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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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適】

 

【辭書名稱】教育大辭書

 

葉適(1150~1223)號水心，字正則，南宋浙江永嘉人，學者稱為水心先生。

 

孝宗淳熙五年(1178)中進士，授平江節度推官，召為太學正，由祕書郎出知蘄州，入為尚書左選郎官，遷國子司業；

 

力求補外，嗣降為奉祠，起為湖南轉運判官，知泉州，召為兵部侍郎；

 

丁憂，服除後權工部侍郎，以用兵除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兵罷奪職，改任奉祠官凡十三年而卒。

 

享年七十四歲，諡文定。

 

水心之學源於薛季宣（字子龍，號艮齋）、陳傅良（字君舉）者為多，雖亦問學鄭門（鄭君望，名伯熊），然在〔祭鄭君望龍圖文〕中說：「某之于公，長幼分殊，登門晚矣，承教則疎。」

 

與陳傅良則於孝宗隆興二年(1164)在瑞安相識，過從甚密，其時水心僅十四歲，嘉泰三年(1203)陳傅良卒，水心在〔寶謨閣待制中書舍人陳公墓志銘〕中即謂：「陪公游四十年，教余勤矣。」

 

與薛季宣則係乾道五年(1169)相見。

 

薛季宣乾道九年卒，享年四十，交遊請益時間較短；

 

陳傅良作薛艮齋行狀時自稱門人。

 

水心較陳傅良晚出，葉、陳二人應有師生之誼。

 

全祖望在〔水心學案〕中說：「水心較止齋（陳傅良）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說，至水心始一洗之。」

 

其實水心之學，仍崇尚功利，反對專尚義理之空言，主張要做到務實而不務虛。

 

因此他在〔水心文集〕中指出：「欲明大義當求公心，欲圖大事當立定論。

 

自獻者追憤，自安者忘仇，非公心也。

 

勇者惟欲進，怯者惟欲止，非定論也。

 

善為國者，務實而不務虛，擇福而不擇禍，條目先定，而始末不差，斯所謂公心矣。

 

措己於安，而制敵之危，斯謂定論矣。」

 

他把永嘉功利之說，與程、朱義理之說統一起來，而作進一步的發揮。

 

水心從二十四歲(1173)進入仕途，到開禧三年(1207)被彈劾奪職，其擔任官職達三十四年；

 

他對整兵備戰方面，提出了一套改弱就強、實德與實政交修的方策，並發揮了初期的實效。

 

他方策中的主旨在修邊而不急於開邊，整兵而不急於用兵，而更重要的方策則在節用減賦，以寬民力，朝廷則以其迂緩而不用。

 

除軍國大計外，水心在論學校之弊及改革之道方面，亦提出了具體的卓見，他在〔水心文集〕中指出：「何謂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本朝其始建學，久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幾而大獄起矣。

 

崇觀間以俊秀聞於學者，旋為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誤朝大臣，大抵學校之名士也。

 

及諸生伏闕搥鼓，以請起李綱，天下或以為有忠義之氣，而朝廷以為倡亂動眾者，無如太學之士。

 

及秦檜為相，務使諸生為無廉恥以媚己，而以小利啗之，陰以拒塞言者。

 

士人靡然成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及，謗議喧然，故至於今日，太學尤弊，遂為姑息之地。

 

夫正誼明道，以此律己，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學，而今也何使之至此。

 

蓋其本為之法，使月書季考，核定分數之毫釐，以為終身之利害，而其外又以勢利招徠之，是宜其至此而無怪也。

 

何謂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

 

往者崇觀宣和間，蓋嘗考察州縣之學，如天子之學，使士之進皆由此，而罷科舉。

 

此其法度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下人也，故不久而遂廢。

 

今州縣有學，官室廩餼無所不備，置官立師，其過於漢唐甚遠。

 

惟其無所考察，而徒以聚食，而士之俊秀者不願於學矣。

 

州縣有學，先王之餘意，幸而復見，將以造士使之俊秀，而俊秀者乃反不願於學，豈非法度之有所偏，而講之不至乎！」

 

因此水心所言學校改進之策，以為太學應更法定制，變其故習，無以利誘；

 

擇當世之大儒久於其職，而相與為師友講習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

 

其卓然成德者，則朝廷官使之。

 

州縣之學則宜使考察上於監司，聞於禮部，達於天子；

 

其卓然成德者，或進於太學，或遂官之。

 

水心論學校時，又以法令細密、師資素質低落為病；

 

認為「三代以後人才莫盛於宋，而致治則不及漢、唐者，蓋以漢、唐法令寬簡，人才類能奮其才智，果作敢為，而得遂其所成」。

 

宋制則煩苛周密，「搖手舉足，輒有法禁」，「學校為育材首善之區，教化所從出」，而「煩苛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於是官學衰而私學盛，「老師宿儒，盡向之書院」。

 

水心之著作，有〔習學記言〕五十卷，〔水心文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制科進卷〕九卷，〔外稿〕六卷。

 

其前期(1173~1207)著作，只是輯錄經史百氏條目，而未加以評論；

 

而後期（1207年從金陵回到故鄉以後）著作，則「根抵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迄於五季」，並對六經諸史子以及宋〔文鑒〕都加論述，對程、朱的理學，甚至子思、孟子、曾子以及理學家的道統論，並作批判，除發揮薛、陳二人的思想外，也提出其獨創的見解。

 

水心在〔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中說：「自有〔易〕以來，說者不勝其多，而淫誣怪幻亦不勝其眾，……雖非昔之淫誣怪幻者，然而依於神以夸其表，耀于文以逞其流，于〔易〕之道猶曰出入焉而已。

 

余既條其大旨，稍厘析之，誠煥然如此，則孔氏之成書翳而復明，〔易〕之道其庶幾乎！」

 

以上他對程、朱易學之批判，是要「盡廢後儒之浮論，稽合於孔氏之本統」。

 

他指出「易有太極」，近世學者以為宗旨祕義，其實非孔子一人所作，乃集〔易〕者會集而成。

 

孔子為了「明卦爻之指，黜異說之妄」，只著了〔彖〕、〔象〕二篇，根本沒有提出「太極」說。

 

他並認為對〔中庸〕與〔大學〕的解說，應「以孔子之經以求之」，後儒對〔中庸〕之解說，不僅失孔子之意，且使〔中庸〕「輕重失倫，虛實無統」。

 

他又認為子思年十六著〔中庸〕一說，不能無疑。

 

此外，他認為〔大學〕中「致知格物在心、意之先，而不是在心、意之中」。

 

「知之至者，皆物格之驗也；

 

有一不知，是吾不與物皆至也。」

 

這與程朱「格物即窮理」的觀點完全不同。

 

又他尚說：「古詩作者，無不以一物立義，物之所在，道則在焉，非知道者不能說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

 

道雖廣大，理備事足，終歸之於物，不使散流，此聖賢經世之業，非習文辭者所能知也。」

 

提出他實學的觀點，強調物的客觀性，認為必須經過「物格」的檢驗，才能證實物的存在，離開了物（亦即人倫日用）或不與「物」接觸，就不會有認識。

 

在道統論方面，他不同意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

 

更反對程、朱承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的統緒。

 

他用很多分析與論證，否定了「曾子親傳孔子之道」的說法，他指出：「孔子嘗告曾子，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既唯之而自以為忠恕。

 

此與孔子之道不合。」

 

又說：「按孔子自言德行顏淵而下十人，無曾子；

 

曰：『參也魯。

 

』」若孔子晚歲獨進曾子，或曾子於孔子後歿，德加尊，行加修，獨任孔子之道，然無明據。

 

又按曾子之學，以身為本，容色辭氣之外，不暇問，放大道多所遺略，未可謂至。

 

又按伯魚答陳亢無異聞，孔子嘗言「中庸之德民鮮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中庸〕為孔子遺言，是顏、閔猶無是告，而獨閟其家，非是；

 

若子思所自作，則高者極高，深者極深，宜非上世所傳也。

 

然則言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必有謬誤。」

 

這樣推翻了曾子親傳孔子之道的說法，則韓愈所提出而為理學家尊奉的道統說也就站不住腳了。

 

其次，他更批判了思孟的心性說，認為「自孟子始，然後學者盡廢古人入德之條目，專以心性為宗主，以致虛義多實力少，測知廣，凝聚狹。」

 

與堯、舜以來內外交相成的道理不合。

 

又說：「告子謂性猶桮棬，猶是言其可以矯揉而善，尚不為惡性者。

 

而孟子並非之，直言人性無不善，……以此接堯、舜、禹、湯之統。

 

雖論者乖離，或以為有善有不善，或以為無善無不善，或直以為惡，而人性之至善，未嘗不隱然見於搏噬紾奪之中。

 

……余嘗疑湯『若有恆性』，伊尹『習與性成』，孔子『性近習遠』，乃言性之正，非止善字所能弘通。」

 

不為無當。

 

關於學者對水心等事功派的評價，朱熹在其〔語類〕中批評：「永嘉、永康之說，大不成學問，不知何故如此。」

 

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中別說：「水心之學，大抵務為新奇，無所蹈襲。」

 

又稱：「其文刻削精工，而義理未純明。」

 

黃溍言：「葉正則推鄭君望、周恭叔以達於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抵六經，折衷諸子，凡所論述，無一合于呂氏，其傳之久而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勿與焉。」

 

直把水心看作文士。

 

全祖望則曰：「水心天資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要亦有卓然不經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

 

乾淳諸老既沒，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水心齗齗其間，遂稱鼎足。」

 

肯定他在學術上之地位。

 

黃棃洲亦謂：「水心之學，其意欲廢後儒之浮論，所言不無過高，以言乎疵則有之，若云其概無所聞，則亦墮於浮論矣。」

 

又說：「今觀黃、全二氏所採錄，縱有若干條言或稍激，然其直探古學來源，切合人心治道，祛弊去蔽，有足發學者之深思者，不能以其多違前人之說而謂之末純也。」

 

黃、全二氏之論，似較為持平。

 

 

轉自:http://edic.nict.gov.tw/cgi-bin/tudic/gsweb.cgi?o=ddiction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