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師同文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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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師同文館】

 

【辭書名稱】教育大辭書

 

京師同文館之設置，肇因於清末西方列強入侵中國，清廷苦於欠缺適當的外交人才以擔負交涉折衝重任；

 

尤其咸豐十年(1860)，第二次英法聯軍攻陷北京，喪權割地，創鉅痛深，清廷更深深體會「外國交涉事件，必先議其情形，……欲悉各國情形，必諳其語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故下定決心，由造就外語人才從頭做起，乃仿俄羅斯館章程規制，設置了外國語學堂以培養外交和翻譯人員，供總理衙門及各使館之用。

 

同文館由此於同治元年(1862)首先創立，歸總理衙門管理；

 

初只設置英文館，聘英人巴登(J.S.Burdon)為英文教習，漢人徐樹琳為漢文教習。

 

其後相繼添設法文館、俄文館(1863)、德文館(1872)、東文（日文）館(1895)。

 

此外，因鑒於西藝西學之精巧，遂添設算學館、天文館(1866)等。

 

同治元年初設時，恭親王奕訢即擬定章程，規定學生由八旗滿、蒙、漢閒散內擇其資質聰慧，現習滿文，年在十五歲上下者，各旗保送二、三名，予以酌量錄取，挨次傳補。

 

其後又曾向專取正途的士大夫招考，也曾分批保送上海廣方言館與廣東同文館學生就讀，甚而有經推薦即可直接入館者。

 

學生人數極盛時達一百三十餘人。

 

學生通常肄業八年，一律留館住宿，食宿和書籍均由館方供給，並領膏火費，待遇優厚。

 

考試分月課、季考、歲考、大考（三年一次）數種，優等者授以品秩與官職，擔任翻譯或投身自強運動所興辦的事業中。

 

同文館在管理上，由於同治五年後辦學經費自海關提取，故財政大權為總稅務司哈德(R.Hart)所攬，教習聘任率由其包辦，總教習丁韙良(W.A.P.Martin)一任二十六年(1869~1895)，兩人對於同文館之發展，關係極大。

 

光緒二十年(1894)，清廷慘敗於甲午戰爭，次年御史陳其璋上疏痛斥同文館之腐敗，未曾真正培育出造詣精熟、洞悉時務之士。

 

其他如李端棻、孫家鼐、梁啟超等人也各就宗旨、規制、教學等多有批評。

 

光緒年間士大夫對同文館乃至整個教育的批評，以及所提的各項建議，影響到京師大學堂的設置（光緒二十四年）與新式教育制度的建立。

 

光緒二十七年，同文館簡併至京師大學堂，由管學大臣統一整頓。

 

京師同文館之創設，厥為清末新式學校之濫觴，而其四十年間之成敗，亦可為此時期教育活動之縮影。

 

 

轉自:http://edic.nict.gov.tw/cgi-bin/tudic/gsweb.cgi?o=ddiction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