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百科●象思維】

楊籍富

【醫學百科●象思維】

 

拼音

 

xiàngsīwéi

象思維，指運用帶有直觀、形象、感性的圖像、符號等象工具來揭示認知世界的本質規律，通過類比、象征等手段把握認知世界的聯系，從而構建宇宙統一模式的思維方式。

 

象思維將宇宙自然的規律看成是合一的、相應的、類似的、互動的，借助太極圖、陰陽五行、八卦、六十四卦、河圖洛書、天干地支等象數符號、圖式構建萬事萬物的宇宙模型，具有鮮明的整體性、全息性。

 

象思維以物象為基礎，從意象出發類推事物規律，以“象”為思維模型解說、推衍、模擬宇宙萬物的存在形式、結構形態、運動變化規律，對宇宙、生命做宏觀的、整合的、動態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普適性、包容性。

 

象思維是中華文化的主導思維，是原創性的源泉，原創性的母體，是提出和發現問題的思維。

 

中醫相關理論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來源于象思維。

 

“象思維”是人類的基本思維，也是中醫學的重要思維方式。

 

長期以來，我們在接受西方文化時，忽略了原創性的本源，中醫理論的發展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發展中醫，只有先尋找到自我，從經典出發，進而更好地發展。

 

中西方思維方式的比較

 

中醫學和西醫藥學產生于東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由于中西方文化觀念和認知思維的差異，導致它們對疾病和健康的認識和行為方式明顯不同，由此形成為兩類不同的醫藥健康知識體系。

 

中西醫的根本區別之一就是認知思維模式。

 

實體性與非實體性[1]中西思維方式的本質區別體現在兩者最高理念之不同。

 

西方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時代，相當于中國春秋戰國時代，被雅斯帕爾斯稱為幾大文明同時成熟之“軸心時期”。

 

無論柏拉圖之“Ideal”，還是亞里士多德之“第一實體”，都表現為實體性。

 

而中國此時，無論老莊之道、易之太極，儒家之心性，都表現為非實體性。

 

所謂實體性，首先顯示在“主客二元”大框架內。

 

實體無論是哪種，都可以作為一種對象，一種客體。

 

而且這種對象或客體，是現成形態。

 

就是說，可以對之規定或者以之為構成之始基。

 

由此可知，實體性使實體必然具有對象性、現成性。

 

而所謂規定和構成，其所用思維方式，就是定義、判斷、推理、分析、綜合或邏輯斯蒂演算等一套邏輯概念思維方式。

 

所謂非實體性，如道、氣、太極、心性，則顯示在“天人合一”大框架內，或者說在“主客一體相通”框架內，就是動態整體框架。

 

這種非實體性，不能作為對象，否則就使動態整體遭到僵化與割裂。

 

同時，因其“生生不已”的動態性，也不能將其現成化。

 

可知，道、氣、太極、心性之為非實體性，也必然使之表現為非對象性與非現成性。

 

就是說，道、氣、太極、心性之非實體性，本質上不能加以邏輯概念式規定，而要借助象，如易道所謂“觀物取象”，并進而借“象以盡意”把握之。

 

這就是“象思維”。

 

如果說邏輯概念思維屬于理性，那么“象以盡意”之“象思維”就屬于悟性。

 

而悟性根本乃在“觀物取象”和“象以盡意”之體悟。

 

“象思維”與概念思維就思維內涵而言，兩種思維所把握者本質不同。

 

“象思維”所把握者為非實體，屬于動態整體，而概念思維所把握者為實體，屬于靜態局部。

 

如果說思維都需要語言，那么“象思維”所用語言，與概念思維所用完全符號化之概念語言不同，可以稱為“象語言”。

 

而所謂“象語言”，在形下層面，也并不局限于視覺形象，還包括嗅、聽、味、觸等感知之象。

 

所有這些象，作為可思之語言，都屬于“象語言”。

 

同時，這種“象語言”除了感知形下層面，還有超感官的形上層面，而且更重要。

 

如老子所說“大象無形”之象。

 

另如由味覺之味引申出種種味象：意味、風味、品味、趣味等象，都具有動態整體之形上意蘊。

 

因思之把握內涵不同以及所用語言不同，所以“象思維”與概念思維在思維方式上也有一些顯著不同特點。

 

其一，“象思維”富于詩意聯想，具有超越現實和動態之特點。

 

而概念思維則是對象化規定，具有執著現實和靜態之特點。

 

其二，“象思維”詩意之聯想，具有混沌性，表現為無規則、無序、隨機、“自組織”。

 

概念思維之對象化規定，則具有邏輯性，表現為有規則、有序，從前見或既定前提出發，能合乎邏輯地推出規定系統。

 

其三，“象思維”在“象之流動與轉化”中進行，表現為比類，包括詩意比興、象征、隱喻等。

 

概念思維則在概念規定中進行，表現為定義、判斷、推理、分析、綜合以及邏輯斯蒂演算與整合成公理系統等。

 

其四，“象思維”在詩意聯想中，趨向“天人合一”或主客一體之體悟。

 

概念思維在邏輯規定中，堅守主客二元，走向主體性與客觀性之確定。

 

漢語言文字與“象思維”漢語言文字從“象形”誕生起，就逐漸向符號化發展。

 

拼音文字之形，不是象形，不可能像漢字以形表意那樣引起聯想。

 

不過，拼音文字之聲象突出，能以聲表意而引起聯想。

 

就是說，“象思維”，中西都有其語言文字上的根源。

 

問題是，西方拼音語言文字，由于語法文法發達，而導致富于邏輯理性，而中國漢字則由于語法文法不發達，而導致富于詩意悟性。

 

所謂中國“象思維”，正是與漢語言文字這種詩意悟性密切相關。

 

即使就聲象而言，中國漢字單音節，在聲象上也極富詩意性和鏗鏘音樂性。

 

可知，在“象思維”成熟階段，也即在文字產生后，漢字由于仍然保留有象形性根基，所以使中國人一直保有“象思維”之特長，使中國思想文化得以在“象思維”中誕生，而具有自己的突出特征：富于詩意，文史哲不分家等特點。

 

會通以超勝“會通以超勝”，由中國明末大儒徐光啟提出。

 

他針對當時傳教士傳西學到中土而提出此說，極富遠見。

 

意在推進中學與西學會通，并認為唯如此方能獲得超勝之結果。

 

如就中西思想文化核心問題（思維方式）而言，那么值得探討者，就是“象思維”與邏輯概念思維之會通。

 

前面所說的理性、科學，由邏輯概念思維支撐，并非萬能。

 

同樣，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由“象思維”支撐，雖然有自己特殊之長，但也非萬能。

 

而且，還必須看到，中國近代發展落后于西方，與自己如何認識和運用“象思維”大有干系。

 

雖然《莊子·天下篇》提出“內圣外王”的大方向，但是，在近現代如何開出新外王之道，卻需要走中西會通之路。

 

在“象思維”問題上也是如此。

 

當“象思維”在象之聯想與體悟中進入“無”之精神境界，或進入與動態整體宇宙一體相通之精神境界，從而獲得最大想象空間和最大想象自由度時，精神狀態隨之進入最具原創時段。

 

在這樣時段，確實可以發現和提出新問題。

 

但是“象思維”所做，僅此而已。

 

如果要實際解決所發現和提出新問題，如同內圣后要開出新外王之道一樣，還需要會通。

 

在這里，顯然需要“象思維”與邏輯概念思維會通,促使兩種精神境界連接起來。

 

為此，必須打破傳統中使“象思維”僅僅停留在與動態整體溝通那種自我審美受用上，而要在發現和提出新問題后，進而能走下神壇，從形上境界下到形下境界，接受和運用邏輯概念思維具體解決問題，并在具體解決問題中繼續發揮創新作用。

 

象思維是一門極具自然整體觀的思維藝術

 

[2]概念是人們對事物本質的認識，具有明確的邊界規定性。

 

現代邏輯思維以概念為最基本的單元和形式，它要求人們在進行思維和相互溝通時首先必須明確概念，否則就難以正常進行。

 

而東方科學文化知識體系在認知思維上采取了具有相當模糊性的“象”為最基本的思維單元，不僅徹底避開了“概念”對邊界的苛刻規定，而且還使其思維單元常常處于變動之中，具有相對性。

 

比如，A相對于B是陽，而相對于C又可能是陰。

 

這就要求我們在認識問題時，必須注意認識對象所處的具體環境、背景和關系，也就是必須在它所處的語境中去予以“定位”。

 

這也是拘泥于從物質結構實在的角度認識問題的人所難于理解的。

 

象思維并非十分玄奧、神秘難懂，也并非模糊得沒個準。

 

象思維來源于大自然和普通生活，無論是人還是自然界中的一切，它們的存在必然會展現出自己的“形象”，中國人稱其為“象”。

 

比如：自然界的天象、氣象、聲象、色象；

 

社會生活的世象、景象；

 

精神生活的心象、意象等。

 

中醫的面象(望診)、脈象(脈診)；

 

為了大家便于理解，舉一個最容易理解的例子：一個人高興了，臉上就會露出笑容。

 

笑起來時最典型的表情是兩眼瞇縫，嘴巴張開，發出歡快的聲音。

 

雖然笑可以分為多種類型，五官有著不同的表現，但至少兩口角必須要上翹，否則就不是笑，這就是“象”的“標準”。

 

這些面部表情就是“象”，代表著人的內心活動。

 

不同背景下的笑有著不同的含義，通過對不同“笑象”的解析，就可以探索到這個人的內心世界和真實的心情。

 

通過以上對“笑”的認識和分析，可以發現這是一個典型的“象”的認知過程，它具備了可感知、可理解、可分析、可判斷等最基本的認知元素和過程。

 

可見，“象”并不玄奧，而是非常生活化的，這有助于我們對中醫“象”和“象思維”的理解。

 

因此，可以說辨證施治的核心其實就是對“象”的認知、把握和應對。

 

中醫象思維在利用象進行思維的過程中，為了揣測分析機體內部的變化情況，必然會多多少少地帶有醫者的主觀色彩。

 

因此，我們在談到中醫思維時都會提到《后漢書·郭玉傳》所載：“醫之為言意也”。

 

此言后來被精簡為“醫者，意也”。

 

這個“醫”在此僅指中醫；

 

這個“意”很多人都理解為意會的意思，據此認為中醫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進而就在無意中給中醫戴上了一頂玄奧難懂、模糊不可信的“帽子”。

 

其實，除了有“意會”這層含義之外，還有意境、意念、意象、創意的意思，就是說中醫師在面對復雜多變的疾病時，不能僅僅滿足于對癥狀、體征等客觀事實和數據的收集和簡單分析處理，而且還要進入到那個特定的疾病境界中去，要用內心去領會，盡量發揮創意和想象力去分析處理臨床事實和數據，并“創造性”地提出和實施靈活的治療方案。

 

這個過程實際上就增加了相當的主觀色彩，需要中醫師從心靈深處去認識和“體悟”，很顯然這就具有了一定的創意色彩，與直接的簡單的反映現實拉開了距離，所以我們認為這種思維方式具有藝術性。

 

中醫象思維產生的背景

 

任何一個醫學知識體系的產生都絕非在書齋里閉門造車完成的，除了需要參與大量的臨床實踐外，還要受到不同社會文化、意識和認知方式的影響。

 

中國古代經過多次戰亂，古人不可能沒有對人體內臟、肌肉、骨骼等進行觀察的機會，《內經》就有不少解剖方面的記載：“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

 

《靈樞·腸胃》記載：“胃長二尺六寸，……徑五寸；

 

……小腸長三丈二尺。”

 

那么，為什么在中醫學研究中卻放棄了以解剖學為基礎的研究方式，而選擇了以象為中心的研究方式呢？

 

這主要是因為中醫受到了天人合一整體觀思想、中國古代元氣學說思想和對時間認識的影響。

 

天人合一觀念：“天人合一”整體觀思想是中國文化中最具本質意義的一大觀念，這也是中國人最基本的世界觀。

 

整體觀思想認為，宇宙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大宇宙包含著小宇宙，小宇宙融于大宇宙之中。

 

也就是說個體是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但整體并不是個體的簡單拼裝或疊加。

 

要了解個體必須將其放在整體大背景中去認識，必須注意個體存在的外環境及各種關系，而要認識整體則不能靠切割個體來實現。

 

人與大自然不是主客體的對立關系，而是相互包容、相互聯系和相互協調的一體化關系。

 

人依靠大自然而生存，因此人首先必須敬畏大自然，以保持生存發展的可持續性和資源的共享性。

 

反過來，大自然才可能給予人更多的舒適的生存環境。

 

元氣學說：元氣學說認為天地間萬物都是由元氣自然融合構成的，元氣可分化為陰陽二氣，通過陰陽二氣的浮沉、升降、動靜等運動，推動著生命的形成和變化。

 

氣既是構成人體生命活動的重要物質基礎，又是維持和推動人體生命活動的原動力，也是生理機能的一種反映。

 

中醫將氣分為元氣、宗氣、營氣、衛氣等，元氣是最重要的、也最具活力的一種氣，也叫真氣、正氣。

 

《素問·寶命全形論》特別強調了氣在生命構成中的重要地位：“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人之生命核心就在于氣，氣是依附于形體上的一種生理征象。

 

有氣則生，生則顯現出生命的氣象；

 

無氣則亡，亡則氣息消散，解剖之后不可能尋找到氣的蹤影，只能看見沒有氣息的尸體。

 

正如清末何廉臣所說：“非解剖法所能知，非顯微鏡所能窺。”

 

中醫學認為代表生命和功能的氣，只有人活著時才能被感知。

 

同時，也認為將整體分解后就不是整體了，并深知破壞人體的整體后對人體健康的不利和危害。

 

因此，古代中醫師在研究人體時，忽略了、甚至完全放棄了對靜態的解剖實體進行研究，從而選擇了對活體進行動態的整體觀察作為最主要的研究方式，也就是透過外在的現象去分析內部的變化，使象思維的存在成為了可能。

 

《靈樞·本臟》指出：“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臟，則知所病矣”。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則進一步介紹了透過外表現象認識疾病本質的方法：“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

 

審清濁，而知部分；

 

視喘息，聽音聲，而知所苦；

 

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

 

按尺寸，觀浮沉滑澀，而知病所生；

 

以治無過，以診則不失矣。”

 

這就是中醫最常用的象思維方式——司外揣內法。

 

而《黃帝內經·素問》所指出的：“天地陰陽者，不以數推，以象之謂也”。

 

《周易·系辭傳上》也說：“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圣人立象以盡意。”

 

則反映了象在解決復雜問題時的特殊作用和意義，也就是說利用象進行思維的目的就是要“盡意”，即達到一定的認識意境。

 

對時間的認識：中國文化強調從“時間”的角度認識世界。

 

由于時間是不可分割的，中國人以此認為宇宙是一個對立統一的整體，處于不斷的運動變化之中。

 

以上三方面因素從不同的層面顯示出了“不可分割性”。

 

既然一切都是不可以隨便分割的，物我同樣不能分離，主客體是統一的一元體。

 

因此，只能從宏觀整體上動態地對客體所表現出來的各種“現象”、“形象”以及功能狀態進行認識，即對“象”的把握。

 

同時，對非人為控制的自然“現象”進行記錄、描述和分析，并從關系背景上去分析理解。

 

體現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學術研究方面就是特別強調整體性。

 

這就是整體論產生的認知思維基礎。

 

此外，中醫還受到了中國古代社會的倫理思想和民俗文化的影響，比如，《孝經》中強調：“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

 

因此，對人體肉身的完整性有著特別的敬重，反對對人體的整體進行破壞，即使死亡后也要完完整整地“入土為安”。

 

象思維建構中醫理論象思維哲學基礎的建構[3]《易·系辭傳上》曰：“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兩儀即陰陽；

 

四象即少陰、太陰、少陽、太陽。

 

這實際上是象思維的總綱。

 

在應用中，產生了基本的象思維模型，有陰陽象模型、五行象模型。

 

陰陽象模型：有兩種，一是陰陽二象模型，二是陰陽四象模型。

 

陰陽二象模型，宇宙是一個整體，由陰陽兩個部分所組成。

 

將宇宙事物類歸為陰、陽兩大屬性。

 

按此模型，可以把握事物的屬性。

 

陰陽四象模型，說明陰陽的消長、轉化的運動變化。

 

少陽象，說明陽始長，陰漸消；

 

太陽象，說明陽盛極，陽始轉為陰；

 

少陰象，說明陽漸消，陰始長；

 

太陰象，說明陰盛極，陰始轉為陽。

 

五行象模型：取木、火、土、金、水五種自然物的特性之象，來歸類宇宙一切事物，分為五大類。

 

關于五行的起源，有“五材說”、“五方說”、“五季說”、“五德終始說”、“五星說”、“五工說”、“五指說”、“五種元素說”等。

 

但這些認識不能很好地解釋陰陽與五行的淵源，及五行中“土載四行”、“土為萬物之母”、“土旺于四時”的原理。

 

筆者認為可從古人對生命來源的認識過程來探討五行觀念形成的軌跡。

 

從生命本體出發，既然生殖是男女雙方的行為，那么在被擬人化的無生命世界里也必然存在著二元因素，這也就導致了中國哲學的二元思維持征。

 

在二元思維的背景下，太陽就不能單獨生物了，需與大地相合后才能化生萬物。

 

而正是對太陽的深刻觀察，對一年有二時或四時的認識是明確的。

 

認識到由于太陽的運動變化，有二分之陽陰即春秋，四分之少陽、太陽、少陰、太陰即春夏秋冬。

 

正是太陽陰陽之氣的變化，以地球（土）作為前提，大地上出現了春木生、夏火長、秋金收、冬水藏的適應性變化。

 

古人以為土是以木、火、金、水所代表的四季之氣形成的“母親”，沒有“土氣”的存在，就不會有自然萬物的形成，所以土是四季五行之氣的“后天之本”，而不獨主某一時節，即土載四行，土旺于四時（見圖1）。

 

這在河圖中的數理也印證了這一點，四方成數是在中央數五的基礎上由生數相合而成的（見圖2）。

 

但在大地上新生事物是什么時候產生的呢？

 

十二消息卦中，午（五）月對應的天風后意為新生。

 

可見在農歷五月是陰陽交合產生新生事物的時候。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物生謂之化。”

 

化是生物生命活動中的一個重要階段，是陰陽交感的結果，在春夏秋冬四時之中央，謂之長夏，長夏的氣候特征是主濕，是濕氣彌漫的特殊季節。

 

天陽下迫，地氣上蒸，濕為熱蒸，則蘊釀生化。

 

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皆以長夏之化為中心。

 

四時若無長夏為之化，則草木雖繁茂而果實不成，秋既無收，冬亦無藏。

 

所以，我們理解長夏的關鍵在于，雖然春夏秋冬四時已將十二月占盡，而長夏卻可以重疊于夏末秋初之時。

 

其性與土相類似，故歸屬于土，即又有土屬長夏之說，而成為五行。

 

正是基于對日地二元思維的認識，五行的概念自然而然地就上升到哲學的范疇，才會使由本來很原始樸素的“五材”概念上升成為對中國傳統文化至為深遠的五行學說，來用以說明自然界事物生克制化的關系，建構中醫學的五行象模型。

 

《靈樞·陰陽系日月》指出陰陽“有名而無形”、“天地陰陽者，不以數推，以象之謂也”（《素問·五運行大論》），因此，《內經》在《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靈樞·五味》等多篇中，以陰陽五行理論為基礎，運用取象思維方法，按照事物功能行為相應或相似的原則，對自然界事物進行類比。

 

將天地人三個領域中各種事物進行陰陽五行歸類聯系，概括歸納了自然界具有陰陽五行之象、陰陽五行之性的各種事物，并說明了事物之間的消長轉化、生克制化關系，指出自然界萬物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提出了人體以五臟為核心內外相應的整體系統結構。

 

象思維與藏象理論的建構藏象學說是中醫理論的核心，“藏象”二字從字面上就反映了其思維方法特征。

 

中醫學以五臟為核心的藏象學的建立主要是受五行觀念的影響。

 

五行、五臟配屬說是《內經》最具典型意義的象數模型。

 

《素問·五臟生成》指出“五臟之象，可以類推”。

 

《素問·金匱真言論》以取象思維方法，提出了“五臟應四時，各有收受”，詳細闡述了五臟之象與萬物之象相應。

 

《靈樞·九宮八風》也是運用取象思維方法，以后天八卦定方位，論述太一游宮規律，以及太一游宮所致正常、異常氣候變化，八風侵害人體的不同特點，說明順應自然、人與自然統一的重要性。

 

人體臟腑深藏于體內，雖然在人死后可以“解剖而視之”，然而解剖只能觀察到尸體的臟腑形態，而對活體的臟腑功能活動是難以知道的。

 

古代醫家運用象思維方法，結合粗略的解剖知識，建立了藏象理論，對人體臟腑的形態、性質、功能等進行了全面的認識和探究。

 

筆者從“人與天地相應”的觀點出發研究和理解傳統中醫的五臟。

 

因天有四時，地有五行，則人應有與天之四時對應的四氣（簡稱天系統）和與地之五行對應的五臟（簡稱地系統）。

 

天之四時之氣無形，主萬物之生化；

 

同理，人之四臟之氣亦宰精氣血津液之生化，體現時相一面。

 

地之五行有形，承萬物之生化；

 

同理，人之五臟亦載精氣血津液之生化，體現形體一面。

 

說明人與天地相應，存在著如天之無形（四時臟）和如地之有形（五形臟）的“天”、“地”兩套系統（見圖3）。

 

“天系統”即為藏于命門中的神調節先天之精的盈縮以化為通于四時的四時臟（時相臟）肝心肺腎。

 

“地系統”即為主藏五神的形體五臟肝心脾肺腎。

 

從人體的“天地系統”可知，傳統中醫的五臟功能實際上是“天地系統”功能的集合，與其說是古人直接觀察法和整體觀察法的結果，不如說是“人與天地相應”觀在五臟功能上的具體體現。

 

象思維與經絡理論的建構中醫學十二經脈的命名也是運用了取象比類之法。

 

“六律建陰陽諸經而合之十二月、……、十二經脈者，此五臟六腑之所以應天道。”

 

（《靈樞·經別》）；

 

“六氣分治，司天地者，……，天地之大紀，人神之通應也。”

 

（《素問·至真要大論》）。

 

筆者從天人相應的觀點出發，按照陰陽學說，陰陽之間總是消長進退，循環運轉，陰極陽生，陽極陰生。

 

因此，三陰三陽的運轉總是按一陰（厥陰）→二陰（少陰）→三陰（太陰）→一陽（少陽）→二陽（陽明）→三陽（太陽）這樣的次序進行，如此周而復始，如環無端。

 

而正是陰陽消長進退的有序變化產生出一年春、夏、長夏、秋、冬季節和風、暑、火、濕、燥、寒六種氣候上的變化。

 

而人與天地之氣相應，其經絡運動規律與自然界變化是相通的。

 

象思維與氣血理論的建構中醫學觀察人體注重氣之運動，而觀察氣之運動必須在機體活體狀態下才能做到，這就決定了中醫臨床家認識、思維方法的運用必然是一種動態的功能觀察法，即觀象——取象法，而不是靜態的形態解剖法。

 

從發生學角度，對《內經》氣血津液生成理論進行考察。

 

如“夫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素問·寶命全形論》）所述，人和天地自然有著統一的物質基礎，決定了人和天地自然享有共同的規律。

 

認為氣血津液在生成上具有共性環節———肺脾合氣，“肺脾合氣生成論”導源于“天地合氣而萬物化生”這一關于自然界演化原理的“援物比類”。

 

象思維與體質理論的建構《靈樞·五變》以斧斤伐木為喻，形象地論述了體質與發病的關系，“夫一木之中，堅脆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況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異耶……凡此五者，各有所傷，況于人乎”，以樹木之堅脆形象地比喻人體體質，把體表形態與內臟機能結合起來，將體質分為肉不堅腠理疏、五臟皆柔弱、小骨弱肉、粗理肉不堅、腸胃惡五種類型，就不同體質的易發病證進行了闡述。

 

象思維與病因病機理論的建構在構建病因學說的象思維時，運用陰陽學說、五行學說的陰陽自和、五行制化及勝復理論，來揭示凡使人“失和”的因素是病因學說的共性，從整體觀念出發，有人體內部失于和諧，人與自然失于和諧，人與社會失于和諧。

 

《素問·調經論》：“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陰，或生于陽。

 

其生于陽者，得之風雨寒暑；

 

其生于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

 

病生于陽——以“失衡”為主；

 

其中自然界氣候及運氣失衡是外因，人體內的陰陽平衡是內因。

 

病生于陰——以“過用”為主；

 

其中有情志過極、飲食不節、勞逸過度、起居無常、病氣遺傳、藥物過用等。

 

在致病因素的作用下，人體臟腑氣血的病理改變和病機變化必將在體表有所反映，“有諸內必形諸外”。

 

因此，人體外在的各種病癥表現（物象）實際上反映了人體內在臟腑氣機虛實寒熱的改變，在對紛繁復雜、千變萬化的癥狀和體征進行歸類，判斷它們反映了相對應臟腑氣血的變化時，中醫學運用取象思維方法，提出了“證”（意象）的概念。

 

六淫是中醫的病因之一，源自于自然界風、寒、暑、濕、燥、火六種氣候。

 

六氣的太過或不及，就成為致病的六淫。

 

六淫屬自然界的致病因素，這些致病因素作用于人體，發生一系列的生理病理變化，在沒有儀器設備的條件下，如何把握六淫的性質和致病特點？

 

《內經》就運用象思維來把握六淫的性質和致病特點。

 

六淫象的確立，是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的。

 

這兩個基礎是：自然界六氣的性質和特點；

 

六淫作用于人體或體內陰陽氣血的變化所表現出的病理征象。

 

運用“類比”的方法將兩者聯系起來，這就是六淫象形成的機理。

 

六淫作用于人體所表現的病理征象，稱為“外六淫”;由于體內陰陽氣血變化所表現的病理征象，稱為“內六淫”。

 

因此，六淫象實際上是在內外因素作用下人體病理變化的綜合概括，與自然界風、寒、暑、濕、燥、火六種氣候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

 

對“內因”的認識亦然。

 

象思維與治則治法理論的建構清代醫家徐大椿在《用藥如用兵論》中明確地指出：“《孫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盡之矣”，構建了兵學與醫學、兵道與醫道相互聯系的治則治法理論的象思維。

 

一是防病如防敵。

 

對于疾病，醫家主張“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

 

只有那些能預防或減少疾病發生的醫生，才能稱得上是良醫。

 

對于敵人，兵家主張，“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司馬法·仁本》），“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

 

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孫子兵法·九變》），平時就要有備無患，“立于不敗之地”。

 

這樣的將帥才能被稱為良將。

 

良醫本著治病如治寇的負責精神，因而能夠高度重視對疾病的預防，做到防微杜漸，加強防范。

 

再是老敵之師，扶正祛邪；

 

斷敵內應，標本兼治；

 

以寡勝眾，同病異治；

 

搗敵中堅，異病同治；

 

無擊堂堂之陣，無刺熇熇之熱；

 

推波助瀾，因勢利導；

 

權衡得失，和解為宜等以兵論醫。

 

治療中象數思維的應用還體現在“增水行舟”、“提壺揭蓋”、“圍師必闕”、“釜底抽薪”、“揚湯止沸”等具體治療思路上，使后人受益無窮。

 

中醫象思維經過了長期的臨床檢驗

 

一是認識上的發現。

 

中國古代醫家在長期的臨床實踐中發現，人體內臟腑、經絡、氣血功能異常而發生病變后，就會相應地出現某一個癥狀或某一組同時出現的、有一定關聯的癥狀，而這些癥狀消失后又可恢復正常的生理功能。

 

這樣就直接從人體上發現和總結出了生理與病理、體內與體外征象之間存在著的“對應關系”，從而創造了司外揣內這種象思維方式，也證明了它的實踐價值和正確性。

 

二是控制上的總結。

 

僅僅了解體內變化與體表征象之間相關聯是不夠的，還必須能夠通過收集病理征象信息，對病理狀態的機體進行調控，這才是診療的目的。

 

中國古代醫家通過大量的人體實驗和觀察發現，在患者出現某一種癥狀或某一組癥狀(證型)時，通過給予一種藥或一組藥(處方)就能夠消除這些癥狀，最后總結出了藥物與癥狀或證型之間的“對應關系”。

 

它雖然不像現代藥理學那樣去分析藥物產生療效的機理，但卻在實踐上獲得了巨大成功。

 

通過對“象”的把握，利用與癥狀相對應的藥物，調整體內異常的病性狀態，取得了較好的甚至是神奇的療效。

 

象思維對中醫藥學術創新的啟示

 

中醫對人體生理病理的認識，并非以物質實體為“直接”依據，而是構建了一個“間接”與物質實體聯系的系統——臟腑經絡氣血系統，其核心就是“象”。

 

中醫的臟腑概念包括了藏于體內的臟器和表現于外的生理、病理現象等兩個方面，因此，更準確地說臟腑應稱之為“藏象”。

 

雖然經絡客觀存在、臨床療效確切，但經過幾十年的努力至今卻未能尋找到物質實體，其實，經絡與臟腑氣血等都是一種“象”的存在，它們只與物質實體有著“間接”的關系，因此，從尋找物質實體的角度去研究經絡必然難以成功。

 

這也是20世紀以來借助西方現代科學思想、儀器設備從物質結構的角度去驗證、研究中醫總是失敗的根本原因，正確的方式應當是圍繞著“象”來展開研究。

 

中國科學院院士朱清時介紹的“弦論”對我們理解“象”以及經絡現象有著很大的啟示：在20世紀的后期,物理學的一個前沿領域“弦論”的發展又使我們對物質的看法更進了一步。

 

弦論的基本觀點是自然界的基本單元,如電子、光子、中微子和夸克等等，看起來像粒子，實際上都是很小很小的一維弦的不同振動模式。

 

如同小提琴上的弦所發出的音頻振動。

 

貝多芬的交響樂,可以用一套樂器把它們演奏出來，但這套樂器本身并不是交響樂。

 

組成交響樂的基本單元是樂器上發出的每一個音符。

 

每種振動模式都對應有特殊的共振頻率和波長。

 

小提琴弦的一個共振頻率對應于一個音階，而宇宙弦不同頻率的振動對應于不同的質量和能量。

 

有人說,無論宇宙弦多小,無論能否觀察到它們,宇宙弦總是客觀實在,是組成物質世界的基本單元,因此物質世界也應該是客觀實在。

 

此話不準確。

 

組成物質世界的基本單元是宇宙弦的各種可能的振動態，而不是宇宙弦自身。

 

中西醫認知路線圖

 

生理認知。

 

西醫：人體器官組織實體(具有物理、化學性質的正常生理功能活動)—生理表現→人體器官組織的功能或功能群(①可或尚不可查驗的實在的數據；

 

②自我感覺)—→與單一或多個人體器官組織對應，反映該部位實體的物理、化學等正常的生理功能活動。

 

中醫：人體器官組織實體(具有物理、化學性質的正常生理功能活動)—生理表現→生命狀態(①缺乏可查驗的實在的數據；

 

②自我感覺)—→藏象(按屬性或狀態分類)—臟腑經絡氣血的功能或功能群。

 

注：①不直接與個人體器官組織實體對應；

 

②與藏象關聯，反應臟腑、經絡、氣血等正常的生理功能活動。

 

病理認知。

 

西醫：人體器官組織病變實體(具有物理或化學的異常變化)—病理表現→癥狀或癥狀群(①可或尚不可查驗的實在的數據；

 

②自我感覺)—→病名診斷(①反映單一或多個病位；

 

②反映病理特征)—與單一或多個病位實體對應，反應病變部位的物理或化學變化。

 

中醫：人體器官組織病變實體(具有物理或化學的異常變化)—病理表現→癥狀或癥狀群(①可或尚不可查驗的實在的數據；

 

②自我感覺)—→病態藏象(與單一或多個病位對應，但按屬性或狀態分類)—→中醫病名和證型診斷(①反映病情的屬性；

 

②反映病變過程中的階段性狀態；

 

③宏觀的動態變化趨勢)。

 

注：①不直接與個人體器官組織實體對應；

 

②與中醫的臟腑經絡相對應，與藏象關聯，反映臟腑經絡氣血的病理變化。

 

從“象”的角度尋找中醫藥學術創新發展的突破點突破點之一：從現代對人體微觀認識的最新成果中，提煉出對“象”的新認知，進而借助儀器檢測獲得具有“象”意義的可測性的客觀數據。

 

由此，是否有希望創造出“中醫象檢測設備”。

 

突破點之二：以“象”的新認知為中心，升華中醫藥學術，是否創造出新的中醫基礎理論。

 

同時，探索傳統學術的“現代話”轉換，是否創造新的中醫學術語言，以解析中醫藥的健康觀和疾病診療認知體系。

 

突破點之三：利用現代科技成果，從“象”的角度對人體進行干預，是否可創造出“中醫象干預(治療)設備”、“象養生設備”和“新型象調控中藥”。

 

通過以上分析可見，不同的文化必然會形成不同的醫學思想和認知思維模式，任何具體知識的產生都與其相應的文化背景密切相關。

 

英國著名中國科技史學專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科學思想史》中指出：《易經》作為“一套精致的(不無一定的內在一貫性和美感力量的)象征及其解釋系統”，是“在任何其他文明的典籍中都找不到相近的對應物。”

 

而“這些象征被設想為以某種方式反映著大自然的一切過程。”

 

正是在天人合一整體觀、中國古代元氣學說以及對時間的認識等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影響下，中醫選擇了以“象”為核心的不分割、不破壞整體的認知思維方式。

 

無疑，象思維構成了中醫藥文化價值觀、認知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等3大核心中最重要的要素，也是中醫藥文化的靈魂。

 

由此，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在中醫藥學術研究中，必須堅持“象思維”，要以“象”為中心，努力從對“象”的認知過程中尋找學術創新的突破點，這才是中醫藥學術發展的正道。

 

參考資料^王樹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中西比較看中國象思維".^毛嘉陵北京中醫藥大學."象思維推動中醫藥學術創新".^梁永林、劉稼、李蘭珍、朱向東、程容、李廣遠、成映霞甘肅中醫學院."象思維是中醫理論的思維方式".相關文獻

 

引用：http://big5.wiki8.com/xiangsiwei_116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