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添春】
<P align=center><STRONG><FONT size=5>【<FONT color=red>李添春</FONT>】</FONT></STRONG></P> <P><STRONG>(1898~1977)前總統李登輝在日治時期，原留學日本京都大學，戰後再轉學台大繼續課業。</STRONG></P><P><STRONG></STRONG> </P>
<P><STRONG>當時在台大農經系任教，並擔任李登輝畢業論文指導教授及媒人的，就是少年時曾當過｢和尚｣的李添春(1898-1977)。</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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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李添春可以說是日治時期最幸運的｢和尚｣了。</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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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因為他的一生，若非曾出家為僧，將不可能從失學少年，被保送日本深造，日後還成了台大教授。</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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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李添春是高雄美濃的客家人，從小家貧多病，幾度生命垂危，所以他的父親向觀音菩薩許願：若能治好病，將給菩薩當弟子。</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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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於是，病癒之後，他在父命之下，從吃早齋到吃長齋，乃至到基隆靈泉寺出家當沙彌(十五歲)，都和這一因緣有關。</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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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十八歲那年，李父過世，李添春返鄉為父超渡，卻在教一些年輕人誦經時，被他日後的妻子陳完妹在供桌下踩腳示愛而產生了情愫。</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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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但是他因家貧，無法成家，一度返俗，在酒店工作了兩個月。</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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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正好這時曹洞宗在台北市要成立第一所和尚學校，即｢台灣佛教中學林｣(日後的泰北中學)，所以他又被召回到學校念書，使一生完全改觀。</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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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李添春未完成小學教育即輟學，日語也初學即放棄。</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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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可是，他在靈泉寺的師父德融和尚(1884-1977)曾留日，語文佳，即在中學林任職，擔任學堅，所以在他師父的調教和幫忙之下，終於克服語文困難，成了中學林的第一屆畢業生，並有機會到日本繼續深造。</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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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李添春在日本曹洞宗辦的駒澤大學畢業後，將台灣的佛教學研究，帶入新的水準。</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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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曾受台灣總督府委託，主編過《南瀛佛教》，並寫了許多論文。</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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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李添春當時，還因其師德融和尚與日本官方交情很好，使他得以成為增田福太郎(1903-1982)來台，進行第二次全島宗教調查時的得力助手，並正式進入台北帝國大學任職；</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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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日治後期，他還一度追隨同校的奧田彧教授，到海南島作農業調查，撰有相關的調查報告書。</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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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所以，戰後不久，他即因此，而升為台大農經系的副教授和教授；</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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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而戰後在台大就讀農經系的李登輝，也因此成了他的授課學生。</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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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此外，李添春在曾在1925年時，因參與在日本召開「東亞佛教大會」，並替臺灣代表之一的許林，擔任現場發言的翻譯，而從許林處獲悉不少臺灣齋教的掌故和史料。</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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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於是，在其駒澤大學的畢業學位論文，即以〈臺灣在家三派之佛教〉為探討主題，並因而獲頒「永松獎」。</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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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此後，李添春又在1929年時，受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委託，進行台灣佛教調查，並撰有關於《本島佛教事情一斑》的日文手寫稿報告書多卷。</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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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因而，在戰後，此一珍貴的調查資料，更成為李添春擔任編纂官定版《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台北：台灣文獻委員會，1956)，有關台灣明清早期至日治時期台灣佛教史的主要內容，影響至為深遠。</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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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李添春的一生，和台灣佛教界、和台灣宗教史的研究有著緊密的關聯。</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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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STRONG> </P><strong>引用：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26340</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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