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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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德】

 

【辭書名稱】教育大辭書

 

刑德出自桓寬〔鹽鐵論．第五十五篇．刑德篇〕。

 

在〔鹽鐵論〕中，御史大夫與賢良文學除了針對當時經濟政策展開辯論外，也就治國理民之道各抒己見：御史大夫主張採取法家之嚴刑峻法；

 

而賢良文學則主張儒家的禮義教化之德教思想。

 

〔刑德篇〕即是兩方論點的闡述。

 

首先是御史大夫們從「性惡」觀點出發，認為民心險惡，非用法刑不能收防非矯刑、禁姦阻惡的效果。

 

文中說：「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

 

法者，所以督姦也。

 

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姦禁；

 

罔（同網）疏則獸失，法矢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伕而輕犯禁。

 

故禁不必法，夫徼倖誅誡、蹠蹻不犯。

 

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矩。』」

在御史大夫等政府官員心中，法令就像捕獸的網罟一樣，法令必須嚴密，才能禁絕人民的姦犯。

 

除了嚴密外，法令也必須採取重罰的方式，才能達到嚇阻犯罪的效果。

 

文學則說：王者立法，昭明如日月，寬廣若大路。

 

人人都知遵守，所以不輕易犯法。

 

大夫反駁說：大路雖廣，而人民還公然犯之（法），就是因為罰罪太輕。

 

「千仞之高，人不輕凌；

 

千鈞之重，人不輕舉。

 

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

 

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

 

……故輕之為重，淺之為深，有緣而然。」

 

就是說，國家要實行嚴刑峻法，才能做到國治民安。

 

賢良文學因來自民間，受儒家思想影響，對於主張重刑之御史大夫的看法，不以為然。

 

他們主張為政之道以愛民為先。

 

說：「故君子愛仁以及物，治近以及遠。

 

傳曰：『凡生之物，莫貴於人；

 

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

 

』放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

 

基於這種「以民為本」的思想，他們認為嚴刑峻法並非長久治國理民之道，因為法依人情而制，並非設罪以陷人。

 

又．在下一篇〔申韓篇〕中說：「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

 

……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為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

 

是說法刑只能改變人外在的行為，至於其內在德性的培養，仍有待德教的施行。

 

在〔授時篇〕中賢良說：「三代之盛，無亂萌，教也。

 

夏商之季世，無順民，俗也。

 

是以王者設庠序，明教化，以防道其民，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

 

故禮義立則耕者讓於野，禮義壞則君子爭於朝。」

 

是說惟有禮義教化的德教，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不過賢良文學雖然反對嚴刑峻法，但不是全然反對法令的施行。

 

他們主要的是在強調法令的明確性與寬簡性，如〔刑德篇〕中所說：「道德眾，人不知所由；

 

法令眾，民不知所辟。

 

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

 

若大路，故民不惑。

 

幽隱遠方，折手知足，室女童婦，咸知所避。

 

是以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

 

…』」又「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

 

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

 

法當緣人情而制，而不是只為達成施政者之目的；

 

制法也當明確簡寬，使「室女童婦，咸知所避」。

 

總之，關於法治與德治孰重的問題，本來就是法家與儒家在政治理想方面一直爭論的焦點。

 

無可否認的，這兩者在某個情境下都有其必要性，但也都有其不足之處。

 

以法家所主張的嚴刑峻法來說，在亂世固然能收到速效，但若以此為治國之恆久理念，必將造成傷恩薄德的殘酷局面，而且守法不是出自本心。

 

而儒家所主張的禮義教化，雖為治本之理想方法，但在人民達到相當的道德水準之前，先要用法律約束行為，才能逐漸形成德性。

 

 

轉自:http://edic.nict.gov.tw/cgi-bin/tudic/gsweb.cgi?o=ddiction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