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對四餘的定義四】

龍騰

【中國傳統對四餘的定義四】

圖一及圖四分別為康熙五年及六年《七政曆》中的部分書影，兩曆分用新、舊二法，在五年的曆中可明顯發現缺了紫氣一欄，而由兩者所載羅與計都的行度（如參與觜為二十八宿中相鄰的兩宿，但五年曆中記十二月羅喉在觜，六年曆中則以正月計都在參），即可清楚印證前述所稱中、西法有顛倒羅、計一事。
 

又，在五年曆中，對二十八宿的次序乃定義為參前觜後，而在六年的曆中，因重行採用古法的觜前參後，以致計都的位置即由二月十四日的參初度退行至三月四日的觜初度，此一觜參次序的不同，亦為當時中、西法論辯的另一焦點。
 

再者，新法所使用的黃道宿度亦與舊法同名異義，新法所求是欲測點與距星間的黃經差，而舊法則指的是兩者赤經差在黃道上的投影，今亦有學者稱之為極黃道宿度，兩值往往可差至十餘度。
　　

羅喉與計都的定義，原或僅為推步交食的方便而訂，王朴即嘗稱此兩曜的出現「蓋從假用，以求徑捷」，趙友欽亦稱「月道與黃道相交處在二交之始，強名曰羅喉；交之中，強名曰計都」。
 

湯若望顛倒羅、計之舉成為舊法派人士攻擊的焦點之一，實在相當不值得，因羅、計均僅為代號，孰為升交點或孰為降交點，本無絕對的必然性。
　　

以湯若望為首的信奉天主教的高階天文官，在「曆獄」中或遭罷斥、或遭處斬，曆日的編纂隨即落於使用《大統曆》的天文家手中。
 

惟因《大統曆》法不用已二十餘年，故監官的步算頗多乖誤，七年八月，因此遭監副吳明烜奏劾，並奉旨由吳明烜依《回回曆》法將次年的《民曆》及《七政曆》推算進覽。
 

七年十一月，康熙又將吳明烜所造的八年《民曆》及《七政曆》發交南懷仁查對差錯，南懷仁指稱其中有舛誤數十條，經公同測驗後，發現「南懷仁所指逐款皆符，吳明烜所稱逐款不合」，遂議定自康熙九年起由南懷仁以西法推曆。
　　

圖四：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康熙六年《七政經緯躔度時憲曆》部分書影，此曆乃據舊法所編。
 

但有關四餘中的紫氣應否刪除一事，當時卻引起爭議，南懷仁稱「羅喉、計都、月孛係推算曆日所用，故此造上，其紫氣星無象，推算曆日時並無用處，故不造上」，吳明烜亦被逼表態，以「紫氣星推算曆日並無用處，造上也可，刪去也可，但只是算卦之人用得著」。
 

由於兩造均無人堅持必用紫氣，八年正月，諸王、貝勒、大臣因此議決：「自康熙九年起，將紫氣星不必造入《七政曆日》內」，並奉旨依議。
　　

但此事在稍後卻又生變化，二月二十九日，禮部奉上諭稱「紫氣、月孛、羅喉、計都此四星向來曆日既經開寫，今不宜獨缺其一，以後欽天監衙門官推算曆日，著仍將紫氣星一併推算開寫」，南懷仁因此上疏力爭，曰：
 

紫氣一項，實無理可考，無數可推，于天象則毫無憑據，于曆法則毫無干涉，若仍開寫曆內，是懷仁以無為有，捏假為真，反以欽定合天之法變為不合天矣！
 

今不題明，倘有知者辨駁其非，則懷仁隱默之罪將誰諉乎？
 

且我朝曆典已被光先壞亂數載，若非皇上明斷克復，則一代之良法，幾為佞口所泯沒矣！
 

茲所推七政將成，理應恭照世祖章皇帝欽定舊式頒行，則鉅典克繼前徽，曆法可永傳于後世矣！
　　

七月初四日，此事奉旨交禮部重議。
 

禮部諉稱「紫氣星向來曆日開載，既奉上諭開寫，不便停止，今南懷仁九十六刻《七政曆》內，仍照舊開寫可也」，因此七月二十五日又奉旨：「紫氣星係何代用，何代不用，著詳察具奏」。
 

禮部在問訊監官並查考文獻後，上覆曰：「元、明二代皆有四餘之說，至何代用紫氣與不用之處，亦未開載」。
 

八月二十三日，奉旨將此事交議政王、貝勒、大臣會同確議具奏，和碩康親王傑淑等二十六位滿洲親貴，在會議時即採納了南懷仁「天行無紫氣」之說，且稱「世祖章皇帝時，《七政曆》內並未造寫紫氣，今既將一應曆日俱交與南懷仁推算，則紫氣不必造寫《七政曆》內可也」，九月初二日，奉旨依議，此一持續近十個月的紫氣存廢之爭始告一段落。
 

今在故宮所藏的康熙九年《七政曆》中，即可清楚發現此議在翌年的曆日中即已施行。

新法雖在「曆獄」平反後又獲得正統地位，但學界或民間仍見有依循舊法以定義四餘者，如方中履於康熙二十一年所撰的《古今釋疑》一書中稱：「月道半出黃道外，半入黃道內……
 

其相交處，自內出外，曰陽曆口，世謂羅喉，亦名首頭；自外入內，曰陰曆口，世謂計都，亦名龍尾」，即依古法以羅喉為降交點，計都為升交點。
 

又，魏鑑於康熙六十年所編的《增補象吉備要通書》中，雖稱「今大清曆考正，羅易計位、計易羅位」，但仍保留紫氣，並據舊說論述四餘，如以羅喉乃「順宮逆度，亦無退、伏、遲、留」，此與當時官本《七政曆》中所推，羅喉有順、有逆的情形不同。
 

筆者在北京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圖書館中，亦見有由民間所編印的《大清康熙五十五歲次丙申便覽全備通書》及《大清雍正二年歲次甲辰便覽溪口通書》二書，書中均仍用傳統方式推步四餘。
 

南懷仁在康熙九年起的《七政曆》中，依然沿用湯若望所採行的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小輪體系，以推算羅、計的行度。雍正八年(1730)六月初一日，欽天監監正明圖、戴進賢(Ignace Kogler; 1680-1746)率監官公同測驗日食，結果發現推算值與實測值頗疏，於是上疏請詳加校定修理，十年四月，戴進賢等新修成依據刻卜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橢圓定律所推算的〈日躔、月離表〉，並對湯若望推步正交實行的方法進行了修正。
 

由於新訂之法所推黃白交點的位置與實際的行度相當吻合（見圖二），此故在稍後的《七政曆》中，羅、計即不再出現順行的現象（見圖五）。

圖五：臺北故宮博物院藏雍正十二年《七政經緯躔度時憲曆》部分書影，此曆乃據新法所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