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
【辭書名稱】教育大辭書
理學之興,可以說是衰落已久的儒學之復興。
但理學係於北宋初期始勃然興起,而儒學之復興運動則在隋唐已見萌芽;
首先有此覺醒者,是後來稱為文中子的王通。
唯王通逝世過早,因此他僅對孔子思想加以紹述及鼓吹,而當時佛學思想正方興未艾,所以他的努力並沒有達到他的理想。
真正為宋明理學之先驅者,當推韓愈;
其理由約有下列三點:1.孟子與荀子本為同列諸子之儒家,周、秦之際,儒家中孟、荀二派並峙;
漢興以來,則荀學為盛,除揚雄對孟子有相當之推崇外,未有特崇之者。
韓愈獨以孟子得孔子之正傳,其學醇乎儒,非大醇小疵的荀子所可同日語。
韓愈一倡,此說大行;
宋儒極力推崇孟子,實自韓愈啟之。
2.〔大學〕本為〔禮記〕中之一篇,自漢至唐,未有重視之者,韓愈獨取其「明明德」、「正心」、「誠意」之說,表而出之,指出:「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
韓愈此處係指佛老及儒者均欲治心,但儒者之治心是入世的,而佛老之治心為出世的。
用意不同,結果自異;
迨至宋明,〔大學〕遂與〔孟子〕同為理學家崇奉之重要經典。
3.韓愈以儒道自任,又為「道統」之說,指出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間,有一個薪燼火傳、百變不離其宗的共同精神;
此種內聖外王、修己以安人之傳統精神,正是中國所賴以立的國魂,即所謂的「道統」。
「道統」之說經韓愈提倡,遂為宋代理學家所樂道;
而「道學」一詞,更成為宋、明儒學之別名。
韓愈的學生李翶,作〔復性書〕,把「復性」作為賢人學為聖人之修養方法。
所謂「復性」,在盡其性使返於本然之明;
其說與北宋四子之性說,頗多契合。
李翶一方面在方法上吸收佛學的精華,一方面在根本思想上強調儒家的道統;
在表面上是一種調和,實際上卻是借調和以揚棄佛學之流弊,增加儒學的血輪。
這也是以後宋、明理學家所走的道路。
韓愈、李翶都特別推崇四書,想在四書中體會六經的根本精神,很明顯地已成為理學之先驅。
理學亦稱「道學」,〔宋史〕中把理學家都歸入道學傳。
自宋至清,理學中程、朱(程顥、程頤、朱熹)一派成為正統的官方思想。
北宋的理學家,有周敦頤、張載、邵雍、程顥、程頤;
南宋朱熹更綜合各家學說集其大成,形成理學的正統理論。
至南宋的陸象山,與明代的王陽明,稱為陸王派,或是理學的一支,但一般人把他們另歸入「心學」系統。
張載把人與天地同體共性的本然之性,叫做「天地之性」,把氣聚而成形,成為人之後所形成的氣名為「氣質之性」。
天地之性是至善的,氣質之性則是有善與不善的。
他認為「天地之性」要依賴「氣質之性」才能發揮作用,如氣質有偏,則將妨礙「天地之性」之發展。
故教育的作用在變化氣質,使氣質之性受命於「天地之性」,而能「順性命之理」,防止「滅理窮欲」。
朱熹則將程頤「性即理」的思想與張載的「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的思想加以融貫。
把張載的「天地之性」改為「天命之性」,也就是「義理之性」;
認為「天命之性」就是「理」,亦即是「天理」。
人人自覺應服從「天理」,不可以違背「天理」,歸結到朱子所謂的「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
教育的目的即在「革盡人欲,復歸天理」。
理學家認為實現「天理」,是靠人的高度自覺心;
使每個人先天的「善性」,在日常生活中充分體現與自覺完成。
能「盡性順命」,達到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理學家認為「慎獨精察」、「主敬存養」是做人的基本工夫,「變化氣質」、「存天理,去人欲」是教育的基本目的。
理學家講究氣節與操守,提倡「持志」、「養氣」、「捨生取義」,強調道德的責任感與歷史的使命感。
宋、元、明三代均為理學的昌明時代,對當時的士大夫和後世的知識分子,有深遠的影響。
轉自:http://edic.nict.gov.tw/cgi-bin/tudic/gsweb.cgi?o=d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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