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能否躲過大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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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能否躲過大蕭條？】

 

巴菲特：我沒看到復甦的“綠芽”

        

波克夏‧哈撒韋公司（Berkshire Hathaway）董事長巴菲特（Warren Buffett）周三向CNBC電視臺表示，他沒有看到美國經濟中出現所謂的復甦“綠芽”。

 

他解釋說，金融體系的崩潰風險已經過去，不過經濟尚未重新運轉起來。

 

當被問及伯南克（Ben Bernanke）是否應該連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ed）主席時，巴菲特說，我看不出誰能比他做的更好。

 

巴菲特還說，長遠來看，比如十年，股市相對於其他類型的投資來說具有吸引力。

 

巴菲特還說，長期來看，固定美元投資將被通貨膨脹所侵蝕。

 

他警告說，我們可能會經歷嚴重通貨膨脹。

      

 

2009-6-23   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

 

“復甦萌芽”正在發芽，或者說，有人告訴我們“復甦萌芽”正在發芽。但在得出經濟衰退就要結束的結論之前，我們必須問一下歷史告訴了我們什麼。

 

歷史是我們解讀當前困境的指南之一。

 

幸運的是我們確實擁有相關數據，不幸的是它們敘述的故事並不令人愉快。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的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都柏林大學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Dublin）的凱文‧歐羅克（Kevin O'Rourke）兩位經濟歷史學家提供的圖表勝過雄辯。

 

在他們的文章中，埃森格林和歐羅克認為當前全球經濟衰退開始於2008年04月，“大蕭條”１Great Depression）開始於1929年6月。

 

那麼在我們陷入衰退一年多後，他們得出了什麼結論？壞消息是此次衰退完全符合大蕭條初期階段的特徵。

 

好消息是仍有可能避免出現最糟糕的情況。

 

首先，全球工業產值下降的軌跡與大蕭條期間驚人地接近。

 

在歐洲，法國和意大利工業產值下降比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相應階段更為嚴重，而英國和德國則與大蕭條期間基本相同。

 

美國和加拿大產出下降也接近上世紀30年代。

 

但日本的產出下降比上世紀30年代嚴重得多，盡管最近出現了復甦。

 

其次，全球貿易萎縮的幅度也較大蕭條的第一年嚴重得多。

 

實際上在當前衰退的第一年，全球貿易下滑的幅度就相當於大蕭條的頭兩年。

 

這並非因為保護主義，而是由於製造業需求崩潰。

 

第三，盡管最近出現反彈，但全球股市的跌幅仍遠遠高於大蕭條相應階段的跌幅。

 

兩位作者尖銳地總結道：“從全球範圍來看，我們正沿著大蕭條的軌道發展，甚至更為嚴重……這是一次蕭條級的事件。”

 

不過，“大蕭條”的得名，源自全球經濟連續三年無情下滑。這一次，世界正運用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兩位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從那次事件得出的教訓予以應對。政策回應似乎表明，災難將不會再次發生。

 

埃森格林和歐羅克教授描述了兩者的差別。

 

在大蕭條期間，七個主要經濟體的加權平均貼現率從未跌至3%以下。

 

當今，利率接近於零。

 

即使是大型中央銀行中最為強硬的歐洲央行（ECB），也已將利率降至1%。

 

同樣，貨幣供應在大蕭條期間崩潰。

 

但這次貨幣供應在繼續增長。的確，貨幣供應強勁增長與深度衰退的組合，令人懷疑貨幣學派對大蕭條的解釋。

 

最後，這次的財政政策要激進的多。

 

上世紀30年代初期，24個主要國家的加權平均赤字不到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而當今的這一比例要高得多。

 

在美國，政府的總預算赤字預期將逼近GDP的14%。

 

所有這些都與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哈佛大學（Harvard）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已成為經典的論文吻合。金融危機引發了深度經濟危機。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應該尤其嚴重。

 

此外，“政府債務的實際價值傾向於出現爆炸式增長，在二戰後的重大事件期間平均增長86%”。

 

主要原因不是對銀行進行“紓困”，而是經濟衰退。

 

衰退到來後，失控的私營部門放貸變成了公共支出和債務大山。

 

實力雄厚的政府不會接受大幅衰退這一選擇。

 

問題在於，當今空前的財政刺激方案，是否會抵消金融危機以及美國和其它地區私營部門債務空前積累的影響。

 

如果能夠抵消，我們就會很快看到全球經濟脫離大蕭條的軌道，如果不能，我們就看不到這種情況。

 

大家的心願很明顯。

 

但我們應該預期什麼？

 

我們看到一場競賽，一邊是私營部門修復資產負債表和全球調整需求平衡，另一邊是刺激方案的可持續性。

 

只有在過度負債的家庭、過多借貸的企業以及資本金不足的金融部門修復資產負債表以後，或者高儲蓄率國家增加消費或投資後，私營部門的強勁需求才能恢復。

 

所有這些都不太可能很快發生。

 

的確，考慮到過去十年裡累積的異乎尋常的債務水平，這一過程更有可能會持續多年。

 

例如，在過去的兩個季度裡，美國家庭僅償還了3.1%的債務。

 

去槓桿化是一個費時的過程。

 

與此同時，美國聯邦政府已成為唯一重要的借款者。

 

同樣，中國政府能夠迅速擴大投資。但通過政策來提高消費水平的難度就比較大了。

 

很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全球經濟需要激進貨幣和財政政策的時間遠超許多人的預期。

 

這將使政策制定者和投資者感到不安。

 

兩種對立的風險由此出現。

 

一種是很快撤銷經濟刺激，就像上世紀30年代和日本在90年代末的做法一樣。

 

這將使經濟重新陷入衰退，因為私營部門仍不能或者不願支出。

 

另一種風險是太遲撤銷經濟刺激。

 

這將導致人們喪失對貨幣政策穩定的信心，更糟的是，人們擔憂公共債務的可持續性，尤其是在美國這個全球關鍵貨幣提供國。

 

在極端情況下，大宗商品的美元價格飆升和政府債務長期利率上升，可能會讓美國乃至全球經濟陷入不利的滯脹局面。

 

與某些危言聳聽者相反，目前我看不到這種恐慌的跡象，但它或許會發生。

 

貨幣數量的理論者們堅信，貨幣政策是一種可控的高效工具。

 

然而，當產能過剩與結構性失業周期出現時，貨幣政策的制定者們會非常現實地面對“無效”這兩個字。

 

而在全球性產能過剩與全球性大衰退中，凱思斯主義的執行者，最終是無法解答投資＝儲蓄這個問題。

 

因為隨著政府過度消耗有限儲蓄。全球儲蓄下降而引發的長期利率問題，則會讓凱思斯執行者們面對最終的失敗。或許自由市場的行為更簡單，但他不符合政府、中央銀行與民意的要求。

 

1929年美國地區的貨幣收縮，工業產出與物價的同步下跌，引發了當時全球性的大蕭條。

 

這輪全球同步下跌直到1933年才觸底。而引發這場世界性崩盤的導火線是來自美國股市。

 

在1924～1928年美國股市的火爆行情引發了當時美聯儲實力派哈里森的高度反感。

 

在1928年07月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貼現率已經到了5%，這是近十年的高點。

 

到1929年02月英格蘭銀行將銀行貼現利率猛提一百個基點至5.5%，到1929年09月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貼現率到達6%。

 

這樣在1929年10月，美國股市崩盤了，而當時的中央銀行包括金融市場，完全無法應對保證金交易與銀行體系的大面積倒閉問題。

 

到1932年底美國股市跌幅高近90％。

 

到1933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不到1929年的1／3。實際產量直到1937年才恢復到1929年的水平。

 

在1929年10月的大崩盤後，美國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也的確採取大幅降低貼現率與公開回購政府債券，向市場注入流動性。

 

當時全球貨幣存量的供應嚴重受到“金本位體系”與銀行業大面積倒閉的制約。

 

但是完全要歸罪於當時的貨幣體系與金融體系的論據應該並不充分。

 

因為1987～1989年日本央行猛烈提高日本利率的做法，導致了日本股市在1989年崩盤。

 

隨後日本央行也迅速向市場注入流動性，日本政府也迅速擴大政府在基建方面的大量支出。

 

但最終結果是近20年後的今天日經指數的跌幅是高達近80％，日本經濟這20年中是長期陷入嚴重的通貨緊縮。

 

在1989年崩盤的第二號全球經濟體的日本並不存在“金本位”與銀行業大面積倒閉的問題。但是1929年的世界性崩盤與1989年的日本經濟崩盤的共同點是今天我們必須去嚴重關注的——中央銀行主動挑破股市泡沫。

 

現在大家應該注意一個問題，就是1989年的日本經濟用了20年時間還未走出通貨緊縮的狀態。

 

而1930年的美國與全球經濟卻只用了近十年的時間走出了大衰退的狀態。

 

這時我們必須注意到兩個歷史性人物的出現。

 

1932年羅斯福先生以政府干預市場的主張戰勝了胡佛先生以政府不干預市場的理念當選了美國總統。

 

這樣在1932年凱思斯主義者徹底掌握了世界經濟的方向盤。

 

而另一位人物，就是1933年當選德國總理的納粹黨人希特勒。

 

一場世界性軍備擴張與政府大量支出同時登上了當時的世界經濟。

 

軍備擴張與二次大戰嚴重地為美國資本主義工業帶來了超級利潤。

 

大量工會的解散、大量工人的戰時工資與戰時低消費為美國的凱思斯主義提供了巨大的儲蓄與利潤空間。

 

在1933年以後的凱思斯執行者們完全不需要去擔心——儲蓄不足、產能過剩與通貨膨脹的問題。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在1970年後凱思斯主義遭到了世界性失敗。

 

而同樣在1989年後的日本凱思斯主義也完全是失敗的。

 

今天全球政府的強力政府支出與全球中央銀行的強力注入流動性的舉動，讓世界的樂觀情緒嚴重升溫。

 

而在2008年09月份爆發的美國股市大崩潰導致的世界經濟的整體大蕭條的導火線或許應該是我們首先需要關注的問題。

 

2007年09月中國央行的2007年內第七次上調銀行存款準備金率舉動出爐。

 

這時中國的銀行存款準備金率達到12.5％，距中國人民銀行貨幣史歷史最高點僅差距0.5%。

 

而這時中國股市是在衝擊6000點這個創記錄高點。隨著2007年09月後繼續猛烈的中國地區貨幣緊縮舉動出爐，包括在2008年6月7日超出所有市場預期的一百個基點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的強力收縮貨幣行動，使中國國內存款準備金率站到了近18％的新高點。

 

而非常鮮明對應的是中國股市在這個階段從2007年10月6000多點迅速崩盤到2008年08月2500點。

 

全球第三大經濟體，一兆多美元財富一年內被消滅了。

 

而在2007年09月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先生是大幅降低美國聯邦基金利率。

 

美國股市為此是獲得了短暫支撐的時間。

 

但2007年09月伯南克生的舉動卻造成中國地區貨幣供應猛烈緊縮，造成中國股市萬億美元財富被加快消滅。

 

而2007年09月伯南克先生的舉動還造成長期以來維持世界流動性充足的日元套利交易者開始大量離場，包括歐洲央行在2007年09月份後繼續堅定保持緊縮貨幣政策。

 

中國股市的崩盤，日元套利交易者的離場，歐洲地區的反通貨膨脹政策，最終讓美國股市在全球貨幣存量大幅下滑的2008年09月從11,000點歷史高位附近開始迅速崩盤，最終引發世界性同步崩盤。

 

同樣，在2008年的中央銀行與政府也無法完全應對衍生品市場的交易規則。

 

這就像1930年那時的中央銀行與政府完全無法應對保證金交易規則與銀行業的大面積倒閉一樣。中央銀行與政府是永遠滯後市場交易規則的變化。

 

1930年的世界性大蕭條是美國中央銀行挑破美國股市資產泡沫而引發的。

 

近20年日本經濟的大衰退的主要原因是1987～1989年日本央行強力緊縮貨幣造成日本股市崩盤而產生的。

 

2008年爆發的世界性大蕭條的重要因素是2007年10月～2008年08月中國股市從6000多點崩盤至2500點，一兆多美元財富被消滅，包括伯南克先生促使2007年09月份以後大量日元套利交易者離場所最終產生的，相信本人這個觀點在今後幾年對今天這場世界性大蕭條爆發的研究中會占有一席之地。

 

現在伯南克先生開始了全力購買美國政府債與公司債的行動。

 

在伯南克先生開始執行量化的貨幣政策後，中國央行提出了創建一種超主權貨幣設想。

 

這個設想也類似以前為平衡全球美元地位的世界特別提款權。伯南克先生的量化貨幣政策事實是對美國長期國債持有者一種巨大威脅。所以作為美國長期國債最大持有人中國央行的反響是非常正常的舉動。

 

理論上伯南克先生可以無限量購買美國所有資產。

 

現在美聯儲的負債表是高達三兆多美元。

 

美國的政府債與公司債規模高達50兆多美元。

 

因崇拜傅利曼提出的“坐直升機撒錢”的貨幣理論而得名的“直升飛機先生”稱號的伯南克，是否有能力向市場去撒錢呢？

 

如果伯南克先生在未來把美聯儲的負債表做到十幾兆美元，那美元的世界貨幣權就將永久喪失。

 

所以美國國會與華爾街的資本家們是有底線的。

 

美國歷史上也發生過美國國會干預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案例。

 

所以伯南克先生手裡的彈藥是有限的。而今天伯南克先生的量化貨幣政策：

 

（一）強化了凱思斯主義的執行力，延長全球產能整合周期，讓資本主義工業化利潤長期惡化，違背儲蓄與投資的最終要求；

 

（二）挑起了美國長期國債持有人的信心力問題。

 

會讓資本主義工業化利潤長期惡化趨勢形成，會讓大量中央銀行與私人資本遠離美國長期國債。

 

所以今天伯南克先生的量化貨幣政策是最終會讓美國長期國債價格暴跌，是會讓全球貨幣存量今後在某一特定時段迅速大幅減少。

 

以摩根大通為例，其在利率交換市場的頭寸是高達60～70兆美元。

 

當美國長期國債暴跌時，摩根大通只能是死。今天的美聯儲與美國政府作好了這種應對嗎？

 

答案是否定的。

 

當美國長期國債暴跌時，全球幾十兆美元中低級別債券持有者，如保險公司、銀行家、券商只能是集體一致拋售中低級債券轉換成高級別貨幣短期政府債券，所以全球的中央銀行與政府作好了應對的準備嗎？

 

答案是否定的。

 

當美國長期國債出現暴跌時，美國長期國債大量持有者，如中東地區資本、亞洲中央銀行作好對沖的應對的準備了嗎？答案也是否定的。

 

所以在2007年09月份伯南克先生大幅降低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大量向市場注入流動性的行為，卻加速了中國股市崩盤的步伐，卻迫使大量長期向全球市場提供流動性的日元套利交易者離場，卻堅定了歐洲央行的反通貨膨脹決心。

 

同樣，在2009年03月伯南克先生的量化貨幣政策將最終讓世界陷入真正的資本主義工業利潤長期死亡周期。

 

在1930年1～4月，美國股市強勁反彈，在1930年05月，胡佛先生發表講話，告訴美國民眾與全球市場——我們現在已經渡過了最困難時期。

 

到1930年06月全球股市與經濟是進入了真正的崩盤時期。

 

2009年的今天，貨幣主義者與凱思斯主義者共同發起捍衛全球經濟的旗幟。

 

而這種延長全球產能整合周期，讓資本主義工業利潤進入死亡周期的最終做法，將導致市場力量在某一特定時期的真正反攻。

 

在美國，大量的救助資金流入了華爾街，而未來衍生品市場頭寸的真正致命威脅，將在美國長期國債在全球市場喪失信心中爆發，今後華爾街的力量與美國普通民眾的權力最終將是美國社會問題對壘的主戰場。

 

在歐洲與日本的長期老齡化問題，包括歐洲的高福利政策與日本政府債務創主要工業化國家記錄的問題，將讓歐洲走向更保守的世界貿易政策。

 

而日本會更緊密依靠美國的意志。在中國，是房價收入比高於西方主要工業化國家五倍以上的差距，包括現在巨額信貸資金進入股市與巨額信貸資金繼續進入過剩產能。

 

未來收入分配的問題將是中國在全球貿易大幅下滑周期中的主要問題。

 

所以當今天貨幣主義者與凱思斯主義者高興的時刻。

 

全球許多真正的問題並沒有解決，而是在進一步惡化。

 

市場的力量最終才是真正的結果。

 

而1930年全球性大蕭條復甦的許多因素，今天是不存在，所以21世紀真正的大蕭條或許正在走來。

 

去年，全球經濟陷入了衰退。各國實施了大規模的政策應對措施。

 

但是，那些相信我們正處於由私營部門帶領的強勁復甦開端的人，幾乎肯定是受到了蒙騙。

 

邁向全面復甦的過程，很可能是漫長、艱難而不確定的。

 

 

引用：http://tw.myblog.yahoo.com/jw!NHe2OIGTE0aCV39tHd0-/article?mid=39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