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報而未報 媒體失職難逃金融海嘯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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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報而未報 媒體失職難逃金融海嘯報應】

 

【撰文／黃肇松】　

 

2008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克魯曼（Dr.Paul R.Krugman）今年5月中旬訪問日本、中國大陸和台灣，對金融風暴問題深入針砭，甚至預言「最壞的情況還未到來」，而捲起了一陣旋風。

 

不論你是否贊同他的論點，對他立論之果決、態度之坦率和文筆之犀利，大概都不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儘管反對他論調的人，尤其是主政的政客，私底下可能恨得牙癢癢的。

然而，美國新聞界最高榮譽的普立茲新聞獎在今年4月底公布2009年得獎名單，三個獎項與去年美國總統大選歐巴馬以黑人候選人贏得歷史性勝利的報導有關；

 

有關政客「性醜聞」的調查報導，也贏得兩項大獎，包括《紐約時報》以率先報導紐約州州長史匹澤在華府召妓醜聞獲頒突發新聞獎，《底特律自由新聞》則以揭發底特律市長奇爾派垂克曖昧簡訊的調查報導贏得地方新聞報導獎。

 

令人意外的是，去年到今年在全世界各地攪翻天的金融危機的相關報導和評論都未獲任何獎項，事先被看好可以穩贏專欄獎的克魯曼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數十篇有關金融危機的專欄也摃龜了。

 

專欄獎由《華盛頓郵報》勝出，主題當然與金融風暴無關。

不少人認為，這是對新聞界的一個警訊。

 

由各界菁英俊彥組成的普立茲獎評審委員會，可能藉此批評媒體未能在危機爆發之前發出足夠警訊；

 

未能發揮新聞媒體看門狗的功能，而善盡看門狗新聞學（Watchdog Journalism）的職責。

 

主辦這個獎的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旗艦期刊《哥倫比亞新聞學評論》旗下專門研析財經新聞的《媒體鑑勘》（The Audit）總編輯史塔克坦率指出，「後見之明的報導與評論，再傑出都沒用」。

為何歷史總是不斷重演？

經濟學大師克魯曼教授竟然在普立茲獎項摃龜的「意外」，把筆者帶回到十年前的一段往事，心中的疑惑又油然而生：為何歷史總是不斷重覆發生？

南韓主流報紙之一的《中央日報》（屬三星集團）從1996年起主辦「亞洲媒體研討會」，每年訂一主題討論媒體與政治、經濟、社會之關係，邀請15個亞洲國家主要報紙的代表與會。

 

筆者當時擔任《中國時報》社長兼總編輯，從第一屆開始，年年受邀與會。

 

猶憶1997年第二屆會議主題是「廿一世紀的亞洲與亞洲媒體角色」，請到馬來西亞智庫負責人，也是當時馬國總理馬哈地主要智囊的諾丁博士（Nordin Sopiee）發表主題演說。

諾丁強調，由於亞洲經濟高度成長持續了20年，基礎穩固，將可維持到21世紀，型塑成功一個獨具特色的亞洲價值，他建議亞洲媒體繼續鼓吹「亞洲奇蹟」的擴充，在繁榮、和平、前瞻的環境中，促進亞洲民主的成長。

 

當時多數與會者表示同意。

筆者應主辦單位之邀，擔任諾丁演說的兩位評論人之一，在作評論時，並沒有就諾丁對亞洲經濟和亞洲價值的樂觀提出挑戰，因為當時整體的氣氛是很樂觀的。

1998年9月中旬，第三屆研討會在秋意深濃的漢城（現在的首爾）舉行，主題是「金融危機與亞洲媒體」（是不是很熟悉？）。

 

不過是短短一年的時間，情勢丕變，奇蹟變成了危機，悲觀取代了樂觀。

 

從泰國、南韓、印尼到馬來西亞，在金融和經濟危機侵襲下一片披靡。

 

前三個國家進入所謂的「IMF（國際貨幣基金）時代」，接受它數以百億美元計的貸款紓困，但也接受極嚴格的管制，自尊心受創。

其他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大陸、香港、菲律賓為了維持經濟和金融的穩定也付出極大的代價；

 

而台灣也在五十步與百步之間。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更是沉疴加重。

 

在這個關頭，無論是亞洲價值或亞洲奇蹟，似乎都變成相當諷刺的字眼。

亞洲經濟危機當然不是媒體造成的，連IMF和世界銀行眾多專家都無法預見的金融解體危機，要媒體充當先知，也是不公平的。

 

但是媒體對亞洲經濟快速發展衍生的種種警象，事先未能作廣泛而深入的報導和分析，卻是事實。

 

譬如政府部門累積的鉅大的預算赤字（過度擴充），民間財團大量向國內外舉債重複投資於沒有生產力和競爭力的產業，銀行壞帳已達天文數字，以及房地產滯銷、消費信心滑落、失業率揚升等泡沫經濟現象，乃至於腐蝕經濟根基的政商勾結問題，媒體要不是疏於報導，就是報導不夠深入，沒能夠穿透問題的核心，也就未能及時對社會大眾提出警訊；媒體在專業上疏於預警的失職，毋庸置疑。

對兩次金融危機的反應 媒體仿如「水煮青蛙」

動物學界有一個很有名的實驗，把青蛙放在鍋裡頭，先倒一點溫水進去，牠感到滿舒服的，不願意跳出來，接著逐漸加溫，青蛙已經適應，最後倒入沸水，大難臨頭，青蛙已經忘了怎麼跳出鍋外。

例如，泰國英文《國家報》總編輯克維說，有些泰國媒體本身已變成泡沫經濟的一環。

 

南韓《中央日報》董事兼首席主筆金永熙則說，在泰國危機發生後，南韓媒體仍不在意，四個月後南韓接受IMF條件嚴苛的貸款，媒體才感到大難臨頭，反應之慢可見一斑。

十年前的金融危機，在國際貨幣基金會以及各相關國家共同努力面對危機，推動改革下，總算度過了救火、重建和復原三個階段，儘管隨後又發生網路泡沫危機，但總體而論，到2003年，全球金融及經濟，大致復原，重拾健康。

然而，歷史確實是不斷地重覆發生。

 

十年前的金融危機帶給世人最大的教訓應該是：

 

在資本市場國際化和自由化愈來愈高的現在，各國都需要建立健全的銀行制度，而健全的銀行制度則需要合理而嚴格的監督制度，才能有效地管理風險。這裡強調的「監督」，主要責任在金融監管當局及立法部門，當然也包括媒體的監督在內──而且是極其重要的一環。

十年後的金融危機，其嚴重性數倍於上次，用金融「大海嘯」、經濟「大衰退」、民生「大困頓」來形容，並不為過。

 

台灣民間當前流行的「殺很大」的用詞，還不足以描刻其嚴重性，必須用「殺極大」來形容。

「殺極大」的金融危機，其徵兆早排山倒海而來，而媒體又忽略了，再一次呈現「溫水煮青蛙」的遲鈍反應。

 

事實上，2007年上半年，華爾街道瓊指數達1萬4,000點，香港恆生指數突破3萬點，中國上證指數超過6,000點，均創下歷史新高，台灣股票指數亦達9,500點的高峰。

 

主要推升力量是金融不斷創新，打造亮麗的數字，但也造成前所未見的風險，卻未見各地媒體大聲疾呼，作出預警。

這次金融海嘯，筆者也沒有先知先覺的能耐和遠見，只是在2007年12月中旬「亡羊補牢」主辦了一場「如何以因應上次金融危機之經驗來對抗此次金融海嘯」研討會。

 

應邀與會的1996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英國經濟學大師莫里斯教授爵士（Prof. Sir James Mirrlees）指出，金融新產品不斷推陳出新，難免發生金融資產價值暴起暴落的風暴，美國次級房貸證券化就是一例，證券化的結果，反而讓房貸機構更勇於承作信用品質較差的次級貸款，導致2007年8月份的「次貸風暴」，對全球金融和經濟的重大衝擊，迄今未嘗稍歇。

 

他認為，其中道理並不複雜，即使不是經濟學家也不難瞭解，「不知媒體何以長期忽視？」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以往的歷史對後人最大的價值就在於它提供了豐沛的「史識」，有助於鑑往知來，因應已經發生或即將發生的困難與挑戰。

 

作為社會大眾「看門狗」的媒體，如果對「前事」的教訓老是忘了，忽視了，無法作出預警，未能幫助大眾趨吉避凶，那麼，它就是沒有善盡媒體的社會責任。甚至有可能在不知覺的情況下，變成了「幫兇」。

 

這是深值自我警惕的。

媒體誇大負面報導 讓危機雪上加霜

媒體對金融危機的資訊傳播，在危機醞釀的過程中，有如「水煮青蛙」，反應遲鈍，沒能發揮看門狗「預警」的吠示功能；

 

在危機形成之後，則急如星火，大幅報導。

 

好像這個危機是前一刻鐘才從天上掉下來的，而且好像根本不認識這個危機似的。

不錯，全球的經濟──包括中、台、港、澳都遭受重大衝擊，為了因應此一嚴苛的挑戰，所有的政府和企業都必須進行重大的策略性和結構性改革。

 

然而，如同美國羅斯福總統生前有關人們對恐懼的憂懼（fearing fear itself）總是誇大其辭的評論一樣，不少媒體評論家認為美國媒體對此次金融危機的報導和評析，一方面是「事後諸葛亮」，另方面是誇大了危機的嚴重性，讓危機有如雪上加霜，或更嚴重的像是火上加油。

美國各地報紙斗大的標題和電視主播激情的尖叫，都聚焦在「創紀錄的失業率」、「股市崩盤」和「公司營運腰斬」之上，導致投資大眾立即縮手、噤聲不語。

 

他們從股市認賠殺出，使得上市公司無法取得資金，不得不緊縮營運規模，導致大量失業，失業者繳不出房貸，社會大眾受此影響減少消費，造成銀行紛傳倒閉，甚至以往「富可敵國」的花旗和美國銀行（BOA）也岌岌可危……形成似無休止的嚴重的消極循環。

 

媒體這種激情的表演，只在美國出現嗎？

 

港台媒體不也處處可見？

 

倒是中國大陸的媒體在這方面要節制得多。

毫無疑問的，傳統媒體為生存而掙扎，它的發行人、編輯、記者和製作人仍抱持一個傳統的觀點：

 

只要能製造「吸引力」，就能維持閱讀率和收視率，也就能爭取廣告。

 

負面消息長久以來就被認定要比正面消息具有吸引力。

 

為了生存，媒體工作者實在也是「用心良苦」，因此，負面新聞、悲慘故事充斥報紙版面和電視新聞，也就不足為奇了。

 

其後果是金融危機的「災情」被擴大了，正面新聞被排擠而「不見天日」。

新聞面的因應策略：全力協助經濟復甦

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史無前例的巨大的信心危機，無人可置身事外，更無人可以火中取栗。

 

如果為了解決自己的問題，而對經濟危機作火上加油的負面報導，引發社會大眾更嚴重的恐慌，必然導致經濟更加惡化，結果是讓媒體的經營更為艱困。

 

群眾集體恐慌的擴散，會負面地衝擊國家、社會、組織、公司和個人，而媒體是其中經營基本面和營運模式較弱的一群。

沒有人會否認，當今危機的嚴重性。

 

然而，就像歐巴馬總統在就職演說中所說的：「我們的工人並不比危機開始時的生產力要弱，我們的心智也不比斯時的創造力要低；

 

我們的貨物和服務的需求也不比上週、上個月或去年要少。

 

我們的能量沒有減弱」。

 

只要確實作到基本面和策略面的改革，應可化危機為轉機。

 

絕大多數媒體應已體會疏於提出預警的「失職」。

為了「補過」，在這個危險時刻，全球華文媒體應該提供社會大眾最充分、客觀、公正、翔實、平衡的資訊服務，善盡「看門狗新聞學」的職責，全力協助經濟復甦，造福社會，給媒體自己的存活製造機會，以下是值得思考的策略和努力的方向：

一、正確報導和忠實評估：這個危機是從金融市場（用管理學大師杜拉克的術語叫象徵市場）很快衝擊到實際市場（實體經濟），一旦實體經濟出了那麼大的問題，不是一兩年可以復甦，它可能是V曲線、L曲線、U曲線，甚至有可能是W曲線，三至五年才見完全復原並不令人意外。

媒體必需忠實報導和評估，告訴社會大眾真相，不要提供不切實際的幻想。

 

忠實傳播資訊的目的，是有助傳達社會大眾的期盼；

 

推動改革的進行，讓新方向和新策略能夠儘速浮現和型塑，讓各地的經濟能回復到其持續性的成長之路。

 

二、要有國際視野：

 

有人認為十年前的亞洲經濟危機，和這次的金融風暴，是經濟自由化和國際化的後果，就現況而言這個推論不無道理。

 

冷戰之後，資本市場和經濟發展確已全球化，有福共享、有難同當，各國經濟無法再關門自守，因此哪裡出了問題，就在哪裡對症下藥。

 

媒體在報導和分析時，要有國際視野，鼓吹民族主義或區域主義，是解決不了經濟問題的。

 

三、提升專業知識：

 

國際金融瞬息萬變，國際經濟複雜難懂，幾百億美元的資金按一個鈕就完成轉移，一般人難以理解。

 

媒體工作者本身要提升專業知識，才能洞察問題所在，善盡報導職責，提供民眾完整的資訊，幫助民眾的決斷和執行。

 

四、善盡監督之責：

 

一般認為，目前經濟危機最嚴重的國家，如果有足夠的法律、有效的執法和完善的監督制度，則官商勾結不至於如此嚴重，金融監管不至於如此鬆懈，經濟也不至於失控，媒體要對政治改革、社會改革和經濟改革確實負起監督的責任。

 

對於政府部門公布的各項經濟數據和改革方案，以及民間部門所提各項配合措施或投資計畫，也要本著「看門狗」的精神多加監督，不能再像以前照單全收，傳播假象。

 

五、扮好社會安全瓣角色：

 

危機衝擊下，人民生活困頓，很容易和政府起衝突，媒體一方面要讓政府更開放、更負責、更可靠；

 

另方面要讓民眾的不滿、懷疑和批評有宣洩管道，但避免讓人民變成與政府公然為敵或徹底排拒，媒體要在危機時刻發揮社會安全瓣的功能。

 

六、傳統媒體應作為鼓吹經濟復甦的「急先鋒」：

 

作為傳統媒體的主流代表的報紙，近年來雖遭經營上之困頓，但它的傳統特性包括方便、易得，讓讀者有掌握性及可享受閱讀的樂趣，以及在短時間內可接收多元訊息……等等，都還沒有被新媒體所取代。

 

此所以美國「股神」巴菲特雖然坦言「不會再買報社」（他擁有《水牛城新聞報》，也是《華盛頓郵報》大股東），但也誓言「不會放棄（報業）」，每天還看五份報紙。

 

在許多華人社會，公共輿情還是以報紙報導和言論為指標，所以報紙更應作為推動金融整頓及經濟復原的「急先鋒」，充分發揮媒體深入報導和公正論述的功能，作為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輿論工具。

 

七、新媒體應作為因應金融危機的「溝通者」：

 

網路新媒體近年來發展迅速，但也不必自滿。2009年普立茲獎首度開放新媒體角逐，全部摃龜。

 

這被解讀為儘管報業籠罩在寒冬之中，傳統的「看門狗新聞學」餘威仍在。

 

普立茲獎執行長季斯樂甚至說，此一事實顯示，「網路新聞」仍是平面傳統媒體的一支，「而非其替代品」。

 

新媒體的策略除了要不斷的提高新聞的自製率、獨立性和可信度之外，更應該發揮網路雙向，甚至多向溝通的功能，溝通經濟生活的「有」與「無」，「多」與「少」；

 

也為經濟政策的發想、論辯和制訂，提供政府與人民、行政與立法、企業與顧客之間溝通的平台。

 

苟能如此，新媒體將可作為全民對抗經濟蕭條的有效能的「溝通者」。

 

八、全球華文媒體應加強資訊的交流與合作：

 

雖說這次金融海嘯是全球性的問題，不是個別國家或地區的問題，然而各國華人和華人社會仍有比較相同的處境和難題。

 

所以，全球華文媒體應加強資訊的交流與合作，以更關懷的態度，以更正確、客觀的傳播方法，探討華人在金融危機中國同面對的問題。

 

為華人社會謀求解決辦法，也為華人創造福祉。

 

其中亞洲地區幅員廣大，人口眾多（超過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當然擁有極大的價值和特殊的重要性。但真正的亞洲價值建立在民主、法治、多元、開放、公正、公平、寬容、妥協的基礎上，這些基本價值在經濟危機時刻，最容易受摧毀。

 

維護這些基本價值，讓亞洲經濟平穩復甦，為數眾多的華文媒體任重道遠。

 

經營面的因應策略：尋找共同利基

在寒冬籠罩之下的媒體經營者，其感受應該也有如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

 

尤其遇到百年難得一見的金融海嘯，嚴重衝擊原有的營運模式和經營步調，困難倍增，「罄竹難書」。

 

在台灣，媒體行業──尤其是報紙，是一個腦力、勞力和資金密集的行業。

 

媒體經營者都是有識之士，也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但面對艱困的經營環境，仍不免要焦思苦慮。

 

以此心力、財力，如若他們經營其他行業，一定有更豐碩的回收，但他們仍願堅守新聞崗位，追求專業表現，精神確實可感。

 

於今，金融風暴來襲，經營壓力空前沉重，筆者感同身受之餘，也只能在經營面的對應策略方面，提出以下淺見。

一、財務獨立才能讓編務獨立。

 

早期三五好友加上幾支健筆就辦出一份報紙的故事，只能當作白頭宮女話當年的過往材料。

 

現代報業是知識產業、資訊產業、文化產業、創意產業的集合體，運作精緻，過程複雜，同時也是大企業，需要豐沛的資金來運轉。

 

因此，媒體的財務一定要獨立，過去如此，於今金融危機時代如此，未來更是如此。

 

因為財務若不能獨立自足，編務就無法獨立，辦報、辦刊、辦台（電台和電視台）的理念就無法堅持。

 

二、堅持理念、塑造特色、加強服務、爭取認同：

 

如同前文所述，用擴大負面新聞的傳播和炮製膻色腥素材來爭取受播者的認同，短期可能收譁眾取寵之效，但長久而言，仍是飲鴆止渴。

 

媒體雖然是企業，但也是理想性濃厚的社會公器，仍應以理念和專業的堅持，來加強對受眾的資訊服務，以爭取認同與支持。

 

英國許多報紙在王室新聞趨於沉寂後，不得不「轉型」，爭聘有影響力的各界菁英擔任專欄作家，結果報份並未下滑，在此次金融風暴中，銷路反而明顯上升。

 

三、必須考慮多角化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媒體經營之不易，從營收可充分反應。

 

台灣主要報紙的發行及廣告全年收入，僅及中型企業（全台灣超過千家），但報紙實銷都在40萬份以上，讀者都在150萬人以上，可以說是「影響力極大的中小企業」，必須考慮把這個影響力運用在多角化經營，以其盈收來支助報紙的經營，維繫報紙作為民眾、社會、政府溝通之有效媒體的核心價值。

 

四、面對危機應以合作與包容尋找共同因應策略：

 

台灣有一份很正派的雜誌──《講義》月刊，稍早派了一名記者來訪問筆者，提出「讀者十問」。

 

其中一個題目是：「職場生涯中，有沒有碰到困境與難題，你如何面對與因應？」

 

筆者的回答是，從事新聞工作以來，遭遇過兩次全球性能源危機，一次亞洲金融危機，這次全球金融海嘯，還有許多次經濟蕭條，困難隨時發生，不論困難大小，筆者的信念是：

 

日子總得過下去，所以必須堅持。

 

而別人也要活下去，所以要合作，要包容。

筆者只是一個從事新聞相關工作近40年的老媒體人，沒當週報老闆，也沒有辦過電視台，有限的經驗，對媒體老闆們來說實不足取。

 

只想強調一點：面對困難，既然大家都要活下去，就應思考如何合作與包容，尋找共同因應之道，也就是找出共同利益或平行利益，來因應變局。

 

報業當然是競爭的，台灣的報業競爭尤其激烈，那麼所謂的「共同利益」何在？

 

筆者想舉個例，就是如何共同努力來提高閱報率。

一個社會中，如果其成員都不看報了，那還辦什麼報呢？

 

還有什麼可競爭的呢？

 

美國報業雖然困難，閱報率還能維持在50%以上；

 

中國大陸和香港的閱報率也還持平；

 

而台灣的閱報率早已掉到50%以下。

 

一個社會中有將近40%等人不再看報了，在愈來愈小的池子中，如何競爭呢？

 

因此，如何提高閱報率，至少推回到50%的美國閱報率水平，就是台灣報紙當前最重要的「共同利益」，值得報社老闆坐下來好好商討。

 

五、以專業的互敬互重訂出經營策略的「君子協定」（gentleman,s agreement）：常聞報業（或其他媒體業）的競爭是「割喉之戰」，還能夠有「君子協定」嗎？

 

答案是肯定的：Yes！筆者近40年的新聞工作，有11年是派在美國的紐約，參加過幾次美國報紙專業組織包括「美國報紙發行人協會」（ANPA）、「美國報紙編輯人協會」及「美國報紙主筆協會」的年會，目睹美國報業老闆和新聞及言論的實務工作者齊聚一堂，進行專業的討論，而從專業的探討中訂出不少經營上共同遵行的君子協定，以助報業之間健康而良性的競爭。

再看日本。

 

日本報紙競爭的激烈，絕不亞於其他地方。但日本報紙在經營上有許多君子協定值得一提：

 

1. 報紙張數基本上不超過十大張，否則容易形成資源的浪費。

 

2. 報紙推廣費用不超過當天報紙零售價格（通常在120日幣以下）。

 

3. 在半夜截稿時間之後發生的新聞，無論如何重大，日報都不挖版。

 

筆者曾詢問日本《經濟新聞》鶴田社長何以有此協定，他回答稱，大報有能力挖版，地方報紙如何生存？

 

同時也不要讓各大報的夕刊（晚報）第二天早上沒有事做（《讀賣新聞》的夕刊，銷路也超過400萬份）。

鶴田社長的回答帶點幽默。

 

筆者的瞭解，日本大報半夜之後不挖版，是報老闆認知媒體的分工，半夜之後發生的重大新聞的傳播，是電子媒體和網路新媒體的職責，報紙怎麼挖版，都趕不上他們的速度。

 

何況，「不挖版協定」經年累月執行，也可節省不少開銷，然而這個「君子協定」要徹底貫徹委實不易，因為新聞來了，是多大的誘惑？

 

要克制不挖版，需要多大的自制力？

 

而從日本報紙這些似乎「匪夷所思」的君子協定看來，顯示事在人為。

 

即使在報業經營上也沒有不可能的事，關鍵是能不能以專業上的互敬互重，做到包容與合作。

 

面對金融危機，媒體經營益形困難，上述美國與日本同業的「君子協定」，值得華文媒體工作者的參考。

 

六、兩岸四地及全球華文媒體與新興媒體的「大和解」與「大合作」：

 

在2007年11月底於台北舉行的第十屆「海峽兩岸暨港澳新聞研討會」中，筆者在論文中指出，「網路媒體革命時代」的來臨，為未來兩岸四地的合作提供了更現實可行的操作空間，建議兩岸四地媒體共同合作建立一個屬於全球華人社群的「華文新聞網路平台」，初期致力於合作推動年產值超過10億美元的中文產業及未來產值難以估計的文化創意產業。

隨著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及四地交流的日趨頻密，一年半以前所提的「未來」，應該就是「現在」。

 

尤其在金融風暴來襲的「現在」，如何運用新科技，將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結合起來，將兩岸四地新舊媒體工作者的智慧與力量調動起來，值得進一步思考，努力落實。

媒體一定還有明天

在美國，從1990年開始，前文提到的「美國報紙編輯人協會」，已就「到公元2020年，仍然會有報紙嗎？」為題，召開過多次前瞻會議。

 

現在金融風暴來襲，不少人乾脆直截了當地問：「報業還有明天嗎？」、「媒體還有明天嗎？」。

媒體當然還有明天，還有明年，還有下個世紀。問題在媒體有沒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和包容合作的胸襟。

 

筆者最後還想舉個實例，上個世紀末，日本報媒發現閱報率下降的危機，每天平均閱報時間在30分鐘以內的讀者占六成五，同時年輕人的閱報時間也偏低。

 

為遏阻問題惡化，日本報界決定「反躬自省」，每年年底共同實施一項所謂的「反省週」（日本話叫新聞週間），各報利用這段時間進行自我反省。

 

例如：這一年來報紙對讀者做了什麼服務？

 

報導上是否迅速、周延？

 

評論上是否公正、客觀？

 

總體上讀者對報紙的信賴達到多少？

 

各報在「新聞週間」均以大篇幅製作專題報導，進行自我檢討，增強報紙與讀者的關係。

經過這樣的自我反省，值得日本報界欣慰的是，根據日本新聞協會研究逐年所作的「媒體信賴度綜合調查」，日本民眾對報紙的信賴持肯定回答者，近年來均在八成以上，居各種媒體之冠；

 

閱報率也緩步回升。

 

日本媒體以誠信態度面對報業問題，顯然得到相當正面的回應。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日本報業「反躬自省」的經驗，值得華文媒體工作者參考。

 

 

引用：http://tw.myblog.yahoo.com/jw!NHe2OIGTE0aCV39tHd0-/article?mid=4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