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社】

楊籍富

【史學●社】

 

臺灣歷史上對原住民聚落的通稱。

 

在中國古代典籍中，社有多種意涵，既是民人百姓共同祭拜的土地神，也是基層的鄉村行政、地理單位；

 

漢人則將社挪用來臺，藉以指稱臺灣原住民的聚居單位。

 

最早以社稱呼的文獻是明朝末年陳第的〈東番記〉，文中描述東番夷人「種類甚蕃，別為社；

 

社或千人或五、六百。」

 

自此之後，鄭氏時期的相關文獻、1685年（康熙24年）蔣毓英《臺灣府志》以降的清代地方志書，官員文人的奏章論述、詩詞筆記，民間簽訂的契約文書等，幾乎都在相同的脈絡下使用此稱。

 

17世紀的荷蘭人以dorp（村落）一詞指稱原住民聚落，但未明確界定dorp的內涵。

 

但荷蘭文獻在描述臺灣南部的原住民村落（如蕭壠社）時，指其「周圍環植竹木，隔籬明顯；

 

社中有廬舍、穀倉（禾間）、望樓、公廨等建築，具備各種生活機能」，是將集村型態的單一聚落視為drop之一種。

 

但在荷蘭戶口表，其所謂的drop則成為數個自然村的集稱，如分布於今臺北縣(註1)萬里鄉(註2)到金山鄉(註3)海岸的金包里社（Taparri）、今基隆的大雞籠社（Quimaury），或臺北縣(註1)貢寮鄉(註4)雙溪下游的三貂社（St.Jago），就文獻描述或考古遺址來看，至少都包含4-5個小村落。

 

因此，荷蘭文獻對原住民村落的書寫，固然是基於自然村的概念，但除了單一聚落的一般型態外，也包含散村結集的村落型態。

 

後來的英譯文獻如甘為霖（WilliamCampbell）的FormosaundertheDutch，則將drop譯為village，大意是指自然村或人們聚居的地方，反而無法反映當時村落的複雜狀態。

 

清代的「社」更有超過自然村的複雜意涵，且與國家的統治密不可分。

 

所謂「社」的主要特徵，係基於族群分類：猶如漢莊相連，番社也形成特別的指稱。

 

居住其內的人，以番為主；

 

而番雖有生、熟或界內、界外之分，其居住單位仍一律稱社。

 

故《淡水廳志》言：「稱社者，番居也；稱堡者，民居也。」

 

對官府來說，「社」還具有政治、經濟意義。

 

清代初期，原住民對官府繳的稅稱為「番餉」，其繳納即以「社」為徵收單位，每個社有固定額度，所以稱「社餉」。

 

為徵收社餉，又形成一套委託代理人徵收的辦法，稱為「贌社制」，而這一制度可以追溯到1644年荷蘭時期。

 

贌社的荷蘭文是PachtderFormosaensedorpen，中文譯作「村落承包」；

 

贌（Pak）字的發音，是荷蘭語pacht的福佬話音譯，「社」就是村落（dorp）。

 

荷蘭人為節省行政開銷，並獲得最大利益，而標售「獨占式包稅制」（稅收承包，即「贌」）給漢人，對原住民課徵間接稅。

 

此後，儘管歷經政權變動，但從鄭氏時期到清初，官府為了方便，也委託社商前往各原住民村社徵收社餉，清代也稱此一稅制為「贌社」。

 

由於代辦社餉的社商對原住民社會造成很大的傷害，康熙末年遭清廷廢止，而在村社中設置土目、通事、長老等職務，管理村社共有財產與土地，收取社租，處理對官事務。

 

但，贌社既是獲取社餉最便利的方式，通事專長通譯，負責對外溝通、協調，久而久之影響力就超過只管社內事務的土目，而在舊體系下成為真正取代社商的角色。

 

清初以社為單位的賦稅方式，在1730年代產生鉅大的變化。

 

1736-1737年（乾隆1-2年），清廷對臺灣進行賦稅改革；

 

原住民以社納餉的制度，在形式上轉變為以人頭稅為主的番丁銀制。

 

不過，在實際的執行中仍不脫以「社」為納稅單位的基本精神，直到1888年（光緒14年）劉銘傳進行清賦改革，才真正豁除。

 

 

引用：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3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