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維鬘傳道協會】
一、王儒龍其人和「維鬘傳道協會」1987年元月正式成立的台南市佛教「在家教團」的「維鬘傳道協會」(外界又稱其為「維鬘教團」)，是由擁有教界經驗豐富歷練並擅於自我保護的王儒龍所創立的，它曾和北台灣的｢佛教現代禪菩薩僧團｣，並稱為解嚴之後的臺灣南北兩大｢在家教團｣，並在佛教知識圈內，一度享有極高的聲譽。
可是，從1987-2000，其間不過只存續十餘年的輝煌歲月，它又告泡沫化了。
所以，它是當代｢在家教團｣傳奇史之一，很值得後人對其關切和反思。
至於創立者王如龍本人，是1943年出身於台南縣(註1)安定鄉(註2)港口地區，高農畢業，曾入野砲部隊服役，也畢業於警校和擔任警官多年。
其個人的宗教歷練過程如下：甲.1943年至1963年青年期：青年期的王儒龍，開始吸收與分析資訊。
1960年代中基督教在台灣傳教事業的發展，對比佛教窘境，使王儒龍一直以基督教為藍圖，力圖佛教的入世化與家庭化。
乙.1963年至1983年壯年期：台灣仍在戒嚴的環境中，王儒龍的佛教事業由提出構想到付諸實踐，都在儘量在低調中尋求突破。
丙.1983年至2002年嚐試期：台灣政經環境一步步走向開放，王儒龍及｢維鬘教團｣成員得依本身理念進行實驗。
王儒龍是台南｢維鬘教團｣組織中的主要領導者，以及建構教團佛教理念的主要提倡者和實際指導者，也是初期台南｢維鬘教團｣組織活動大筆贊助資金的提供者。
於是，在王儒龍的深刻影響之下，「維鬘傳道協會」成員，在其置身於｢台灣佛教團體屬性｣的自我定位，則是認為他們的「維鬘教團」是｢俗家教團」，所以彼等曾主張：以在家出家互為主體、禮敬出家眾，關係和諧。
然主張在家人，亦可以成為專職傳教人員。
有自己的儀典、大部分的辨識系統未完成。
婚嫁獨身，自由選擇。
相互間有往來、法務上的支援，邀請出家眾講經說法。
因此，雖然始終仍堅持其「在家教團」的主體性和獨立性，卻異常低調，從不引起僧俗之爭的問題，也拒絕和傳統台灣齋教對禪宗腐敗的批判性的立場產生直接關聯，和一再小心翼翼地強調其一貫「尊僧立俗」、「僧俗共融」、「多元分化」和「良性競爭」的新倫理立場。
此外，王儒龍還要求｢維鬘教團」成立後，作為｢正式會員｣，必須遵守「會員守則」如下：終生奉行布薩制度。
家中設有佛堂。
每日閱讀經書及固定行持（讀經、靜坐、念佛、修密均可）。
遵守教團規章，履行應盡義務。
但是，這些規則，事實上，只有第一項被嚴格執行。
於是，王儒龍曾試圖透過分析了其成員的教育程度來了解其原因。
結果，他發現：除外地大專生外，本地會員都在高中水平，雖比起台南本地傳統齋教中的齋姑、菜友的教育素質可能好一些。
可是，「維鬘教團」的｢正式成員｣始終沒有辦法，能晉升至社會知識分子金字塔結構的上端，卻是不爭的事實。
此一學識上的限制，可能也是「維鬘教團」，日後始終帶著庶民佛教性格的原因之一。
當然，也因此要求其能全部遵行「會員守則」，是有其實際的困難。
另一方面，王儒龍並不希望佛教變成死的宗教，故藉由不斷詮釋，使宗教隨時保持在高峰狀態。
但，也因此造成彼等在實踐宗教信仰時的相對困難。
再者，｢維鬘教團｣正式成員被要求朝向「過度學術化」的發展難題，也一直被｢維鬘教團｣正式成員提出來檢討，然至始至終，此一問題無法得到改善。
而此一問題之所以會發生，是由於當時正值釋印順(1906-2005)的人間佛教思想正在教內廣為傳播，和激起各方質疑傳統佛教信仰理念是否具有現代弘法正當性的問題，所以台南｢維鬘教團｣的領導幹部，不但與由藍吉富、楊惠南等教內重量級學者所領導的「現代佛教學會」共辦學術活動，也定期邀請各方佛教學者在週日上午會員聚會時，為所有參與者演講各類佛教學術專題。
此外，以王儒龍為首，台南｢維鬘教團｣總部也購置大量佛教學術圖書，並一再要求幹部成員，必須對其多方涉獵和進行思想析辯，所以「準佛教學者」的程度要求和角色扮演，對所有的幹部成員，實際上形成極大的學習壓力。
問題在於，這是迫於外在佛教思潮流行的大勢所趨，所以此等內部成員的質疑和檢討雖一再發生，卻始終無法能有一斷然的結果或方案出現。
最後雖是由羅國銘和徐秀慧兩者代表出外深造，卻不能視為全體成員的最後共識，並且，羅國銘和徐秀慧兩者，其後也未以成為佛教學者，作為彼等最終的學習目標。
甚至，在彼等學成之後，就根本與原台南｢維鬘教團｣總部脫離他去了。
可見，「過度學術化」的爭議，在｢維鬘教團｣的內部成員中，始終未能有一妥善的解決之道，被提出和被有效執行。
以上的內外因素，導致王儒龍和整個台南維鬘組織，不得不逐漸面臨後期教團式微，和最後導致整個組織解體的嚴重後果之出現。
二、關於2000年之後「維鬘教團」成為｢泡沫化｣的真正原因後期的｢維鬘教團｣成員，曾一致認為：非要有自己的講師不行，因而為了培育講師，鼓勵成員進修。
這也就是日後有些｢維鬘教團｣成員，如得力幹部羅國銘和徐秀慧兩人，暫時離開｢維鬘教團｣，再行覓處進修的主因。
然而，這批主力幹部的離開，卻導致教團發展氣勢中挫。
並且，為了預防團體的「質變」，甚至不得不暫停作業。
而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當時高雄小港地區的維鬘分會，在活動上已過於商業化，亦即已逐漸溢出台南｢維鬘教團｣總部的保守嚴謹作風。
可是，台南｢維鬘教團｣總部方面，又受限於本身指導幹部的人手不足，無法經常應高雄小港地區維鬘分會的要求，隨時派員前往指導。
所以，雖已實際強烈感到「質變」的可能，卻也只能讓「力不從心」和「愛莫能助」的現實尷尬窘境，持續地延長下去，而無能在短期內，即時設法加以改善。
此外，當時台南地區曾有不少財力雄厚的社會人士，已逐漸對台南｢維鬘教團｣所呈現的在家佛教團體組織及其相關活動方式，有高度參與意願，彼等並主動表示要投入巨資，贊助台南維鬘的組織及其相關活動。
但對台南｢維鬘教團｣總部方面來說，一旦讓此等社會人士挾巨資加入台南｢維鬘教團｣的組織及其相關活動，其後續發展，一定是會朝向被操控和遭宰制，而產生根本「質變」的可能。
所以其後(2000)，內部高層才有暫停台南｢維鬘教團｣的組織及其相關活動的共識，和最後斷然實際決行組織凍結與暫停一切相關活動的巨大變化。
可見，擔心「質變」的可能，即是當時台南｢維鬘教團｣總部最大的焦慮，和導致其全部組織最後完全終止活動的根本原因之一。
引用：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26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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