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百科全書●哲學●兩漢哲學】 漢初六、七十年(四元前二○○~一三五)是黃老思想最占優勢的時代。
無為政治最適宜,因漢初體諒老百姓苦於秦之苛暴,連年戰亂,天下既定,人心思靜,故為休養生息計,唯獨黃老清淨無為之思想,最切於解決人生問題。
文景善用黃老德治安民之術,四海清平,數十年來與民休息,政通人和,國富民殷。
當時宰輔之臣,上行下效,皆本著黃老精神,而置重點於理陰陽、順四時、育萬物、撫四夷,以安撫百姓為主。
其實黃老之學,既由老莊之自然主義與陰陽家之思想混合而成。
黃帝本為中國之古帝王,自戰國末年至漢初,出了無數托名黃帝所作之書,漢書藝文志所載一切陰陽、五行、神仙、術數,都掛著黃帝的招牌。
漢初把老子拉來配合黃帝,故稱道家之學為黃老之學。
等到漢代中興之後,社會日趨穩定,國力日漸增強,然漢武帝雄才大略,不能安於黃老無為而治之主張,反而特別賞識儒家尊王攘夷、忠君孝親之學說。
故為達成其大一統的中央集權之君主專制政治,便重用董仲舒之賢良對策,祖述春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下詔天下遺書,逐年搜集經典,故儒家思想便日趨發達,奠定中國兩千年來,由儒家獨擅思想界之不拔根基。
漢武帝所以獨尊儒學的另一原因,係由於儒家思想注重現實人生之具體規範,故能合中國數千年來農業社會人民的生活範疇。
董仲舒一方面講儒家,一方面講陰陽五行,甚至把陰陽家的思想變成儒家正統思想。
董氏本治春秋公羊,他拿春秋來釋災異,而講天人感應,自成一體系。
若以春秋解釋人事,既成春秋災異學;
以五行解釋人事,成為尚書災異學。
劉向、劉歆典校五經祕書,集上古、歷春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跡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總群書而奏其七略。
楊雄博覽群書,善詞賦,更模倣論語作法言,擬易作太玄經,極力要調和儒、道二家之學說,以樹立一家之言。
其實,漢代思想的最大特色在於占星、陰陽五行、讖緯、象數之學極為流行。
雖然董仲舒尊儒,淮南子崇道,立場各有不同,可是在他們學說之中,均帶有濃厚的陰陽家之氣氛。
這些思想即使並無確切之科學根據,但是確實為當時學者「窮究天人之際,通達古今之變」的一套組織極為精緻,而有系統之形而上學架構,尤其在西漢末年最為盛行。
在當時不僅是達官貴人應對進退之間,均取決於讖緯之術,連王莽篡位,東漢光武帝中興,沒有不自以為是應讖。
而陰陽家更強調順天應時、待時、隨時之道;
認為晝夜寒暑四季相推,日月星辰之變化,江河海水之盈虧,動植物之盛衰生死,更應隨其時而採集、狩獵、耕種之事,再依日月之運行,周而復始,以定時間之曆法、空間之轉移節度及變化法則。
因為農業社會之生活方式,大都與天象、曆數,息息相關,進而由此而探究出自然法則,企圖尋求宇宙之統一原理,以至於對「天人之際」給予根本調和。
雖然陰陽家的思想,免不了會有荒誕不經之處,然而它尚不失為一種農業社會對宇宙人生初步探索之意識,從漢代至晚清流行不絕,而且均摻雜於各種學術思想領域,成為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思想中不可忽視、不容抹煞的事實。
綜觀兩漢哲學之演變,雖然係應時代環境之變化不同,但是始終都游離於儒道之間,並且脫離不了陰陽五行學說之影響。
大體說來,漢初之黃老之學,實際上就是老莊學說,而淮南子是集道學之大成;
陸賈、賈誼是漢初開崇儒之端;
董仲舒為集儒學之大成;
楊雄旨在調和道儒上用心。
東漢時代,王充確持反對災變、符瑞、天人相應之說,然其論衡一書充滿道家自然主義之思想,深具批評精神,引發張衡之攻擊讖緯,鄭玄、何休之爭論公羊、左傳,王符的潛夫論、崔實的政論、仲長統的昌言,均為政治批評實例。
而道教始於東漢,張陵為始祖,魏伯陽則開丹道之先,著周易參同契,專以陰陽消息之道,發長生久視之理。
佛教於東漢時傳入中國,東漢明帝遣蔡愔等出使西域求取佛法,然佛教在漢代僅為萌芽時期,影響思想界不大。
(楊政河)
引用: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3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