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社會教化】

楊籍富

【史學●社會教化】

 

(1931年~1937年)臺灣總督府主導的系列性精神運動與經濟統制。

 

社會教化運動包括自1931年（昭和6年）以後陸續於各地推出的「部落振興」運動、1934年「臺灣社會教化協議會」、設立「臺灣教化團體聯合會」、發布「臺灣社會教化要綱」，以及1936年「民風作興運動」。

 

這些運動的起因，可追溯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在國際上陷於孤立，加上1930年代以來的經濟恐慌、農村凋弊，因此在軍部的強勢主導下，日本全國進入「準戰爭」型態的非常時期。

 

在全國性總體戰體制的要求下，日本全國國民(包括殖民地臺灣、朝鮮等)都被納入組織中，加強精神面及經濟面的要求。

 

社會教化運動的基本性質具有：（一）戰爭體制期官方對村落重編、利用與支配。

 

以村落共同體－部落為地域單位，並納全部落民眾為會員的部落振興會，藉著部落自治、自主並共同行動的功能，來達成村落重建的任務。

 

官方藉由教化委員、顧問來統制支配會務的運作。

 

1934年後更設立臺灣教化團體聯合會，訂定統一指導要綱，透過綿密的教化網，進行統制。

 

（二）濃厚的精神運動性質。

 

精神面的涵養是達成運動目標不可或缺的條件，藉著集會所的建設、神社的建造參拜、神宮大麻的祭祀、國語(日語)的普及等，逐步達到皇國精神的涵養貫徹。

 

（三）產業經濟振興，開發產業、改善農家經濟是目的所在。

 

在非常時期，產業經濟的開發、農業生產力的擴充，是總體戰體制不能缺少的一環，帶有先行整備擴充農業生產力(如耕地改良、農產改良、畜產改良)的效用存在。

 

棉、黃麻、大麥等特殊「愛國作物」的耕種生產，更透過社會教化運動，賦予村落農民「產業報國」的責任心，以確保軍需資源。

 

（四）生活改善的性質，可輔助精神涵養與經濟振興之用。

 

個人與村落的生活改善，可改變個人的生活方式，以求涵養日本國民之性格。

 

改變村落之衛生、設施，有助於村落產業經濟的發展。

 

部分臺灣傳統宗教信仰、冠婚喪祭等被定位為迷信陋習，列為改善對象。

 

同時進行建設排水溝、浴室、廁所、明窗，創造明朗衛生的住居、村落環境，並使嚴守時間、秩序、法規、禮儀等個人性格。

 

這些社會教化運動的展開演變，為日後皇民化運動鋪設了發展的軌跡。

 

 

引用：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3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