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百科全書●史學●日本之漢化】

楊籍富 發表於 2012-12-27 07:40:47

【中華百科全書●史學●日本之漢化】 此處之漢指中國，故漢化中國化或華化。
 
日本之漢化指日本在典章制度、學術思想、社會民俗等之中國化。
 
早於周秦之時，日本已通中國，「論衡儒增篇」、「山海經」之「海內北經條」均有記載。
 
及秦併天下後一年（西元前二二二年），始滅燕國，平定遼東。
 
大陸逃亡者，大批入長城以外之北朝鮮等地，掌握朝鮮的局面。
 
楚漢之爭及漢高祖與匈奴之戰，新的亡命集團，又湧入朝鮮半島，衛滿挾其高度文化，將箕準之朝鮮國擊潰，自立為國王。
 
前一○八年，漢武帝出兵朝鮮，討滅衛滿之孫右渠，在其地建立樂浪、玄菟、臨屯、真蕃四郡。
 
秦漢二代對朝鮮的勢力伸張，說明中國文化的東漸，此東漸的浪潮，必波及一水之隔的扶桑三島。
 
東漢光武帝曾賜「漢委奴國王」金印（見「後漢書」東夷傳）。
 
前一世紀左右，倭人尚停留在石器時代，及漢武征服朝鮮，倭人已進入鐵器時代，此說明中國戰國時代鐵器文化，由秦漢的移民經朝鮮半島帶入扶桑三島，使當時的倭人躍過青銅文化而直接進到鐵器文化。
 
此時，倭人雖處於彌生時期之部落型態，以粟和米為主要作物，從石器系統看，很顯然，皆以中國為其背景。
 
此日本早期的漢化。
 
倭與中國之交通盛自魏代，魏曾賜倭「親魏倭王」印（見「宣和集古印史」）。
 
此時約當倭之大和朝廷，武功頗盛，其勢力自北朝鮮伸展至南朝鮮，但於西元三九一及三九九年二度為高句麗所敗（廣開土王碑記其事），使大和朝廷發生危機，遂向中國尋求政治支持，與東晉、劉宋、南齊、梁諸王朝來往，建立君臣之外交關係，「宋書」倭國傳有「倭五王」之記載，是這一段史實。
 
此時在文化史上為古墳時代，自古墳中出土之文物研究，知其最大特徵為馬術的運用，此說明五胡亂華以後，一部分受中原文化薰陶的北方民族，於佔領朝鮮加以支配後，又以南朝鮮為跳板，進入三島，征服了以吳越系先民為中心的彌生文化農耕民族。
 
成立征服王朝－大和朝廷。
 
此亦為日本以大陸為背景形成天皇制國家的時期。
 
在與中國不斷地交往中，儒道及佛教思想亦源源輸入。
 
六○三年，聖德太子新政中有「十二階冠位」、「十七條憲法」，以及編修國史、採用曆法等，成為大化革新的原動力。
 
及至七世紀中葉的大化革新，其改革之目標為重整皇威及中央權力，內容為公地公民、中央集權、班田收受及租庸調法，一切措施均效唐制，故亦云唐化運動。
 
大化二年（六四八）八月頒詔改革（「日本書紀」卷二五），設百官、定位階、造戶籍、行田賦，為初期仿唐制而定之律令。
 
此後復經四度修訂（近江令、淨御原令、大寶律令、養老律令），乃益臻完備。
 
「養老令」之官制為二官、八省、一臺、五衙府及國郡（地方）之編制，參照唐之三省、六部、九寺、五監、御史臺、十六衛府，及州縣之制而加以斟酌損益者。
 
其餘戶婚律、斷獄律、戶令、田令、賦役令(見「令義解」及「律逸文」)等亦莫不唐化。
 
此日本漢化之高潮時代，亦使日本自部落型態進化到國家型態。
 
自七世紀中葉（六三○）至九世紀末葉（八九四），二百六十四年間，正當中國的盛世－唐代。
 
先後派遣唐使十九次，皆有留學生、學問僧隨行，其中又以歸化漢人居重要地位，他們精通漢學及唐之國情，留唐一年左右，亦有數年乃至數十年者，大都居留長安，或從事外交活動，與唐修好，或專事攝取唐之文化，諸如典章制度、佛法儒術、美術工藝、詩歌文學，無不吸收，學成返日。
 
日本史上奈良時代之天平文化，這一批遣唐使及留學生所締造。
 
天平文化的內容有文字（假名）的創造、佛教的興盛、儒學之發達、史書之創作、文學之蓬勃等，使日本一躍而進入當時的精神開發國家。
 
史書方面如「古事記」、「日本書紀」；
 
文學著作有「懷風藻」、「萬葉集」；
 
建築有東大寺、法隆寺等均此時之產物。
 
當時之學問乃指中國之漢文學與儒學，其教育制度皆倣唐制，京師設大學，地方設國學，有明經、書、算三科。
 
教科書有大中小三經，大經為「禮記」、「春秋左氏傳」；
 
中經為「毛詩」、「周禮」、「儀禮」；
 
小經為「周易」、「尚書」、「論語」；
 
此外，尚有「文選」、「爾雅」、「三史」等書為選讀參考之用。
 
佛教方面有入唐僧智藏、道慈傳三論宗，道昭、智通、智遠、智鸞、智雄、智鳳、玄昉等傳法相宗，中以道慈建議仿唐制建立國分寺，講述「金光經」、「勝王經」，貢獻尤大。
 
所謂南都七大寺六大宗之發展，皆彼等之力。
 
在政治制度（官制、民政、司法）、軍事制度，以及其他學術（醫、曆、書法、音樂、繪畫）等，莫不在此奠下基礎。
 
至以「日本」二字為國號，亦於此時，「新唐書」日本傳所謂：「國近日所出，以為名。」
 
「舊唐書」云：「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為名。」
 
故日本二字乃純漢化之名。
 
又在民俗方面，如祭典中的大嘗祭、祈年祭、干支之使用、雅樂、能樂、歌舞伎、文樂座、打球（馬上打球）、元日朝賀之儀、上元踏歌，獻卯杖、釋奠、曲水之宴（今日變為「雛供」）、佛生會（浴佛節）、端午、七夕（棚機祭）、盂蘭盆（七月十五）、重陽、冬至、追儺（除夕夜祭）等，皆傳自中國，流傳至今。
 
延曆十三年（七九四），遷都平安京（京都），至建久三年（一一九二）源賴朝建立鎌倉幕府為止，約四百年，為日本史上之平安時代。
 
平安中期以前之文化，唐風仍盛，漢文學發達，如「弘仁格式」、「令義解」（以上為律令）、「凌雲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以上為漢詩）、「新撰姓氏錄」、「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日本文德天皇實錄」、「日本三代實錄」（以上為史書），以及「文鏡祕府論」、「字鏡」、「倭名類聚抄」、「祕府略」等類書，皆漢文之著作。
 
此時，日本國內之漢籍總數達一千五百七十九部、一萬六千卷（據藤原佐世「日本國現在書目錄」）。
 
佛教方面除上述六宗外，復有天臺、真言。
 
此二宗在中國興隆之後傳入日本，前者為鑑真弟子法進創於日本，入唐僧最澄奠其基礎；
 
後者為道慈始傳於日本，入唐僧空海擴展之，唐僧鑑真則首傳律宗。
 
至教育制度方面，則多因襲奈良時代之舊，但分科較細，增明法、文章、紀傳三道，合前共為六道。
 
此外，美術、建築、雕刻、書道皆屬唐之式樣。
 
平安中期，日本式之「國風文化」興起，作品中甚多以假名文字撰寫，漢文勢衰，此一方面固由於宇多天皇寬平六年（八九四）從菅原道真之議，廢止遣唐使之結果，一方面乃由於日本攝取中國文化之真髓後，至此已開花結果，故而提倡「和魂漢才」，重新認識日本固有文化，冀從漢學之文明中獨立出來。
 
事實上，此種新文化仍以漢字為骨幹，以中國文明為基礎。
 
易言之，所謂「國風文化」，乃在唐風文化之孕育中所產生。
 
鎌倉時代（一一九二～一三三三），正當中國宋元之際，此一時期日本之漢化最著者當推宋學與禪宗。
 
宋學於平安末鎌倉初輸日，入宋僧泉涌寺俊自宋攜回漢籍二千餘卷（見「泉涌寺不可棄法師傳」），為日本宋學發展之功臣。
 
其後有圓爾，亦自宋攜回大量漢籍。
 
「晦庵大學」及「中庸或問」等三百二十九部，見東樂寺常樂庵藏「普門院經論章疏語錄儒書等目錄」。
 
俊曾為左大臣德大寺公講經史，圓爾為後嵯峨天皇講「宗鏡錄」，又為北條時賴講「大明錄」，這些書與「貞觀政要」、「帝範」、「本朝末談之義」等乃風靡一時。
 
法忍淨業攜回「大藏經」。
 
此外，禪僧榮西攜回「天臺新章疏」三十餘部。
 
榮西所攜之茶種，對日人生活習俗影響甚大，喫茶之風與茶道由此漸盛。
 
至於禪宗則甚受鎌倉武士所歡迎，北條時賴以下皈依者甚夥。
 
時賴召道元、道隆發展禪宗，並在鎌倉築建長寺。
 
不過，鎌倉時代之漢文學趨於式微，僅入宋求道之僧侶有漢文、漢詩之作。
 
此時之美術工藝在宋代風氣影響下，形成一新氣象，如建築上之「天竺樣」、「唐樣」（禪宗式樣）；
 
雕刻上之玉眼技術；
 
繪畫上之「東寺十二天圖屏風」、肖像畫，皆深受宋畫影響。
 
鎌倉中期，元世祖曾二度遠征日本，此文永之役（一二七四）與弘安之役（一二七九）。
 
戰後，二國交惡，但商船及僧侶之往來依然不絕，故文化交流之事蹟仍有可道。
 
元僧一山一寧、清拙正澄、明極楚俊、竺僊梵仙、道隆、普寧、正念、祖元等相繼渡日，對當時鎌倉（武家）及京都（公家）二地之禪宗與儒學之推展，影響至鉅。
 
所謂禪林儒學指這一批禪僧的儒學研究而言。
 
其對武士之精神禮法，影響亦大，爾後之「五山文學」亦奠基於此。
 
至入元僧大都為禪僧，他們攜日之經籍不多，僅有福州版「大藏經」（安公攜返），其餘類皆中國名僧語錄及詩文集。
 
又日僧入元之時常攜其先師之語錄、詩文集等訪元之名匠求序跋，或請作行狀塔銘，此對日本五山開版事業之發展流布，及五山文學之興隆大有影響。
 
入元僧又多特求中國名僧之法語偈頌而歸，揭於禪室之壁間，以為修禪之機緣，開後世日本人在廳堂掛書畫之風，且養成日人喜愛中國人墨蹟及筆法。
 
此外，入元僧常攜其先師之頂相（肖像）以求贊，使鎌倉時代之肖像畫盛行。
 
彼等返日時，又攜回各種佛畫及宋元名畫，對日本繪畫之發達，頗足注目。
 
入元僧在元時日頗久，對中國之風趣隨意領略吸收，故於日本文化各方面皆有影響。
 
除上述者外，尚有中國文學、書法，及五山十剎之寺院制度、中國式茶會等，皆傳自中國。
 
室町時代（一三三三～一六二三），時當中國元滅明興。
 
足利氏當政，重視與明之貿易利益，故以通商為主，所謂「堪合貿易」。
 
明惠帝所頒贈日本國書中稱足利義滿為「爾日本國王源道義」（見「善鄰國寶記」），以屬國視之。
 
及明成祖位，義滿復上國書，自稱「日本國王臣源」（見同上及「吉田家日次記」應永十年二月十九日條）。
 
足利義持將軍位，以為義滿有損國體，乃與明絕交。
 
此時，後醍醐天皇圖振朝綱，召玄惠講「資治通鑑」，而有北親房的「神皇正統論」之作。
 
此書集神、儒、道、釋各宗之說而成，神道從此而盛。
 
朱子學之大義名分，日後亦成為思想教育之主要項目。
 
室町時代先後遣明使節凡二十次（見「明史」卷一五五及「中日交通史」），遣明使除負外交任務外，並監督貿易及交涉貿易品價格。
 
日本輸明商品以銅、硫磺、刀劍、扇、漆為大宗，自明輸入以銅錢為主，另有生絲及絲織品，而明幣之輸日，對室町幕府財政之困難，大有助益。
 
遣明使等一班人員返日，齎回書籍甚多，予日本之詩文、儒學以清新之刺激。
 
又入明僧亦效入元僧之遺風，請作頂相贊、塔銘、行狀、序跋，攜回者甚多，室町五山文學之能異於平安時代之漢文學，與江戶時代之儒學，脫去「和臭」（日本氣味）而為純粹之中國文學，其理在此。
 
在五山學風薰陶之下，名僧學者輩出，如虎關師鍊(著「元亨釋書」、「濟北集」)、雪村友梅（著「岷峨集」及「雪村語錄」）、中岩圓月（著「東海一漚集」）、夢窗石（對教育佛教有貢獻）、義堂周信（著「空華日工集」）、絕海中津（著「蕉堅稿」）等，均一時俊彥，對日本中世文運居重要地位，可說是中世文明與近世文明的橋梁。
 
至渡日明人中多偽高僧，學德兼備，對促進當時之詩文學問，乃至佛學、雕版事業等多有貢獻，如喜江、仲猷祖闡、無逸克勤之於詩文、陳盈千等之於雕版，皆顯著之例。
 
此時盛行之「能」（一種以謠曲及古樂配合的假面戲），乃傳自律令時代的「散樂」；
 
以滑稽、諷刺、幻術為主之藝能，傳自唐代，為中國古代宮廷或寺廟祭典後之餘興節目，至鎌倉時代加入歌舞，稱「猿樂」或「申樂」。
 
江戶時代（一五七三～一八六七），時當明末至清穆宗同治間，在此約三個世紀中，除織田信長及豐臣秀吉時期外，自德川家康始行鎖國，但明清之商船仍來往頻繁，且長崎唐三寺（興福寺、福濟寺、崇福寺）歷來皆迎中國僧人住持，故中國僧侶之渡日者不絕，但多屬唐三寺之凡僧，對於文化無多大影響。
 
其間有隱元道崎創日木黃檗宗，木菴性？
 
繼隱元之法席，為黃檗宗二世，為貢獻較大者。
 
其他如建築、雕刻、書法、繪畫、刻印、醫學、音樂、唐音乃至唐式點心、豆腐、饅頭等各種明清風味之烹飪，皆於此時大量流布。
 
影響最大者厥為朱舜水對日本人心及精神文化之貢獻，水戶學風、修史事業、孔廟興建等皆舜水之功；
 
木下順菴、林鳳崗、山麓素行等儒者之出，亦受舜水之感化。
 
此外尚有陳元贇之於日本性靈派詩風，以及伊孚九之南宗山水畫、沈南蘋之花鳥寫生畫、俞立德之書法、王寧宇、陸文齋之醫術等，皆對當時之影響甚大。
 
此外，這一時代盛行的「歌舞」乃是中國江南一帶行之已久的，子灘簧與中國古代舞樂乃元曲的混合物。
 
日本自應神天皇十五年（二八四）正式以朝廷輸入儒學後，儒學由貴族而武士，由武士而平民，漸次普遍發展。
 
江戶時代為平民文化極盛之時代，在平民文化之發展中，儒學是主流，其在前期有藤原惺窩、林羅山、山崎周齋等所代表之程朱學派，中江藤樹、熊澤蕃山等所代表之陽明學派，山鹿素行、伊藤仁齋所代表之古學派。
 
慶長元祿間（一五九六～一七○三），各派又有分枝，程朱學有桂庵所創之薩南派、南村梅軒之南學派；
 
陽明學有中江藤樹所創之江西學派；
 
古學派有山鹿素行所創之山鹿派，及伊藤仁齋為首之堀河派，荻生徂徠所創之護園派。
 
元祿享保間（一七○三～一七三五），實行文治政治，儒學最盛，林鳳岡、新井白井、荻生徂徠、室鳩巢等儒者政治家輩出，貝原益軒、伊藤仁齋推行教化，深入民間。
 
其在後期，因受洋學之刺激，儒學因而產生獨立思想，除程朱、陽明及古學派外，又有折衷、考證、獨立水戶及國學諸派興起。
 
此等學派或為純正之儒學，或受儒家思想及釋道思想之薰陶而起，要皆與中國學術思想有關。
 
就中朱子學且為德川幕府之官學，幕府曾設昌平黌，培養朱子學的政治人才。
 
朱學為政治及社會倫理之理論根基，幕藩體制之秩序賴此維持，尤以朱子學所闡發之修齊治平、大義名分、華夷內外之說，更作為當時武士階級之思想教育，其影響直至今日。
 
自明治至昭和（一八六八～一九八○），在日本史上屬近代及現代，正當滿清末葉及民國時代。
 
此一時代中日兩國在文化上之共同特徵為受西方文化的衝擊，以及兩國文化之相互影響，甚至日本文化之倒流中國。
 
不過，在維新西化聲中，日本仍以中國文化為其動力，其政治目標為復古主義(王政復古)，復古之精神力量乃蓄積於上述江戶時代之尊皇思想，尊皇思想淵源之一為儒家之春秋學、朱子學，維新運動之成功又賴陽明學「行」的工夫。
 
復次，明治以降至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以前之中心教育思想亦本於儒家思想。
 
這一段時間，日本在表面上雖是西化運動，骨子裏仍未脫漢家文化的影響，就連「明治」、「維新」、「昭和」等名辭，也是出自「易經」：「聖人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
 
「詩經」：「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以及「書經」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可見這批主張維新改革，高唱文明開化的洋學學者，多受過中國文化的陶鑄，他們是以儒家的立場與理念去吸收西洋文化。
 
不過，由於這一大變革，日本人的世界觀完全轉變，西洋文化已整個取代了佔據一千數百年日本思想文化的中國文化。
 
故自中日甲午戰爭以來，日本的知識階級，他們之中很多都受過「華學」（中國學問）的教養，且對中國學問亦有興趣。
 
如漢詩在明治年間仍盛，有所謂枕（大治枕山）、湖（小野湖山）、春（森春濤），及十二宗（小野湖山、森懷南、野口寧齋、江馬天江、依田學海、國分青、秋月天放、本田種竹、杉浦海潭。
 
永石埭、岩川裳川、福原岡峰），又如文章方面有重野成齋、川田甕江、中村敬宇、三島中洲，皆出身幕末昌平黌，又藤野海南、龜谷省軒等之長於桐城派文章；
 
依田學海之模仿清初侯方域文章，但他們是站在日本人立場對中國作學術性研究，不似飛鳥、奈良時代之全盤接受，更非平安、江戶時代以中國學術思想為主流，故不能以「漢化」視之。
 
（蘇振申）
 引用：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9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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