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時務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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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時務學堂】

 

【辭書名稱】教育大辭書

 

湖南時務學堂為巡撫陳寶箴、學政江標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四月與湘紳王先謙等所創設；

 

堂址位於長沙。

 

辦學初衷以「中體西用」為宗旨，講授經史、掌故、公法，並格致、測算等實學，期使湖南能致富強為東南先。

 

經費方面由士紳捐贈，並由採礦餘利及公款支出；

 

師資則依署理按察使黃遵憲提議，延聘梁啟超、李維格分任中學、西學總教習。

 

依原先章程規定，學生入學年齡限於十二至十六歲，學額為一百二十名，按府分派，如長沙府最多，定為二十四名，餘數名至十餘名不等。

 

考取入堂後試習三個月，由學堂嚴加甄別以定去留。

 

肄業以五年為限，期滿由撫學院會同大考，成績優者，給予科名仕進之階；

 

或作為生監，一體鄉試；

 

或咨送京師大學堂及出洋留學；

 

或保薦為使署翻譯隨員，與南北製造等局，差遣委用，以示鼓勵。

 

課程方面，中學包括四子書、〔左傳〕、〔國策〕、〔通鑑〕、〔聖武記〕、〔湘軍志〕及各種時務書刊；

 

西學以外國語文為主，兼及算學、格致、操演、步武、西史、天文、輿地等，並且是聘請精通西文之華人教習授之。

 

時務學堂之教習，如梁啟超、韓文舉、葉覺邁、歐渠甲等人均為康有為門生，而實際教育工作又以梁氏總其責，故康氏的革新思想乃透過學堂而播及湖南，這股風潮且得繼任學政徐仁鑄的支持與陳寶箴之維護，加上唐才常、譚嗣同等人透過〔湘學報〕、〔湘報〕的宣傳，因而短短數年之間，使湖南蔚為變法維新運動的重地。

 

就時務學堂而言，其教育方針已驟變，梁氏手訂的〔時務學堂學約〕基本上是根據〔萬木草堂小學學記〕而來，共有立志、養心、治身、讀書、窮理、學文、樂群、攝生、經世及傳教十條；

 

前八條為學課宗旨，後二條為理想抱負。

 

尤其後二條最能反映康、梁的立論，「經世」條言及「中學以經義、掌故為主；

 

西學以憲法、官制為歸」，「傳教」條則以「傳孔子太平大同之教於萬國」為旨趣，均足以彰顯中學乃本諸康氏改制及大同之理論，而西學則深涉於西政的範疇，凡此已超出傳統人士所謂「中體西用」的格局。

 

〔學約〕中所規定的課程分博通、專門二種。

 

博通學人人皆當通習，包括經學、諸子學、公理學、中外史志及格算諸學等，入學六個月後須自公法、掌故、格算三專門學中各認一門，與博通學並習，至於各學所閱之書則分專精、涉獵二種，每日時刻各占六、四。

 

除授課外，學堂又設有劄記冊及待間匭，藉由筆記、發問及批答以作為師生思想上的激盪交流。

 

總括而言，時務學堂之教育概本於康氏的今文經學路線，同時梁氏等人刊布學堂書刊及附加案語祕密散發的〔明夷待訪錄〕和〔揚州十日記〕諸書，則實又兼有宣傳民權及排滿的用意。

 

這些作為就保守人士來看，當然視如洪水猛獸，故激起王先謙、葉德輝、蘇輿等士紳的強烈攻訐，並在原本極保守的湖南廣大的士民間迅速得到支持。

 

於是王先謙等於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年）四月聯名罷免梁啟超（時在北京），到了六月，陳寶箴已難拒壓力，奏請燒燬〔孔子改制考〕；

 

此可視為戊戌政變的先聲。

 

八月，北京變法失敗，康、梁流亡海外，清廷更諭令燒燬〔學約〕等書刊，解散學堂，陳寶箴等一律革職，永不用。

 

光緒二十五年(1899)後，原址改辦求實書院。

 

時務學堂僅一年而終，但在保守的湖南可說是新式學堂的先驅，而以其與戊戌變法之密切關聯，更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至於最立即的影響，則是光緒二十六年(1900)，唐才常乘義和團之亂組自立軍起義於湖南，該役有許多學堂學生參加，實可視為戊戌年湖南變法的延伸。

 

因而就教育史言，時務學堂之設，正當晚清新舊學術及政治遞嬗之際，其所散播的革命性思想，及以教育實際聯繫政治活動，在晚清諸新式學堂中，均具有獨特的地位。

 

 

轉自:http://edic.nict.gov.tw/cgi-bin/tudic/gsweb.cgi?o=ddiction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