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博物院的國寶 --- 鶴蓮方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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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博物院的國寶 --- 鶴蓮方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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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博物院的國寶 --- 鶴蓮方壺】

國之重寶——蓮鶴方壺

    

河南博物院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分別收藏有一件蓮鶴方壺。

 

這兩件蓮鶴方壺原本是一對，它們碩大的器形、優雅的曲線、純青的工藝、精美的紋飾，尤其是頂端盛開的蓮瓣之中挺立展翅欲飛的仙鶴，清新雋永，令世人嘆為觀止。 
   

然而，這對蓮鶴方壺的發現、收藏和流傳，卻有著曲折傳奇的經歷，方壺的背後，也蘊含著的豐富的歷史知識和文化內涵。

 

石破天驚　國寶重見天日
   

早在2300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位於河南省會鄭州市南郊的新鄭還是鄭國的國都。

 

公元前375年，韓國軍隊把新鄭團團包圍，新鄭城下，旌旗招展，號角齊鳴，在韓國大軍的強大攻勢下，鄭國很快就滅亡了。

 

之後，過了140多年，到了公元前230年，韓國又被強大的秦國消滅，新鄭這個都城廢棄了，昔日繁華的鄭 韓故城逐漸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

 

隨著時光的流逝，朝代的變遷，曾經發生在鄭國的往事漸漸被人們遺忘了。 
   

1923年，石破天驚，世人的目光被偶然發生的事件吸引到了新鄭市李家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話還要從這一年的8月說起。

 

火辣辣的太陽照在鄉紳李銳家的菜園裡，由於乾旱，蔬菜已經打蔫了，李銳決定在菜園裡打一口井。

這位紳士怎麼也沒有想到，菜園的下面就是當年鄭國的大墓，大墓裡曾安睡的是鄭國國君。李銳竟挖出了不少青銅器，他挑選了幾件比較完整的銅鼎去賣，發了一筆財。
   

俗話說：沒有不透風的墻。

 

李銳挖到寶的消息很快就傳到縣裡，縣裡馬上派人來制止，李銳非但不聽，反而挖得更起勁了。

說來也巧，恰逢此時，北洋陸軍第十四師師長靳雲鶚來新鄭巡訪，聽說了李銳挖寶的消息，馬上出面阻止，收繳了挖出的國寶，追回了被賣的文物，又派工兵繼續挖掘，共出土青銅器100多件。

   

對於如何處理這批珍貴文物，靳雲鶚的態度十分明確，“鐘鼎重器，尊彝寶物，應該歸於公家。”

 

靳雲鶚的義舉博得了一片讚揚聲，當時的河南省議會致函靳雲鶚：“公道主張，至深欽感，肅此鳴謝。”
    

靳雲鶚派人把挖出的古物統統裝上車，武裝押運到省城開封，交給河南古物保存所收藏。

文物運抵開封時，城裡城外張燈結彩，男女老少沿途歡迎，氣氛異常熱烈。

 

河南古物保存所鄭重其事地接收了文物。

 

河南古物保存所就是現在河南博物院的前身，包括蓮鶴方壺在內的鄭公大墓出土文物，也成為河南博物院的首批收藏。

 

輾轉流離　雙壺勞燕分飛
   

鄭公大墓出土文物運到開封後，著名金石學家羅振玉推薦山東的二位技師將破碎的大部分銅器進行了修復。

 

以當時的河南博物館館長關百益先生為代表的一批專家學者，對這批文物進行了初步的研究和著錄，出版了四部有關的專著和圖錄，一時名聲大振，時人稱之為“新鄭彝器”。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1937年7月7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日本軍國主義悍然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華北各地相繼淪陷。

 

危急時刻，經河南省 政府同意，河南博物館選取新鄭彝器在內的部分館藏文物，分裝為68箱，由開封經鄭州南下，運抵武漢，暫存在法租界內。

 

然而形勢急轉直下，上海、南京相繼失守，武漢也危在旦夕。

 

河南博物館深感暫存在武漢法租界的文物已無安全保障，幾經商議，河南省政府再次決定，將文物運入四川。

 

1938年11月25日，河南 文物由漢口乘客輪抵達重慶，保存在磁器口中央大學校舍內。
   

1945年抗戰勝利，然而不久內戰烽煙又起，鐵路中斷，交通阻隔，河南存渝古物一直沒有回歸的機會。

 

世事變化如滄海桑田，內戰打了三年，國民黨的失敗已成 定局。

 

1949年冬，國民黨政府計劃把河南博物館文物全部運往台灣，但是由於戰局迅速發展，打破了這個計劃。

 

一部分文物被裝上飛機運到了台灣，包括蓮鶴方 壺在內的另一部分文物來不及運走，被留在了重慶。
   

1950年，河南省代表會同國家文化部代表共同來到重慶，接收國民政府在撤退前沒有來得及運走的河南博物館文物。

 

文化部挑選新鄭、輝縣出土的青銅器51 件調往首都北京，分別被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

 

蓮鶴方壺中的一隻被調往北京，保存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另外一隻被運回河南，現在保存在河南博 物院。

 

如今，“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慶軍事管制委員會”的打箱封條，還完好地保存在河南博物院裡。
   

至此，1923年河南新鄭鄭公大墓出土的青銅器，分散在三地，被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國歷史博物館、河南博物館、台北歷史博物館四家博物館收藏。
   

時光流逝，歷史變遷，新鄭市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不禁在問：80多年後還能找到那段歷史的痕跡嗎？
   

在新鄭市文物局的院子裡，矗立著一件巨大的蓮鶴方壺塑像，如今它已經成為新鄭市文物局的標誌。
   

在出土蓮鶴方壺的地方—新鄭市，已經建立起巨大的標誌墻，上面書寫著：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鄭韓故城。

 

昔日的鄭韓故城早在1961年3月4日就已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定為全國文物重點單位，得到了精心的保護。
   

可惜，當年出土蓮鶴方壺的李家樓鄭公大墓已經不存在了，現在已經無法拍攝到它的真實畫面。

 

值得慶幸的是，2000年，新鄭市考古工作者在附近發現了面積為240畝的大型鄭國墓葬群，裡面有各類墓葬3000多座。如今，墓葬群已經被開闢成保護區。

巧奪天工　青銅時代絕唱
   

壺是古代青銅酒具的一種，也是青銅禮器的重要種類之一，自商代就已有之，主要盛行於春秋戰國時期。

 

《詩經》中曾有"清酒百壺"的記載，所指的便是這類器物。其造型多種多樣，有方壺、扁壺、圓壺、瓠形壺等等，蓮鶴方壺就是東周時期的代表器物。
   

蓮鶴方壺主體部分為西周後期以來流行的方壺造型，造型宏偉氣派，裝飾典雅華美。

 

壺頸兩側用回首之龍形怪獸為耳，腹部四角各攀附一立體飛龍，圈足下有兩個側 首吐舌的卷尾獸，似乎在傾其全力承托重器。

 

構思新穎，設計巧妙。

 

方壺通體滿飾蟠螭紋，這些蟠螭紋相互纏繞，不分主次，上下穿插，四面延展，似乎努力追求一 種總體上的動態平衡。
   

壺上物像眾多，雜而不亂。神龍怪虎，神態各具。

 

當然，方壺裝飾最為精彩的乃是蓋頂仰起盛開的雙層蓮瓣，以及佇立蓮瓣中央一隻立鶴。

 

仙鶴亭亭玉立，雙翼舒 展，引頸欲鳴，表現出的清新自由、輕鬆活潑的感覺，形神俱佳，栩栩如生，曾使多少人為之傾倒。

 

因此蓮鶴方壺被專家們譽為“青銅時代的絕唱”，它說明鄭國的 工業科技水平特別是青銅器鑄造工藝，在當時處於領先地位。
   

蓮鶴方壺構圖極為複雜，造型設計非常奇妙，鑄作技藝卓越精湛，堪稱春秋時期青銅藝術的典範之作。

 

要鑄造如此複雜的青銅器，需要先進的鑄造工藝和高超的技巧。

 

專家分析，器身上的龍與鶴系採用分鑄法鑄造。

 

鶴舞蓮池　引領時代新風
   

蓮鶴方壺遍飾於器身上下的各種附加裝飾，不僅造成異常瑰麗的裝飾效果，而且反映了青銅器藝術在春秋時期審美觀念的重要變化。

 

郭沫若先生指出：蓮鶴方壺的藝 術風格已迥然有別於殷商、西周，在蓋頂蓮瓣中心立一張翅之鶴，全然超出了西周以上神秘凝重的氛圍，顯露出清新的氣息。

 

郭沫若先生以極富文采的語言，稱道“ 此鶴突破上古時代之鴻蒙，正躊躊滿志，睥視一切，踐踏傳統於其腳下，而欲作更高更遠的飛翔。”

 

可以看出，他這裡所描述的，既是指蓮上之鶴，又是歸納了春秋 時代青銅禮器之總的風格與趨向。當此之時，舊的禮制迅速崩潰，新的觀念正在形成。

 

表現在青銅藝術上，也正在開創一代新風，所以郭沫若先生說蓮鶴方壺“乃時 代精神之象徵”，標誌著中國藝術風格的一個新的開端。
   

春秋戰國時期，意識形態領域空前活躍，人們個性張揚，崇尚浪漫情懷。東周青銅器作為這一時代風貌的“物化”反映，器形由厚重變得輕靈，造型由威嚴變得奇 巧，手法由濃厚的神秘色彩而趨向寫實，裝飾紋樣也變得易於理解和更接近於生活。蓮鶴方壺的出現，是春秋時期時代精神的象徵。反映了一種新的生活觀念與藝術 觀念，是活躍升騰的精神力量的形象體現。

朝晉暮楚　體現文化交融
   

以蓮鶴方壺為代表的新鄭彝器，還向我們展現了鄭國青銅器的特徵。讀過《春秋》經傳的人都知道，當時的鄭國居於晉、楚兩大國之間，朝晉暮楚，在夾縫中求生 存，形勢十分艱難。

 

春秋中期以後，中原之晉，南方之楚，在文化上也各自形成中心，這也明顯影響在青銅器上。

 

李家樓鄭公大墓出土的青銅器，既有接近於以晉墓 出土器物為代表的中原色調，又有接近楚墓器物的楚文化因素。可以說，它是中原文化南傳和楚文化北傳的第一驛站。
   

楚地浪漫的風格，使許多受這種風格影響的器物都具有了一種流動、飛揚的韻致，這種韻致與中原商周青銅器的肅穆、威嚴不同，洋溢著一種運動的生命力。

 

反映在藝術造型上，則表現出一種舒揚升騰的美感。

 

這件蓮鶴方壺正是東周這一藝術風格轉變時期的代表作品。

 

撲朔迷離　大墓墓主之謎
   

根據現有器物和前人著錄的記載，新鄭大墓出土的器物中包含有青銅容器、樂器、車馬器、兵器、雜器以及玉石器等，因其規模之大、等級之高，無疑應為某一代鄭公之墓。那麼這座大墓的年代是什麼時間？

 

墓主人又是哪一位鄭國國君呢？
   

由於當時大墓的挖掘還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科學考古發掘，加上墓中出土器物上幾乎沒什麼文字材料，因此要確定大墓的年代和主人，有相當大的困難。
   

在鄭公大墓所有的出土器物中，只有一件青銅爐上鑄有七個字的銘文，據考證為“王子嬰次之囗爐”。

 

這七個字的銘文為考證大墓的年代提供了惟一的文字資料。早 在1924年，著名學者王國維先生就指出：銘文中的“嬰次”應是文獻記載中的“嬰齊”，也就是楚莊王之弟、楚國的令尹子重，《春秋》等文獻稱之“公子嬰齊 ”，而楚人自稱則為“王子嬰齊”。

 

那麼楚國令尹子重的器物何以會出在新鄭呢？

 

王國維認為，這是由於晉楚鄢陵之戰時，楚軍戰敗逃遁，所以才會將此器遺留在鄭 地。

 

如果照此推測，那麼新鄭大墓就應當葬於魯成公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575年鄢陵戰役之後。

 

當時鄭國的國君是鄭成公，所以新鄭大墓的墓主有可能是鄭成公 或者是鄭成公以後的某一代鄭公。
   

針對王國維的觀點，郭沫若先生於1932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郭沫若主張“王子嬰齊”應是鄭公子嬰次，新鄭之墓當成於魯莊公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80年後之三五年間。

 

墓中殉葬器物至遲亦當作於公元前675年。

 

這一推測比王國維的觀點早了約一百年。

此外還有人提出新鄭大墓的代應晚至戰國時期。
   

1965年郭寶鈞先生根據有關考古資料，提出李家樓大墓的年代不可能早到春秋早期，認為還是以王國維的說法較為正確。

 

後來其他考古發現進一步證實了這一 點。

 

“王子嬰次”還是楚令尹子重，新鄭大墓最可能為卒於公元前571年的鄭成公或卒於公元前566年的鄭僖公，即在春秋中晚期之際。
   

不過，最近又有研究者指出。

 

鄭成公在位期間，鄭國之國勢能否與新鄭器群之宏大規模相稱。

 

鄭成公在位的十四年間，鄭國內憂外患頻繁。

 

在這樣極度混亂、國力極 為衰弱的背景下，鄭成公是否有實力以如此規模的青銅器入葬，實在可疑。

 

而鄭成公之後，鄭僖公在位只有五年，而且是一個弱君，為子駟所殺，所以也不能與新鄭 器群之規模相稱。
   

鄭僖公之後，鄭簡公（公元前565年至前530年）即位，名相子產輔佐執政，鄭國對外兩親晉楚，對內休養生息，積蓄力量和財富，國力增強。

 

從國勢的角度來 看，只有鄭簡公在位之時的鄭國國力，才能與新鄭器群的規模相匹配。

 

如果這樣的推測成立，則新鄭大墓的墓主當為鄭簡公，其年代下限當為公元前530年。
   

目前比較接近正確的結論應該是：墓主有鄭成公和鄭簡公兩種可能，其年代的上限不早於公元前571年，下限不晚於公元前530年。
   

蓮鶴方壺從1923年出土到現在，已經80多年了。

 

八十多年來，蓮鶴方壺以其俊美飄逸的身姿，令國內外無數觀眾為之傾倒。

 

蓮鶴方壺所體現的蓬勃向上，變革 創新的時代精神，也將永遠為世人所稱道。

 

今天，在故宮博物院的鼎力支持下，分離多年、勞燕分飛的一對雙壺終於得以團聚。

 

此時此刻，我們更加思念遠在海峽對 岸的鄭公大墓的遺珍，我們期待著有朝一日，鄭公大墓出土的所有文物，能夠重新團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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