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與魏晉南北朝文學的創新】
<P align=center><FONT color=#0000ff><FONT size=5><STRONG>【<FONT color=red>佛教與魏晉南北朝文學的創新</FONT>】</STRONG></FONT></P><P><STRONG></STRONG>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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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一個充滿活力的創新期，詩、賦、小說等體裁，在這一時期都出現了新的時代特點，並奠定了它們在此後的發展方向。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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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從思想文化的角度來看，魏晉南北朝文學出現的這些“新變”，與佛教在中土的傳播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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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在詩歌方面，首先，即使是玄言詩，所詠的玄理也不再是純“道家之言”，而是同時“會合了佛家之言而韻之”。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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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如東晉末期湛方生《神仙詩》雲：“吸風玄圃，飲霄丹霞。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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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宅室五嶽，賓友松喬”。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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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所言顯然是“列仙之趣”。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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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但他在此詩的《序》中卻說，他寫該詩的緣起為：“見一沙門，披法服獨在岩中，俄頃振裳揮錫，淩崖直上，排丹霄而輕舉，起九折而一指，既白雲之可乘，何帝鄉之足遠哉！”這說明，他的這首《神仙詩》已非純粹的玄學趣味，其主旨已是“佛道會合”。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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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又如謝靈運“欽鹿野之華苑，羨靈鷲之名山。企堅固之貞林，希菴羅之芳園。”（《山居賦》）也不僅是此前玄言詩的“道家之趣”，而是同時包含著佛教之理。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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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謝靈運的《臨終詩》末尾說：“送心正覺前，斯痛久已忍。唯願乘來生，怨親同心朕。”所詠正是佛理。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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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二是將玄言題材改為山水的題材。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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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所謂“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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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過去，學者多從玄學士人的生活方式和藝術描寫的規律方面探討這一變化的原因，而根本原因在於當時佛教思想界運用新興的“中觀”學說，闡明了長期困擾中國理論界的“有”與“無”、山水形跡與抽象本體的關系問題。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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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佛學理論告訴人們，道本是“非有非無，亦有亦無”的，“若語其筌寄，則道無不在”。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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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釋慧遠：《佛影銘序》）山水是“質有而趣靈”的（王微：《畫山水敘》），描山摹水本身就是體道致玄，當時詩歌山水題材的勃興也就是必然的了。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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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三是創作了大量以色情描寫為主要內容的宮體詩。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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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黑格爾《美學》第二卷曾說：古代印度，“描繪的最平凡的事情之一就是生殖”，“這些描寫簡直要攪亂我們的羞恥感……達到難以置信的程度”。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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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此時的中土漢譯佛典如《方廣大莊嚴經》、《六度集經》等，亦多此類描寫。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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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佛教文化的這種觀念，首先影響到一批佛教僧侶文人，他們開始創作一些內容淫豔的詩歌，如宋齊時期的釋惠休、釋道猷、釋寶月等人的詩作，《詩品》卷下評為“淫靡”。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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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故清初毛先舒《詩辨坻》有“六朝釋子多豔詞”之歎。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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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賦和小說同樣也在佛教的影響下開拓了內容和題材。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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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孫綽的《遊天臺山賦》、謝靈運的《山居賦》已在山水中加進了佛理，顯示出了新的趨勢；蕭子雲的《玄圃講賦》、王錫的《宿山寺賦》、蕭詧的《遊七山寺賦》等，更以佛教的法會佛寺遊處為題材，則完全是前所未有的。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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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魏晉南北朝的小說不僅怪異題材（即“志怪小說”）蔚為大宗，出現了《靈鬼志》、《光世音應驗記》、《冥祥記》等談佛之作，改變了漢代小說以神仙題材為主的傳統，而且這些小說的內容本身就有很多是來自於《雜譬喻經》、《百喻經》等佛教經典。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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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佛教給魏晉南北朝文學形式風格也帶來了創新。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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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中國小說原來的神仙故事，經過佛教的三世輪回學說的催化，遂成為專門“張皇鬼神”與軼事小說殊途的怪異小說。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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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與此同時，小說家們受佛教“譬喻經”故事的影響，把從前小說史傳體式基本上改造成分條記事或截取一人一事的橫截面作簡短速寫的“瑣言體”或“筆記體”。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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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所以季羨林先生說：“六朝時代有許多小說”，“印度氣息還十分濃厚”。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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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魏晉南北朝詩歌在形式風格受佛教影響而做出的創新更為引人注目，主要體現在它將當時音韻學上的最新成果運用於詩歌創作，“四聲”的發明乃受佛教影響的產物。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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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隨佛教傳入的天竺音韻學有元音、輔音及聲音長短清濁的不同，漢語聲韻中也有“聲勢”、“體韻”及平上去入的區別。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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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奉佛而又能文的沈約、謝脁等人便嘗試“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中，角徵不同。不可增減。”（《南史·陸厥傳》）這就是“世呼為永明體”的格律詩。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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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賦在形式上也向詩看齊或“詩化”，對偶工整、字句雕琢、音韻諧和，並最終在格律化的趨勢下完成了“律賦”體制的建構。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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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六朝賦篇末以詩為“亂辭”、賦中系詩及詩賦合一等形式特點上的創新，更多應是直接模擬佛經文體長行（散文）與偈頌（韻文）間行特點的產物。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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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隋唐的變文和俗賦則在此基礎上又有進一步的發展。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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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作者：高華平 。</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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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引用：</STRONG><A href="http://www.confucianism.com.cn/Show.asp?id=2070"><FONT color=#0000ff><STRONG><SPAN class=t_tag href="tag.php?name=http">http</SPAN>://www.confucianism.com.cn/Show.asp?id=2070</STRONG></FONT></A></P></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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