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對四餘的定義五】
然而官方對四餘的態度並未就此塵埃落定，乾隆五年(1740)六月，和碩莊親王允祿等在奏請更改《萬年時憲書》及《選擇通書》的內容時，即建議將羅喉與計都援古法更正，其文曰：
《七政時憲曆》之羅喉、計都乃月行正交、中交之度，古以正交為羅喉，《新法算書》以中交為羅喉，星命家以為羅喉屬火、計都屬土，遂謂顛倒羅、計，查羅喉、計都並非實有此星，亦於字義無取，於算法尤無關礙，應俱依古改正。
事下大學士、九卿議奏。
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大學士鄂爾泰等奏題曰：
查羅喉、計都生於日月交行，謂之天首、天尾，中法以天首屬羅、天尾屬計，自古而然，今以西法起算，由彼土占候，後天行一日，遂以羅為尾、計為首，查羅、計止入《七政書》內，應如所奏，依古改正。
再，七政古有四餘，今以紫氣無憑起算，遂去其一，然古法具在，應請添入，以備四餘之用。
七月二十七日，奉旨依議。
鄂爾泰等在此奏中以西法顛倒羅計乃因「由彼土占候，後天行一日」，此一理由實屬牽強附會，但因天文曆算乃屬極端專門的學問，故一般人亦無能辨明。
《清史稿》中以乾隆九年始「更定羅喉、計都名目，又增入紫氣為四餘」，但此說恐誤，因筆者在乾隆七年的《七政曆》中，即發現當時已改依古法，亦即已定羅喉所在為降交點，計都所在為升交點，此一定義並一直沿用迄今。
惟因故宮的藏本中恰缺乾隆六年的《七政曆》，故目前尚無法確定是否在奉旨依議的翌年，即已更定羅、計的名目。
另外，我們從各年《七政曆》編寫格式的不同，亦可間接了解中、西法天文家對四餘的態度。
如康熙六至八年的《七政曆》乃據傳統方式所編，其所附的四餘躔度表，是列出各曜行至二十八宿各宿整數度的所有各日（見圖四）。
至於西法天文家所編各曆，則固定列出每月初一日、十一日以及二十一日三天的位置，並詳細給出度、分。
傳統《七政曆》中所列四餘行度的方式，顯然受到術數實際運作的影響，因在所有使用四餘躔度以推命的方法中，均只要求知道各曜入宿的整數度，而使用西法的天文家，則將羅喉、計都及月孛視作推步交食與月離的重要數據，此故他們將各曜在每月固定三天的位置詳推至分，且不特意去推求其行至各宿整數度的日期。
又，欽天監雖於乾隆五年奉旨將紫氣的推步再度加入《七政曆》中，但或因在西法薰陶下的監官，並不十分心悅誠服，故在表中即將紫氣列於四餘之末，而在舊曆中，紫氣一直是列於月孛、羅與計都各欄之上（見圖四）。
且舊曆在躔度表前均題為某某歲的「四餘躔度」，但在新法所推各曆中（即使在被迫加入紫氣後），則僅稱某某歲的「七政行最高卑并羅計躔度」，似乎刻意淡化四餘的色彩。
四、結論
中國古代天文、術數中的四餘，在自印度傳入後，其定義漸生改變，如佛經中原以羅喉為白道的升交點、計都為月亮的遠地點，但中土曆家則在稍後改成以羅喉為白道的降交點、計都為升交點、月孛為月亮的遠地點。
四餘雖多亦具有推步天行的積極意義，但在天算與術數密切結合的中國社會中，其原始的天文意義漸被淡化，並演變成具備明顯的形像與神格，以為占算吉凶趨避之用。
明清鼎革之後，湯若望利用其掌理欽天監監務的職權，在新法中不僅刪去紫氣、顛倒羅計，甚至將傳統羅計無順行、無遲疾的規則亦加以推翻。
其目的一方面或欲剔除四餘中迷信的內容，一方面很可能是為標奇立異，以突顯新法之新。
但由於四餘之說早已透過術數或釋、道等宗教在中國社會中根深蒂固，故湯若望當時尚不敢將四餘盡廢，只能折衷保留較具天文意義的羅喉、計都與月孛三曜之名，並從一較科學的角度以新法細推各曜的行度。
無怪乎王錫闡譏耶穌會天文家曰：「譯書之初，本言取西曆之材質，歸《大統》之型範，不謂盡隳成憲而專用西法」。
雖然湯若望試圖從一科學的立場賦與四餘新的定義，但因其在推步羅計行度時，所加入的修正項過大，以致誤差反而較舊法只單純考慮均勻行度時為大，甚至因此產生羅計明顯順行的錯誤結果。
此一情形，直至雍正十年，始由使用西法的欽天監監官，修訂了湯若望的計算法。
由於湯若望對四餘的態度，乃為一折衷的結果，故其在辯護新法顛倒羅計、刪除紫氣一事的邏輯上，顯得並不十分週全。
從清初反教首要人物楊光先對刪改四餘一事的抨擊，我們不僅可看出楊氏辯才的犀利，亦可間接體會湯若望處境的無奈。
在藉天文以揚教的策略下，湯若望得在中國傳統與天主教義間取得一平衡點，但他對四餘一事所選擇的妥協方式，在中國社會不同的價值標準下，並無法獲得全面的認同，而在另一方面，妥協的結果則削弱了其所採科學實證的基本立場，導致楊光先在論辯之時，得以其矛攻其之盾。
從本文的討論中，我們亦可發現天主教天文家在抨擊中國傳統四餘時，往往採取一較理性的態度，然而在「康熙曆獄」的過程中，當雙方辯及天主教教義時，教會人士卻又屢將楊光先等人的詰難用「神蹟」一筆帶過。
顯然兩造在辯爭中所取的理性或非理性態度，多因事而取。
亦即「曆獄」的發生，並非一單純的科學與偽科學間的衝突，雙方在欠缺相互的了解、溝通與體諒之下，將天算與術數用為攻擊對方的主要工具之一，以致引發此一對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影響深遠的悲劇。
由於中國古代對四餘的重視，乃建立在術數的應用上，原非僅是對自然現象的一種客觀的了解，此一心態上的差異，導致入清以來長達近百年的爭執，雖然在「曆獄」之後，新法一直擁有官方的正統地位，但在民間所自行編印的通書中，則依舊照傳統方法推步四餘。
乾隆五年，保守人士終於成功地迫使欽天監妥協，亦即在《七政曆》中重行依古法增列紫氣，並改訂羅、計的名目，但羅、計行度的推步則仍據新法，並仍以新曆所定義的黃道宿度表示各曜的座標。
民國以來，術家所訂四餘的躔度，多不再使用入宿度以表示位置，而改以子、丑、寅……等十二宮表之，而其推步四餘的方法，亦與《時憲曆》不同。
此或因民國以後，官方天文臺已不再負責與天文科學無關的推步，而民間術家又不熟悉《時憲曆》中那套複雜的計算方式，更無能力以現代天文學的知識推求黃白交點以及月亮遠地點的位置，只得採用一不古不今的簡法推步，亦即只推求正交（或中交）平行之值（此與古法同），但黃經的定義則依西法，且因入宿度的計算較為繁瑣，故又改採十二宮以表示四餘的座標。
由於各家的理解與能力各異，以致現今坊間所見記七政四餘躔度的工具書，往往互有差異，此一現象與清前期的四餘之爭，同樣深受社會環境的影響，且亦突顯出中國傳統天文術數與社會之間的密切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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