,使人自身先堪為禮樂之儀文所依之質地。
這才是孔子一生講學之精神所在。
亦是孔子之人文思想之核心所在。
這樣一來,孔子遂在周代傳下的禮樂儀文之世界的底層,再發現一人之純”內心的德性世界”。
而由孔子與弟子之以德性相勉,孔門師弟遂自成一”人格世界”。
孔門師弟與後儒關於德性與人格之如何形成的智慧思想,亦自成一人文思想之新天地。
其意義與價值,亦可比孔子之尚論古代之人物與文化,及作春秋以寓對當時人褒眨,尤為廣遠。
孔子以後,把孔子之人文思想,再推進一步者是孟子,而激發孟子之人文思想者,則是墨子之次人文的思想。
我們說墨子之思想,是次人文的。
這是因為墨子承認人民的經濟生活之重要,尚賢尚同的政治社會組織之重要,亦承認兼愛的道德,無攻伐的國際和平之重要。
但是他忽略禮樂之重要,儒家所重之孝弟之重要。
他主張節葬非樂以非儒,他不能對全面人文之價值,皆加以肯定。
這即使他之思想,只成次人文的。
而他之重天志與明鬼,則又似為一超人文的思想。
不過其動機仍為實用的,故不能真發展為宗教。
他之以利害為是非善惡之準繩,則尚可使他之思想成反人文的。
不過此點,可姑不多論。
孟子之人文思想,所以能答覆墨子對儒家之攻擊,而重新說明儒家所重禮樂及家庭倫理之價值,則在孟子之能肯定心性之善,而由人之心性要求,以言禮樂之表現為人情之所不容已。
他由人性之仁愛之流行之次序,必由近及遠,以論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並由人生之為天所與我者,以言盡心知性知天,把人道與天道通貫起來。
中國儒家之人文思想發展至孟子,而後孔子所言之人文價值,與人內心之德性,乃有一先天的純內在的人性基礎。
而”人之心性的世界”之存在,亦可謂首由孟子自覺的以樹立。
中國先秦之人文思想,再進一步之發展,則為荀子之思想。
荀子之思想之重點在言禮制,即言文化之統類,或人文世界之結構。
孔子重言禮樂之意,孟子重言禮樂之原。
荀之言禮制,而複重禮樂制度之實效。此實效即樹立人文世界,以條理化自然之天地與自然之人性。
“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而後”自然之世界為人文之世界所主宰”。
此乃莊子之”以天為宗”,尚自然而薄人文的超人文思想之一倒轉。
至於中庸、易傳、樂記之言誠為天之道,言盡其性即盡人性以及物性,言天地具元亨利貞之德,言禮樂中之和序即天地萬物之和序,則皆為以人文世界中之概念,去說明”超人文之天地”之價值意義。這是先秦儒家人文思想之由人道以通天道之發展。
我們說墨子思想是“次人文的”。
莊子思想是“超人文的”。
至於如騶衍之言大九州,言天地開闢之歷史,則我們可稱之為”非人文的”。
這都不必是反人文的。
先秦思想中之”反人文的思想”,乃法家由商鞅至韓非之思想。
這種思想與墨子莊子等思想之所由起,都是由於周之文敝。
墨子鑒於禮樂之為王公大人奢侈品,而非禮樂。
莊子鑒於禮法之束縛人性命之情,鑒於人之立功立名之心,使人失去自己,而要與造物者游,以成天人。
商鞅、韓非、李斯、則由要富國強兵,而反封建反宗法,以及一切維繫封建宗法制度之禮樂、仁義、孝悌等由周傳下之文化;亦反對當時一切馳騁談辯以取富貴之遊士,而連帶反對儒墨道之學術思想。
但是他們之富國強兵之人文目標何在,他們卻說不出,亦未說是為人民百姓之福利。
他們視富國,只是”摶力”,強兵而向外攻戰,只是”殺力”。
要殺力必須摶力,已”摶力”又必須”殺力”(商君書所說)。
故必須兼重耕戰或富國強兵,求富強而又以”權為君之所獨制”,”其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韓非一些文章中所說),這即成一純□之反人文的思想。
而此反人文的思想,經李斯秦始皇之手,即形成之他們之焚書坑儒,而統制思想,統制言論,戕賊民力的極權政治。
此政治暫時結束了先秦之人文思想之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