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帝王對宗教的認知】
《清朝續文獻通考》說：「太宗﹙皇太極﹚時崇德七年，達賴、班禪謂東土有聖人出，特貢方物，表稱曼殊師利大皇帝。翌年遣使存問，稱之為金剛力士。」
可見藏滿統治者皆曾相互標榜，宣稱對方是當今菩薩，承認其政教合一的推行。
由於“藏傳佛教”各大小領袖是以轉世形式來傳承的，對於轉世靈童的尋訪過程，便產生了許多政治弊端，成了壟斷和爭奪的情形。乾隆看透“藏傳佛教”而認為“蓋佛本無生，豈能轉世？”
便於五十七年﹙西元1792年﹚諭軍機大臣：「前後藏為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駐錫之地，各蒙古以及番眾人等，前往煎茶瞻拜，皈依佛法，必其化身的確，方足以衍禪教而愜人心。今藏內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呼畢勒罕示寂後，俱令拉穆吹忠作法降神，俟神附伊體，指明呼畢勒罕所在。
拉穆吹忠既不能認真降神，往往受人囑求，任意妄指，是以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哲丹巴呼圖克圖等，以親族姻婭，遞相傳襲，近數十年來，總出一家，竟與蒙古世職無異，甚至丹津班朱爾之子，亦出有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者，以致蒙古番眾，沸騰物議，均懷不平。
即仲巴與沙瑪爾巴二人同為前輩班禪弟兄，仲巴系扎什倫布商卓忒巴，坐享豐厚；沙瑪爾巴居住廓爾喀，未能分潤，遂爾藉口生心，唆使賊匪前來搶掠。
此即呼畢勒罕之不真，族屬傳襲之流弊所由起也。
嗣後，應照前降諭旨，令拉穆吹忠四人，認真作法降神指出，務尋實在根基呼畢勒罕名姓若干，將生年月日各書一簽，貯於由京發去之金奔巴瓶內，令達賴喇嘛等，會同駐藏大臣共同念經，對眾拈定具奏，作為呼畢勒罕。
不得聽其仍前任意妄指，私相傳襲，以除積弊而服人心。」於是，清政府從此控制了活佛確認的權力，乾隆所賜的金奔巴瓶，成了清皇權在西藏的象徵。故有“香界從來知佛大，而今更識帝王尊”之詩表明。
「利用黃教治理蒙古，利用蒙古管理西藏」是清朝的手段。乾隆五十五年，紅帽喇嘛沙馬爾巴煽動葛爾喀部興兵闖關，因此決定對娶妻留髮的紅帽喇嘛大整頓，特別護持黃教，而排斥紅教。
乾隆五十八年，又再次強調達賴、班禪之親族及蒙古汗王、貝勒、貝子、公、札薩克、台吉之子均禁止指認為呼畢勒罕，「……其從前王公子弟內，私自作為呼畢勒罕之陋習，永行停止。
朕之此旨，原因各蒙古汗王、貝勒等既有世爵，可以承襲罔替，已極尊榮，何必復占一呼畢勒罕，又謀喇嘛之利，似此見小，罔知大義，將來必致謀奪財產，起爭肇，滋生事端。
若……伊等牟利不已，久而或致爭奪相尋，成何事體，是朕之整飭流弊，正所以護衛黃教，厚愛蒙古人等，使其各闢愚蒙，永除爭競。」
乾隆以後，外蒙的最高活佛哲布丹巴圓寂，其靈童都要到西藏去尋找；內蒙的最高活佛章嘉圓寂，其靈童都要到甘肅和青海尋找，而不得就近在蒙族人中確認。
並規定大、小金川、五臺山喇嘛寺的住持，要從西藏調用；伊犁地方大寺的堪布，則從北京或熱河調用，並且三年一換，以防久住生患。
清王朝對“藏傳佛教”的態度也是費盡心機，但與元朝不同，清太宗皇太極曾公開說：「喇嘛等口作訛言，假以供佛持戒為名，潛肆邪淫，貪圖財物，悖逆造罪。又索取生人財帛牲畜，詭稱使人免以幽冥，其誕妄為尤甚。喇嘛等不過身在世間，造作罪孽，欺訛無知之人耳。至於冥司，孰念彼之情面，遂免其罪乎？」
清太宗於後金天聰八年﹙西元1634年﹚說：「蒙古諸貝子自棄蒙古之語、名號，俱學喇嘛，卒致國運衰微。」由於蒙古部落“剛直好勇”，“三皇不治，五帝不服”，所以只能利用蒙古部落“敬奉喇嘛教”的特點，以收其心，結成聯盟，進行治理。自稱“不好仙佛”的康熙曾直言不諱地說：「在蒙古地區“建一廟，勝養十萬兵”。」（用以消耗力量）
《清朝續文獻通考》就指出：「……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係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
「邊居之人野性難化，故令其信認喇嘛，承襲管轄。」眼見佛教是有助於王權的得力工具，於是十七世紀中葉，在清朝政府和蒙古貴族的扶持下，“喇嘛教”在蒙古地區的發展到了鼎盛的時期。
清王朝對內地僧人和寺廟是採取限制數量的政策，但在清朝的鼓勵下，則在蒙古地區大大宣揚教化、大大提倡興建寺廟，把蒙古地區的財力、物力和人力都消耗在興建寺廟上，如今在蒙古地區所見的寺廟，絕大多數是建於清代，從此蒙古人也不再有能力興兵侵犯各國。
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內蒙古地區修建寺廟形成了一種狂熱風潮。盟有盟廟，旗有旗廟，蘇木有蘇木廟，嘎查有嘎查廟，王公貴族和富戶有家廟。
光緒年間統計，光是內蒙地區就有寺廟1600餘座，喇嘛人數高達十萬人以上。
這些宏偉壯觀、金碧輝煌，華麗如宮殿的寺廟，其資金來源主要是：
一.滿清政府從國庫撥出巨款。
二.蒙古王公貴族和富戶為討好滿清，慷慨解囊。
三.有名望的高僧喇嘛為了給自己樹碑立傳，千方百計向信徒募款。
四.虔誠的蒙古信眾不惜一切捐資出來。
在當時，西藏與蒙古為了興建佛寺，造成社會長期的落後。（台灣早已步入後塵）
康熙曾說：「蒙古惑於喇嘛，罄其家資不知顧惜，此皆愚人偏信禍福之說，而不知其終無益也。」
又說：「蒙古之性，彌信詭言，但聞喇嘛呼比爾汗，不詳其偽，極誠叩頭，選牲畜等物，以為可以獲得福長生，致破蕩家產，不以為意。」﹙以如今的“喇嘛教”在台灣掀起的風潮，頗有點類似，被有些冒充的假上師，對無知單純的信眾騙財騙色，具明眼者不應不重視此嚴重問題。﹚
康熙皇帝說：「蒙古惑於喇嘛，罄其家貲不知顧惜，此皆愚人偏信禍福之說，而不知其終無益也。……
一切僧道，原不可過於優崇，若一時優崇，日後漸加縱肆，或別致妄為。」
但是面對治理蒙古諸部時，深知「佛教之興，其來久矣，使人遷善去惡，陰翊德化，不可忽也。」
雍正說：「廣布黃教，宣講經典，使番夷僧俗崇法慕義，億萬斯年，永躋仁壽之域，則以佐祝王化，時有裨益。」
乾隆說：「興黃教，所以安眾蒙古，所係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
讓蒙古等各族人終日誦經、禱告、戒殺、唱咒、修道，可以把當代優秀的知識分子都限制一起。
尤其人人在為了追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前題下，必須付出大半生心力，自然無暇去思考統治者的不懷好意，人民也正好上了「大希臘化順民政策」的圈套。
或許是佛教本質上的寬容性格，反成為其弱點，有的人認為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上，佛教未曾扮演一次宗教戰爭的主角，（但是早年有阿育王的「不信則殺」的強迫信仰；
中古時期西域諸佛教王國的相互併吞；
近年來已有緬甸的佛教徒與印度教徒之戰等，都是帝王私心興起的殺伐）
遇到其他宗教入侵時，亦欠缺與外敵爭生存的耐力。
佛教每逢具有強大自我主張之他種因素介入時，總有自動引身而退的傾向。
而佛教徒個人被訓示如此，也很難在社會上立足長久。
以蒙古──突厥族建立的古代諸國為例，從匈奴入據洛陽到滿族﹙通古斯族女真人，明末先建立後金──愛新Aisin國﹚進入北京﹙大都﹚之一千三百年間，該地區全民凡是信仰了佛教，不但國力變得貧窮，就連戰鬥力也失去了，生存餘地全賴鄰國的臉色。
如同古印度佛教沒有戰鬥力，就受到狂熱的回教「伽日尼王朝」、「土庫曼阿富汗王朝」、蒙兀兒帝國﹙Mogul Empire﹚入侵，分別統治各長達三百多年，造成分裂為今之阿富汗﹙Afghanistan﹚、巴基斯坦﹙Pakistan﹚、喀什米爾 ﹙Kashmir﹚；
近代英國入侵二百多年，又失去了孟加拉﹙Bengal﹚國。因知印度這兩千年來有三分之二時期是被外族統治。由此歷史可以明證，所以，現代的我們要特別注意這種反效果的利害。
既然經過滿清政府深謀遠慮的推波助浪，在制定「興黃教以安眾蒙古」的政策下，使得寺院成為蒙古草原的主要建築，也增加一個游牧君長長期定居的所在。
現在來看蒙古的寺廟建築是以漢式、藏式和漢藏結合的居多，寺塔則以印度式、藏式和印藏結合式的居多，純蒙古式或蒙藏結合式的較少。
蒙古大寺廟的布局也是由山門、鐘樓和鼓樓、天王殿、正殿、供佛殿、講經殿、邁達里佛殿﹙彌勒佛殿﹚、金剛殿、菩薩殿、度母殿、羅漢殿、天神殿、千佛殿、藏經殿、轉輪殿、活佛府邸、舍利殿、塔、寺廟倉、僧房宿舍等組成。
以游牧為主的蒙古部落，就以固定的寺廟建築為中心，首先是貴族的領地，後來逐漸形成草原上的城市。因此，“藏傳佛教”經過二百多年的傳播與發展，已深深影響蒙古社會，如今寺廟在蒙古地區不僅是宗教的信仰中心，更是政治、經濟、文化、娛樂活動和醫療的中心，這也是當時未能料想得到的。
可是清末時，清政府派三多為庫倫練兵大臣，所有機關之經費皆責令蒙古官吏供應，當然蒙古官吏就像蒙古人民強索，人民不堪其擾，而相率逃避。
到了公元1911年，庫倫活佛哲布尊丹巴派代表團向俄羅斯求援，在表達脫離大清帝國，希望獨立建國的同時，可以從發出號召蒙古人民的文告知悉：「竊查清國遣派大臣駐庫以來，欺壓蒙眾，騷擾地方，……漢官執掌國權，辦事多不平允，需索蒙眾，敗壞宗教一切舊規，並不體恤，因而各自失望，……非圖獨立，斷難生存。」
終於獲得俄國政府援助，該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正式聲明：「蒙古已定宗旨，將全土自行保護，定為大蒙古帝國，共推哲布尊丹巴為大皇帝。」
才經一個月的時間內，便完全驅逐清軍，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庫倫登基，國號「大蒙古國」，年號「共載」，仍然是教政合一的國家。
蒙古國組織新政府，的確比中華民國早了四天。外蒙古的建國仍然波折頻生，雖經過三次的獨立宣告，才在公元1945年，舉行公民投票，獲得百分之九十八點四的票數支持。
公元1946年，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承認外蒙古獨立。
早期清政府想以宗教來統治的錯誤態度，根本就不是真心來對待蒙古人民，以及後來清官對宗教的手段如此惡劣，難怪外蒙古民眾會受不了，才逼得外蒙走向獨立。
乾隆九年﹙西元1744年﹚，乾隆依清朝的慣例，將已故皇帝生前的府第改為寺廟。在原王府行宮的基礎上，興建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喇嘛廟。
雍和宮從此成為清政府管理全國喇嘛教的事務中心，蒙藏地區的許多重要寺廟的住持喇嘛，都必須先由雍和宮抽簽認定後，才派往各地擔任住持喇嘛。
大昭寺前有“金瓶擎簽碑”，是清乾隆帝為避免認定大活佛轉世﹙reincarnation﹚靈童的弊端，規定達賴班禪及各大呼圖克圖活佛轉世，在認定靈童時必須在皇帝賜給的金瓶裡，將靈童們的名字寫在簽上，再由駐藏大臣擎簽認定，而刻石立碑于大昭寺前。
﹙乾隆在御制《喇嘛說》一文提到：茲製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轉世之呼畢垃罕，眾所舉數人，各書其名置瓶中，掣簽以定，雖不能盡去其弊，較之從前，一人之授意，或略公矣。﹚
“金奔巴瓶”，即金瓶，是清高宗於乾隆五十七年﹙西元1792年﹚所賜。
瓶高34公分，以蓮瓣紋、如意紋與纏枝紋等圖案雕飾，外包五色錦緞織成的瓶衣。
瓶內插有簽筒，筒內放置五支如意頭象牙簽。
此瓶原供奉在宗喀巴﹙Tsongkhapa，生平1357-1419年﹚像前，兩年前已改放西藏博物館珍藏。﹙以上簽即籤，兩字常互見﹚
引用：http://tw.myblog.yahoo.com/jw!so3qZkWTExbaL_GEr7EePezdqA--/article?mid=4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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