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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患中醫】
憂患中醫
1913年，美國醫史學家嘉立森(F.Garrisen)介紹世界醫學史的專著——《醫學史》面世。全書近700頁，但有關中國醫學的內容不足一頁，且有謬誤。
時任中華醫學會會長的伍連德向嘉立森去函質疑，得其回復稱，“中國醫學或有所長，顧未見有以西文述之者，區區半頁之資料，猶屬外人之作，參考無從，遂難立說，簡略而誤，非餘之咎。”
為“保存國粹，矯正外論”，伍連德和王吉民耗十六載光陰，編纂一部英文《中國醫史》，維護了中國傳統醫學的尊嚴。
如今，在大約70年的時光逝去後，面對西方醫學一日千里的咄咄之勢，中國傳統醫學在國內的陣地劇烈收縮，面臨著比王、伍二人成書時更為艱難的境地。
王、伍二人，皆西醫出身，他們對傳統醫學的敬意，在今日的西醫身上，往往無跡可尋。
在不少人看來，當今的西醫大夫們，站在“科學”這面旗幟下，代表著先進，代言著文明，他們理應對中醫“玄學”不屑一顧，甚至保持警惕。
也有人指出，百年來的中西醫論爭中，中醫所謂的“落後”、“愚昧”，已被較充分地提出並檢討，而西醫借“科學”之威，對中醫造成的傷害甚至是毀壞，尚未獲得充足的認識和省思。
人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在醫療技術突飛猛進、醫療器械日新月異、藥品種類日益豐富之時，西醫醫生和患者溝通交流的時間趨於縮減，甚至病人會感慨自己在醫生眼中，只是一部系統運行不正常的機器。
當溫情的醫患關係幾乎成為奢求，人們開始思考：醫學是不是病了？醫學對“科學”的狂熱追求，是不是在導致其背離自己“為病家謀幸福”的初衷？
此時此刻，中醫大夫望、聞、問、切的親和，簡、便、廉、驗的精誠，越發讓人懷念。
可放眼中國，能夠望、聞、問、切診斷，能夠辨證論治處方，且有一定療效的中醫大夫，估計只有1萬到3萬人了。有人擔心，今後中國人學正宗中醫，要像玄奘取經那樣遠赴異國。
此種焦慮下，多位研究人士得知本刊關注此事，熱情鼓舞，有人甚至抱病將採訪時間從1個小時延長到3個小時，就因為“中醫的事必須要好好談、認真談” ，而中醫藥的主管部門——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這兩週來則一直以領導出差為由，婉拒採訪。
中醫堪憂！ (文/張冉燃)
中西醫結合：半個世紀的爭論
在為中西醫結合支付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後，人們的反思似乎回到了原點：作為世界上少有的提倡傳統醫學和現代醫學相結合的國家，中國的這條路選對了嗎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張冉燃
“中西醫結合”方針已提出約半個世紀，今天仍在承受追問和質疑。
“這讓搞這個專業的一些人覺得尷尬”，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秘書長穆大偉說。
他告訴《瞭望》新聞周刊，中西醫結合的出發點本是“西學中”，即用西方現代醫學的方法整理、挖掘中醫藥學這個寶庫，然而，半個世紀後，西醫反客為主，其強勢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中西醫結合遭到西醫界的忽視、忽略，甚至在中醫那裡，也受到冷落，被認為名為發揚中醫、實則消滅中醫——“結合一點，消滅一點，完全結合，完全消滅”。
北京崔月犁傳統醫學研究中心以“振興中醫”為己任，該中心主任張曉彤是原衛生部部長崔月犁之子。他對《瞭望》新聞周刊說：“中西醫結合就是西方為消滅中醫藥而射向中醫的一支暗箭。”
在為此支付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後，中國的醫道中人對中西醫結合的反思似乎回到了原點：作為世界上少有的提倡傳統醫學和現代醫學相結合的國家，中國的這條路選對了嗎？
毛澤東：西醫學習中醫
有關政府官員對這一抉擇顯得頗為自信。
西醫出身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韓啟德當過赤腳醫生，自稱為“野路子”的中西醫結合醫師。
2007年，他在中國醫師協會中西醫結合醫師分會成立大會上說：“我們的中西醫結合，應該說比西醫(或現代醫學)和中醫到了更高的一個階段，只是我們做得還不夠，如果哪一天我們真的做好了，我們一定是處在人類醫學裡面最高的境界。”
在這次講話中，韓啟德還表示，“中醫還是中醫，西醫還是西醫，我想永遠不能叫中西醫結合，也達不到結合。”
在他看來，中醫、西醫一起來解決問題，也是一個很好的結合，但從長遠、從根本上說，只有把中醫、西醫兩者結合，創造成一體，也就是創造出中國醫學，才能說真正達到中西醫結合。
50多年前的1956年，毛澤東就萌生類似想法。他提出：“把中醫中藥的知識和西醫西藥的知識結合起來，創造中國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
這被認為是中西醫結合概念的原始出處。
此前的1950年，在新中國成立後召開的首屆全國衛生大會上，即將“團結中西醫”確立為衛生工作三大方針之一。
中國中醫科學院醫史文獻研究所研究員王振瑞是知名醫史專家，他向《瞭望》新聞周刊分析說：“團結中西醫是基於當時現實國情的一種必然選擇。”
剛剛成立的新中國，面對民眾貧病交加、健康狀況較差的情況。
中醫有幾十萬人的人員優勢，西醫有防治傳染病、地方病等的技術優勢。 “在這種困難時刻，只有中西醫團結協作，才能迅速改善當時的醫療條件和衛生狀況。”王振瑞說。
他的研究還表明，在第一屆全國衛生大會上，除落到字面上的“團結中西醫”外，還有一個雖未宣傳、卻在執行的中醫政策，即“中醫科學化”。
王振瑞說，此時的“中醫科學化”，其實說的是中醫醫生的科學化，即對經考核合格准予執業的中醫，通過“進修”進行現代醫學的改造，使其變成“科學醫” 。
換言之，“中醫科學化”就是讓中醫學習西方自然科學的理論，如解剖、生理、細菌、病理等。
此項政策執行幾年後，1955年11月19日的《人民日報》刊載了當時衛生部副部長賀誠的檢討，題為《檢查我在衛生工作中的錯誤思想》。
賀誠暴露他的“錯誤思想”包括：“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雖然號召了中西醫互相學習，但在實際工作中則只著重要中醫學習西醫學”，“我的團結中醫是從臨時應急觀點出發，並且認為終必以西醫代替中醫”，“我認為中醫的前途將是：由城到鄉，由鄉走向自然淘汰”。
此番檢討的背景是，自1953年開始，毛澤東對衛生部輕視、歧視、限制中醫的做法提出批評。
1954年，毛澤東強調，“今後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醫學習中醫，而不是中醫學西醫。”
當年10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貫徹對待中醫的正確政策》的社論，認為：“號召和組織西醫學習研究中醫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11月23日，中國中央在批轉中央文委黨組《關於改進中醫工作問題的報告》中提出，“當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大力號召和組織西醫學習中醫，鼓勵那些具有現代科學知識的西醫，採取適當的態度同中醫合作，向中醫學習，整理祖國的醫學遺產。”
此種氛圍下，1955年，衛生部舉辦了第一期全國性的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下稱“西學中”班)。
“中西醫結合就是從西醫學習中醫開始的，西醫學習中醫是史無前例的創舉。”王振瑞評論道。
崔月犁：不知不覺把中醫消滅了
1955年12月21日，《光明日報》刊發社論《開展祖國醫學的研究工作》，認為：“西醫學習中醫學術，必須是系統地學習，全面地接受，然後加以整理和提高。”
王振瑞說：“這是幾十年來一直發揮著指導作用的'系統學習，全面掌握，整理提高'十二字方針在媒體上的最早表述。”
很多當事人一度對“西學中”的意義不解，對學習中醫產生抵觸情緒。
李經緯是第一屆“西學中”班的學員，目前是中國著名醫史學家。去年他在《中華醫史雜誌》發表“八十自述”，提及當年他參加學習的狀態：“首先由於解除思想上困惑之需要，自己下決心系統閱讀歷代中醫外科著作與綜合性醫書之外科內容。”
1958年，李經緯等首屆“西學中”班學員畢業。
同年9月25日，衛生部呈遞《關於西醫學中醫離職班情況成績和經驗給中央的報告》，稱學員們“逐步對中醫發生興趣，覺得越學越有內容。
特別經過他們親手以中醫的學術治好了不少病人，他們親身體會到，用中醫學術治病，確有較高療效。
比如：有一黃疸患者，病勢危急，西醫治療無效，後由學員李經緯用中醫辦法治好了”。
毛澤東批示：“此件很好”，並說“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
據穆大偉介紹，此後，全國有計劃地舉辦“西學中”班一直持續到1976年左右，各種脫產或不脫產的“西學中”班儼然成為一項群眾運動。
穆大偉認為，“西學中”班是中西醫結合人才培養的第一個里程碑，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成長為中西醫結合的中堅力量，陳可冀、吳鹹中、沈自尹等佼佼者相繼摘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等多項大獎。
在“西學中”轟轟烈烈的勢頭下，1978年，時任衛生部副部長的崔月犁看到的情況卻是，“中醫那時已經被破壞得很厲害了”。
崔月犁晚年在自述中寫道，“文革”前全國有371所縣以上的中醫院，最後只剩下171所，這剩下的171所，基本上是西醫掌權，裡面的醫療方法也基本上全是西醫，即掛著“梅蘭芳的牌子，唱著朱逢博(美聲唱法的音樂家)的調子”；
同時，全國中醫職稱專業技術人員有34萬，僅佔總人口0.34‰，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是中低級人員，高級職稱人員所佔比例很小。
崔月犁分析了中醫困難的原因：“有些人在指導思想上不明確，不是在發展中醫或者發展西醫過程中進行中西醫結合，而是直接以西醫替代，嘴上承認中醫是科學，實際心裡還是認為中醫是落後的，不知不覺把中醫消滅了。”
“直接以西醫替代”，就是被一些中醫從業者詬病的“中醫西醫化”。他們認為，從結果上看，中西醫結合就是中醫西醫化。
張曉彤說：“毛澤東的政治理念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法寶。在對待中醫的問題上，毛澤東沿襲他的政治理念，但醫學畢竟不同於政治，應該讓政治的歸政治，醫學的歸醫學。”
原衛生部中醫司司長、被稱為“中醫司令”的呂炳奎，1981年為《浙江中醫雜誌》撰寫《如何認識和對待中醫、西醫、中西醫結合三支力量長期並存的問題》，認為， “'文革'前的17年，中醫和中西醫結合工作出現過一些曲折或者是大的曲折，但由於得到黨的重視，中醫事業得到了發展，取得了較大的成績”，“'文革'十年浩劫，中醫事業遭到了嚴重破壞”。
呂炳奎認為，“文革”期間，在中西醫結合方面形而上學猖獗，提出了“人人學中醫”、“在1985年要創造新醫藥學的雛形”、“赤腳醫生是中西醫結合的主力軍”等“聳人聽聞的、嚴重脫離實際的口號”。
結果是，“中西醫結合一時成了衛生工作的中心，一切隸屬於中西醫結合，服從於中西醫結合”，“西醫發展受了影響，中醫瀕臨被消滅的境地”。
張曉彤對“中西醫結合”的評價是“一個政治口號、一種行政號召”，“既然承認中醫是科學的，為什麼又將中醫自身的發展與完善寄託在西醫學術身上？
為什麼不能讓中醫按照自身規律，自我發展、自我完善呢？中西醫結合就是要用西醫取代和改造中醫，它對中醫的傷害，比西醫更為嚴重”。
“純種馬優勢派”比拼“雜交稻優勢派”
穆大偉淡淡一笑，沒有正面反駁這種觀點：“的確聽到過這種說法，我認為他們不了解中西醫結合的目的，也不了解中西醫結合的研究方法。”
他強調，中西醫結合的使命從來都是繼承發揚祖國醫藥學遺產、發展中國醫學科學，只是其採取的研究方法是現代科學方法。
王振瑞認為，關於中西醫結合會使中醫學消亡的擔心是多餘的，幾十年的中西醫結合研究並沒有導致中醫學的部分的消亡，反而為中醫學的發展提供了借鑒。
一種科學能否存續，最終取決於社會對它是否存在需求。
如果真的完全喪失了社會需求，它便自然地走向消亡。 “但即便到了那時，與其視之為消亡，倒不如認為其可貴的經驗和精神以新的形式獲得了永生”。
自19世紀西醫比較系統地傳入中國，就有人試圖調和中西醫，並發展成近代中醫的代表學派——中西醫匯通學派。其代表人物張錫純在上世紀上半葉因撰寫《醫學衷中參西錄》，被奉為“實驗派大師”。
張錫純的實驗，並未引發“中醫西醫化”和反“中醫西醫化”之間的爭論。
王振瑞認為，中西醫匯通派的醫家和中西醫結合的從業者，在“立場、研究方法和目的上有本質區別”。前者站在中醫的立場上，用思辨和類比的方法，將西醫學知識融於傳統中醫學體系，建立新的中醫學即“新中醫”；
後者立足兩種醫學之上，用實驗科學的方法，闡釋傳統中醫學的規律，發掘中醫學的理論精華和經驗真知，使之與現代醫學體系相融合，建立統一在實驗科學基礎上的新醫學。
張曉彤說，正是因為二者在出發點和目標上的巨大差異，中西醫匯通派仍屬中醫流派，中西醫結合則出自一種虛妄的想像。
具體而言，在研究對像上，中醫關注整體狀態下的人，西醫研究機體的結構和功能，從研究方法上，中醫重系統，西醫重還原，“這些難以中和的差異決定了中西醫的結合只能是一個看似美好的烏托邦”。
穆大偉強調，中西醫結合有初級階段、高級階段的差別。 “初級階段的中西醫結合，包括診斷上的辨病與辨證相結合、臨床上的治療方法與藥物相結合等，高級階段則是兩個醫學理論體系的融會貫通。”
王振瑞認可中西醫理論體系的相融難度甚大，中西醫結合基礎研究並不都是成功的，但不能因此而否認中西醫結合的研究方向。在某種意義上講，不成功也是一種收穫。
長期從事醫學人文研究的王一方在《醫學人文十五講》中將兩派比作“純種馬優勢派”和“雜交稻優勢派”。
王一方說：“我倒希望各自堅持自己的主張去發展，不要也不可能既要'純'、又要'雜'這類的調和立場，在我看來，砸碎傳統的大革新家與堅守傳統的大保守家都值得尊重。
尤其是在科學革命學說盛行的今天，要充分尊重文化守成主義者的選擇實在不容易。”
“海陸空”或“魏蜀吳”
1980年，衛生部召開中醫、中西醫結合工作會議，出台了中醫、西醫、中西醫結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發展、長期並存的方針。
“這個方針明確了中醫、西醫和中西醫結合三支力量的相對獨立性，標誌著中西醫結合邁入新的階段。”王振瑞說。
此後，有關部門又先後提出“促進中西醫結合”、“推動中醫、西醫兩種醫學體系的有機結合”、“發揮中西醫結合的優勢”等方針。
王振瑞認為，“20多年來，中國政府保證中西醫結合的獨立學術地位，促進中西醫結合已經成為一貫性政策，雖然難以預料未來會否出現大的轉折，但可以肯定的是，誰都希望這三者要搞海陸空，不搞魏蜀吳。”
只是，在“中西醫並重”的政策下，西醫已佔盡優勢，中醫和中西醫結合一直難以完全擺脫生存危機。僅從中醫和中西醫結合二者所能獲得的各種資源看，其總和仍與西醫有天壤之別。
王一方說：“科技領域裡卻偏偏有一個頑強的'中國醫學'概念的存在，實在是一個特例，它說明中西醫學的整合程度尚有一定難度，也說明中國醫學具有較濃的人文特徵。 ”
韓啟德在前述講話中亦稱：“西醫在一個東方國家成為主流醫學，我想這是一個普遍現象。但是像中國這樣自己的、原來的醫學，退到了非常非常邊緣的位置，而絕大部分被現代醫學占主要地位的情況，我想這不是唯一，不是非常特殊的情況。”
他接著說：“反過來，就是中醫又這麼強大，這是很少見的，在西方國家也有自己的民族醫學，叫替代醫學也好，其他民間醫學也好，但是它是非常微弱的，只有我們中國有這麼占主導地位的現代醫學，同時又有這麼歷史悠久，而且在現在還發揮著這麼強大、普遍作用的自成系統的醫學，我認為世界上是沒有的。”
著眼現實與未來，有人悲觀地認為，“中西醫並重”可能很難實現政策上的“公平發展”。對此，香港中文大學中醫中藥研究所梁秉中教授在為《當中醫遇上西醫》一書撰寫的序言中指出：“科技的成果，造成了它的專橫跋扈，早已形成唯我獨尊之勢，除非傳統醫學能及時引進科學，利用科學，否則也只好安於自我封閉了。”
這也正是張曉彤們擔心的——“強者和弱者怎麼可能真的結合？強者是一定會要求弱者完全服從的，那弱者還能存在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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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2-9-1 23: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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