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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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辭學】

 

Rhetoric

 

【辭書名稱】教育大辭書

 

「修辭學」，依其從英文字翻譯而來的意義，是一個學習科目，或者也可視為一門學問；

 

是歐洲中世紀七藝之一，且認為是一個重要的文科。

 

但其源流卻始於希臘三哲，亞里斯多德(Aristotle,384~322B.C.)有一本專著即名［修辭學］。

 

照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學］中所說，這是一種「藝術」，是「說服者」（說服別人接受自己的意見）所用的一種工具或方法；

 

也可以說是「說服的藝術」。

 

其中含有三個主要因素：一是「說服者」的性格能取信於聽眾；

 

二是說辭能打入聽眾心坎，引起聽眾的熱情反應（如另有相反的說服者或意見時，不妨刺激聽眾，引起對對方的反感以至憤怒，轉而愈益服膺自己）；

 

三是要言而有徵，可以用實例、諷喻辨明「真理」。

 

由是「說服者」必須了解人情人性，善用歸納的邏輯推理（特指亞氏所倡的三段論法）。

 

說服類似「辯論」(dialectic)，卻不是對「一個人」而發，而是面對「某一類人」，發言則可旁敲側擊。

 

言辭的技巧旨在說服聽眾，並不嚴格的要求誠實。

 

即是以能引起聽眾興趣為主，必須投其所好，在涉及利益時，當以最大的利益為指向。

 

亞氏的［修辭學］針對三種用途，即政治、訴訟（法庭）和典禮的演說辭或祝辭。

 

政治方面的話題有方式和工具，戰與和、國防、輸出與輸入、立法等。

 

法律方面以行為的是非為旨，辨別合法與違法的行為，以與正義對照。

 

典禮演說或祝辭之類關乎善惡的褒貶。

 

前二者都要激起聽眾的情緒作用，於是亞氏對情緒的定義和類別也有相當明白的解釋，並由情緒論及倫理和道德。

 

不過說服在於以言辭折服對方或聽眾，所以說話的藝術成為重要條件。

 

亞氏書中由說辭論及文章，即文章的說服功用，從而列舉四種不當的例子，如誤用複合辭，好用詭異字，用長而頻繁的形容辭，不當的隱喻。

 

而正確或良好的方式則是：善用連接辭，用明顯而特別常用的辭句，避免含混不清，明白陳述。

 

對於全部說辭，也要有適當的組織，最主要的必然是陳述而繼以例證。

 

由於歐洲中世紀時先發現了亞里斯多德的遺著，修辭學在西方遂成為一個重要的辭目。

 

實則在亞氏之前，柏拉圖(Plato,427~347B.C.)的著作中（如Phaedrus）已經論及修辭，而其後以演講術著稱的西塞祿(M.T.Cicero,106~43B.C.)的遺著，即將哲學與修辭學合為一體，以為哲學須靠修辭而表現說服力，且強調公眾場合的演說效果，其著作之一即為［演說家］(DeOratore)，認為偉大的演說家具有說服力與說服的技巧，但演說的內容則須具有哲學觀點或主張，方能顯示其見解有使人信服的作用。

 

中國典籍中向無「修辭學」一辭，所以在西學輸入之前並無以此為名的「科目」。

 

實則中國不但有此科目，而且有充分的名辭概念和史實，只是未出現「修辭學」一詞而已。

 

中文典籍中首先出現「修辭」二字的是［周易、乾卦］中的「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

 

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注為「修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

 

是說言辭和事實、實例，以至道理相符合，已確定了言辭誠實是取信於人的原則。

 

次見［論語．先進］中有「言語，宰我子貢。」

 

言語即是說辭，正確的說，即「修辭」，而子貢之善於言語，多見於其他記載，足證子貢在說話方面有獨到之處。

 

同時孔子為魯相的夾谷之會，也表現了孔子的說服力。

 

又［論語．子路］中有「子曰：誦詩三百，受之以政，不達；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則不但以「詩」為外交「辭令」的泉源，更是通達「政治」的工具，即不僅有「說服」的功能，而且有通達政務的效用，至少兼具了如亞氏所說的說服用於政治。

 

又［論語．憲問］中有句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對言語和德性做了區分，而且孔子對修辭以「詩」和「禮」為依據，從其中領悟說服的技巧。

 

（按［禮記．曲禮上］中有句為：「禮，不妄說、不辭費。」

 

辭費即是說不必要的話。）

 

從我國典籍和史書記載，中文之「言辭」或「言語」字面上和「修辭學」不同，實質上包括「說服」的內容、用途、方法和技巧，而且以「道德」為指導原則，其用途不僅在「施政」（政教闡釋）、「聽訴」、國際（戰和）等方面，即在說話和為文，也以求「辭達」為主要方向。

 

從戰國以來，便傳有鬼谷子授徒的科目中有「說話」一類，戰國縱橫家的蘇秦和張儀即出自其門。

 

而戰國時期「說客」之多，不能勝數，多數以「說服」一位國君採取戰或和的決定，見於政治方面的最多，現有［國語］（左丘明撰，韋昭注）一書。

 

不過似乎多在面對國君一人而作，但在面對一位國君時，其臣下中不免有持異議的，含有如亞氏所說面對反對者的「說服」方式與技巧。

 

至於齊國的「稷下之士」，以在「稷門」下當眾演說而得名，恰似亞氏和西塞祿所講的演說。

 

此後至漢高祖與楚王爭鋒時，還靠「說士」如酈食其、陸賈之流的遊說，得成滅楚興漢的帝業，足為「修辭」有「學」的明證。

 

至於在書寫或著作方面，歷來的作者無不注意文辭「工美」見於著作，但少系統的論述，直到劉勰著［文心雕龍］可謂為中國「修辭學」的經典之作，劉氏只是不知道西方有這個名稱而已，但中國人卻不可不知，更不可誤以為中國原來沒有修辭學。

 

試從［文心雕龍］撰寫的旨趣看，在劉勰［序志］中說，在於「樹德建言」，已超出「說服」之上。

 

目的則在於「體現要義」，所以「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用以為文章的樞紐；

 

並剖析情理，修飾文采，說明風骨，包括附會和變通；

 

又陳述聲律和練字等問題。

 

體系之宏偉完整，也超出西方修辭學之上。

 

全書有四十九個題目，盡在前四十五則之中，即使以書寫文章為前提，然和「正式語言」如「說服」的性質比照，也並無二致，也不只用於政治、法律及典禮而已；

 

其效用也不在一時一事的取決，更關係著長久性的政策建言，申張正義，倡明體制，意義也更為深刻。

 

後世只把［文心雕龍］當作文學修辭之書，未將其應用擴展至其他著作領域，殊為可惜；

 

更未將其對書寫的經緯用於言辭，則是極大的損失。

 

而在教育中，擇其中言辭的要旨作說話的原則，應該使言者或教師說話，增加說服力，是亟值注意之處，不必以為中國無「修辭學」而有所憾。

 

 

轉自:http://edic.nict.gov.tw/cgi-bin/tudic/gsweb.cgi?o=ddiction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