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百科全書●哲學●人治與法治】
<P align=center><STRONG><FONT size=5>【<FONT color=red>中華百科全書●哲學●人治與法治</FONT>】</FONT></STRONG></P> <P><STRONG>人治與法治的問題，是就治國之道的依據，到底是應當定在人，還是定在法之上的爭論。</STRONG></P><P><STRONG></STRONG> </P>
<P><STRONG>人治是治於人之謂，法治是治於法之謂。</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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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主張治道應當定在人的主體生命上的，就是所謂的人治；</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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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主張治道應當定在法的客觀制度上的，就是所謂的法治。</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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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大體說來，儒家主張人治，法家主張法治。</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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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是以人治與法治之爭，等於是儒法之爭，代表兩家政治哲學的不同立場。</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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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此一問題，由論語孔子的一段話，首開其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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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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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這一段話，是孔子對周文治道的反省批判。</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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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周文治道，由宗法社會的親親，去撐開封建政治的尊尊，名分權位的尊卑貴賤，概由血緣的親疏遠近而定，親近者尊貴，而疏遠者卑賤。</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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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王室貴族的生活常軌，是在詩書禮樂的教化規範中，而庶人賤民的起居作息，則在政令刑施的強制統治中，是為階級分治的不平等。</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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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就是治於人的人治；</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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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就是治於法的法治。</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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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德化禮教由主體的人格而發，政令刑施由客觀的法制而定。</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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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故人治與法治之爭，實則是德治與法治之爭，或禮治與法治之爭。</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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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孔子生當周文崩壞之際，一方面固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的價值認同；</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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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一方面又興發「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的根源反省。</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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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孔子同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德化禮教之文，卻不滿「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不公正不平等，故一者為流於形式的周文禮樂，找到人心之仁的實質精神，二者又以人心之仁的普遍根基，為人的道德生命，開發了它的活水源頭。</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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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人人有仁心，人人皆尊貴，是尊貴不在王室血統，而在每一個人隨時都會有不安的價值自覺。</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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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孔子證立了人人皆尊貴的人性真實，故德化禮教，不該是王室貴族的專利特權而應普及於全民。</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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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其次，政令刑施與德化禮教，雖同樣的可以獲致治理齊平的實效，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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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問題是，治平由政令刑施的威逼而得，是天下人民僅求茍免於刑罰，而根本缺乏內在自發的羞恥心，此在價值上陷於消極被動而不能穩立，不若德化禮教，開發人的道德理性，治平由自覺修養而有，是價值上主動積極的創造實現。</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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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故從發生（歷史）意義上說，孔子德化禮教的主張，本是反對周文「禮不下庶人」的階級歧視；</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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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從本質意義上說，則是開發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尊嚴。</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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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有禮之文，有德之質，才能教化文質彬彬的生命人格，有禮之道，故德之本，才能開展本立而道生的人文世界。</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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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此後，孟子順承孔子之仁而主性善說，並倡言「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此中，善就是孔子所說的德，法就走孔子所說的禮，禮之本在德，而法之本在善，雖取善德與禮法兼重之說，仍是治於人，而非治於法。</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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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苟子主性惡說，不從主體生命的仁心善性，去尋求平治天下的根基，轉而依附到客觀的文化傳統上，去求得道貫百代，且足以體常盡變的治道依據。</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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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禮是「法之大分，類之綱紀」，是歷史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一切法理的最後根據，「禮義生而制法度」似乎已把治道定在客觀的禮法上，然「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故根源仍在聖人化性的德行與偽起的心知上。</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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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再說「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法僅是「治之端」，君子才是「法之原」，故宣稱「有治人，無治法」。</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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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由上述言之，孔孟荀儒家，從未排斥法治，僅強調人治的德化禮教，比諸法治的政令刑施，更為根本而已！</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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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此孔子云：「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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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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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禮樂興，教化行，是刑罰中的先在條件，否則不教而殺，無異是陷民於罪。</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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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相對於儒家而言，法家是任法不任人。</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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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儒家一者繼承三代以來的文化傳統，二者又接受周文由親親開尊尊的進路，此為法家所堅決反對。</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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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法家的立場一者是變古以圖強，此商君書云：「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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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韓非子云：「是以聖人不期循古，不法常行，論世之事，因為之備。」</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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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二者又反對親親之說，商君書云：「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眾而以別險為務，故民亂。」</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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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法家尊君而任法，因為人有心有知，有人情有偏私，不能成為治道的客觀定準，法無心無知，無私無偏，即使有不完善的可能，然「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人治無法，必親親阿貴，不如法的公正無私。</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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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依韓非子的反省，在政治圈中，權力欲與名利心的誘引。</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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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必打亂了父子之親，若臣之義，與夫婦之情，故親情道義皆不足恃，轉而把政治的根基，建立在人人自為的利害關係上。</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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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以賞罰治國，才足以勸善禁暴，有必然性的保障。</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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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賞罰的依據在法，人人在法律的面前一概平等，故云：「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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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就是人主，也當「守法責成以立功」，此顯示法家反對周文「刑不上大夫」的不平等，而要「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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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儒家德化禮教的人治，是應然的價值理想，法家政令刑施的法治，是實然的規畫構作。</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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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故禮法兼重，刑教相輔，一直是中國歷代治道的共同精神。</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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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王邦雄）</STRONG></P>
<P><STRONG></STRONG> </P>引用：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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